荆山客

　　钱锺书先生是大学者，博古通今，融贯中西，改革开放之后被学界誉为“文化昆仑”。但他的学术代表作《谈艺录》等，或者文学代表作如散文集《写在人生边上》、短篇小说集《人·兽·鬼》、长篇小说《围城》，其实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完成的，那时的影响还仅限于学界或孤岛上海的读者。之后他几乎销声匿迹，行事低调。他的重新被重视，应该说得益于改革开放，得益于旅美华裔学者夏志清教授。

　　夏志清在其学术著作《中国现代小说史》第16章里专论钱锺书，对他的散文和小说评价甚高：“《围城》尤其比任何中国古典讽刺小说优秀。由于他对当时中国风情的有趣写照，它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对未来时代的中国读者，这将是民国时代的小说中最受他们喜爱的作品。”读者的眼睛是雪亮的，果不其然，改革开放之后那些过去湮没无闻的作家如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有关他们的文学热一浪高过一浪，直到现在不见退潮。

　　有一个时期，由于杂文家舒展先生的推动，国内还掀起一阵“钱学热”。与此同时，国内外对钱先生文学作品的研究也全面铺展开来，影响最大的，在我有限的视野看来当属柯灵先生的《钱锺书创作浅尝》。他说：“锺书创作的基调是讽刺。社会、人生、心理、道德的病态，都逃不出他敏锐的观察力。他那枝魔杖般的笔，又犀利，又机智，又俏皮，汩汩地流泻出无穷无尽的笑料和幽默。皮里阳秋，包藏着可悲可恨可鄙的内核，冷中有热，热中有冷，喜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嬉笑怒骂，‘道是无情却有情。”喜剧性和悲剧性难分难解，正和夏教授的“喜剧气氛和悲剧意识”的判断英雄所见略同。而这可悲的“内核”之一，就是钱先生浓墨重彩地塑造了《围城》里那个本事不大又脾气不小的方鸿渐。

　　4年前我写过一篇短文《说<围城>》，其中一段写道：“《围城》里方鸿渐这个人物的典型意义其实不亚于鲁迅笔下的阿Q。或者说阿Q身上有一种普遍的涵盖各阶层的劣质国民性，而方鸿渐身上除了具有阿Q的毛病之外，还有知识分子特有的劣质国民性。他有点游戏人生、玩世不恭、不谙世故又怯懦无能。在学业上不思精进，留学国外，四年换了三所大学，‘胡乱读了几门功课，全无心得，临了迫于压力只好花钱买了一张假文凭。在爱情婚姻上，他对女人一窍不通，被泡他的鲍小姐耍，被他爱的唐小姐甩，被爱他的苏小姐算计，被他不爱的孙小姐诱骗。在职场事业上，他毫无锐气锋芒，虽心存一点正义，却没有攻防之力。赵辛楣忽悠他，陆子潇诬陷他，韩学愈排挤他，高松年压制他，纠结抑郁，苦闷彷徨，冲不出婚姻的围城，也搞不定职场的城堡，用小说里赵辛楣的话说是‘你不讨厌，但全无用处。”

　　方鸿渐是可悲的。其可悲之处在于，他初始的运气本来不错，靠着乡绅祖上的小康家底和在上海开私家银行的空头丈人支持得以出国留学。如果能好好做学问，回国不回国对他来说工作都不会有问题。可这一步他自己把自己生生耽误了。“海归”的邮轮上，正是1937年的7月，天气炎热得要死，大家议论说是“兵戈之象”，其时正逢国内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以后他经历了和唐晓芙的失恋痛苦，颠沛流离到“三闾大学”的求职艰辛，不到一年又被解聘的郁闷和屈辱，回上海途中十分勉强地跟孙柔嘉结婚，最后又无奈分手……造成他的“脾气不小”，依我看都是残酷战争环境下生存艰难的逼迫，方鸿渐实在是堪可同情的。至于“本事不大”，此乃最普通的人性，跟和平或战争的环境无关。因为这世上精英总是少数，熙熙攘攘为衣食奔波的满街都是平常百姓。本事小，脾气就应该小，这逻辑可以看作是方鸿渐那个刁钻的姑丈母娘拿着不是当理说，当不得真。尽管如今也有很多年轻女子常责怪自己丈夫“本事不大，脾气不小”，动辄在朋友圈发发牢骚，我总是哂然一笑又不以为然：您本事大又何苦嫁个本事小的呢？就像陈道明所说：“我不会做饭，但我有权利说你做的饭不好吃。”

　　在《说<围城>》一文的结尾我写道：“若说写出了‘普遍的人性，《围城》也是高格，因为以小说中的群像观照当下，现实里我们已经找不到宝玉和黛玉，而在婚姻和职场的围城里进进出出的，却有数不清的方鸿渐。”感谢钱先生80年前就给我们画了像，方鸿渐的身上有无您的影子我不知道，但我感觉有自己的影子。虽然80年过去了，可“本事不大，脾气不小”的芸芸众生在婚姻和职场的“围城”里仍然义无反顾地進进出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