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 渊

　　

　　清华老校长梅贻琦生前曾告戒黉门学子：（你们）“要有勇气去做一个平凡的人,不要去追求轰轰烈烈。”这样的话语,现在几乎已经没有人会这样说了,我们的时代似乎也已经抛弃了这样的说法。人生能有几回搏？！在这样的语境下,我们的孩子从学龄起就被熏陶“不能输在起跑线上”,提倡“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人生就是要追求“轰轰烈烈”。以至使一些人还来不及去享受人生的乐趣就走向了生命的终点。

　　如今,我们的人无不以追求“轰轰烈烈”为能事：参赛要争“第一”,开个会也要争“风光”,最好我们事事处处都比别人领先；乃至家庭、个人也要“出人头地”,令人刮目相看。为达此目标,大家都争先恐后,各显身手。然而宽容、礼让、平凡却离我们渐去渐远,成为陌生。此现象的背后大多有功利的影子,然而往往又戴着“崇高”的面具。没有落马之前的贪官们经常在媒体上提倡廉洁奉公的道德风尚,但他们却又常常不身体力行。时至今日,官员违反“八项规定”,翻身落马的报道仍频有所闻。诚信的缺失,与倡导者自己不以身作则,上行下效有很大的关系。

　　梅贻琦掌舵清华17年(1931—1948),堪称功德无量,深受师生们的拥戴。历来清华校长不好当,在梅贻琦当校长之前,已有好几位校长被学生赶下了台,但自梅贻琦掌舵以后,清华却再也没发生学生驱赶校长的事。梅贻琦主张“行胜于言”,又说“为政不在言多”。他的“慢、稳、刚、平”在清华是出了名的。陈寅恪对他的评价是：“假使一个政府的法令,可以像梅先生说话那样严谨、那样少,那么这个政府就是最理想的。”学者、外交家叶公超则说：“他用不着去刻意宣传什么大我小我,他好像生来就不重视‘我’。”同仁们则说：“最令人想念他的就是他的真诚。”对他这样高的评价,与他的做人做事以身作则、公平公正不无关系。

　　在清华,校长可以享有公车,但他宁愿步行；校长出差按规定可以乘坐飞机,但他却宁愿搭乘邮车,其目的无非是要为公家省些钱。抗战时期,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并成立“西南联大”迁往内地。云南省主席龙云的女儿龙国碧想进清华附中读书,结果却未能如愿。龙云心里不爽,因为他对战时的“西南联大”多有资助。但后来当他打听到梅贻琦的女儿梅祖芬也未被录取时,他不但怨气全消,还深怀敬意。有这样的人去管理学校,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梅贻琦当校长时曾规定,清华教授的收入是三百至四百,最高的可达五百元，但梅贻琦自己却只拿三百元。他不是没资格,也不是家境富裕，而是为了要服众。其实那时他的经济负担很重,既要赡养父母,还要资助三个弟弟上学,以至个人的婚姻直拖到30岁时才与韩咏华女士成婚。他是1909年清华首批庚子赔款留美高才生,曾两度赴美,先后获得美国东部吴士托工业学院工学学士学位和芝加哥大学机械工程学硕士学位。谁都知道,那时清华教授队伍中人才济济,相互之间并不买账,但唯独对梅校长,他们却是例外。

　　其实,平平淡淡、实实在在去做人做事,不求“轰轰烈烈”，俏也不争春,努力去做一个对国家、对社会、对他人有益的人,是人生最大的功课。我们有些人现在缺的正是这门功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