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宇明

　　凡成大事者，必有异于常人之处，曾国藩自然也不例外。不说别的，就是一生所下的自省功夫，曾国藩就超出了同时代与后来的许多人。曾国藩的自省既见于家书，更见之于日记。

　　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四，时任翰林院检讨的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黎月乔前辈来，示以近作诗。赞叹有不由中语，谈诗妄作深语。己所不逮者万万。”看了熟人写的诗，明知道不怎么样，却违心吹捧，还要故作高深，曾国藩觉得自己太装。初九日，曾国藩在日记中批评自己待朋友郑小珊态度不好，原文是：“小珊前与予有隙，细思皆我之不是。苟我素以忠信待人，何至人不见信？苟我素能礼人以敬，何至人有慢言？且即令人有不是，何至肆口谩骂，仇戾不顾，几于忘身及亲若此！”这里需稍稍说明一下，曾国藩与郑小珊是同乡，又均为京官，郑精通医术，多次为曾家人看病，彼此来往十分密切。只是因为一件小事，两人发生口角。后来，曾国藩主动认错，两人和好。上述日记就是针对这件事写的。初十日，曾国藩在日记里批评自己的好利之心：“座间闻人得别敬，心为之动。昨夜梦人得利，甚觉艳羡，醒后痛自惩责，谓好利之心至形诸梦寐，何以卑鄙若此！”道光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七日，曾国藩在日记里痛斥自己见了美女心里痒痒的：“同见海秋两姬人，谐谑为虐，绝无闲检，放荡至此，与禽兽何异！”可以说，曾国藩的自省是全方位的。

　　然而，曾国藩有一点更为一般人不及，那就是他不怕露丑，为了人格完美，自觉引进“外援”。

　　曾国藩的“外援”之一是圣人。道光二十二年十月初五，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早起，高诵养气章，似有所会，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皆有孟夫子在前，须臾不离，或到死之日可以仰希于万一。”意思是自己要向孟子学习，长养浩然之气，做一个正直、善良、于国家有贡献的好人。

　　曾国藩的“外援”之二是朋友、亲人。赴京城做官之后，在唐鉴的引荐下，曾国藩认识了理学家倭仁。某次，曾国藩拜访了他，倭仁给曾国藩提了两条意见，一是学会“研几”，就是要看重细节；二是要写日课，即每天要做些自己认为必须做的事，坚持不懈。这两条意见对曾国藩一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陈岱云与曾国藩是同科进士，又是非常好的朋友，曾国藩希望其指出自己的缺点。陈岱云说：第一要戒“慢”，说曾国藩无处不有怠慢之气。又说曾国藩与朋友常常对立得很厉害，“随处不留分寸，卒至小者龃龉，大者凶隙，不可不慎”。又说曾国藩处事不患不精明，而是太刻薄，须步步留心。曾国藩评价说：“此三言者皆药石也。”

　　道光二十三年二月十二日，邵蕙西在头天晚上看到西南方有苍白气，广如一匹布，长数十丈，斜指天狼星，不知主何祥，清早来找曾国藩，想好好探讨一番。聊完天，曾国藩留他吃早饭。或许是觉得两人关系很铁吧，邵蕙西直言不讳地谈了自己对曾国藩的几点看法：“一曰慢，交友不能久而敬之也；二曰自是，谓看诗文多持己见也；三曰伪，谓对人能作几副面孔也。”邵蕙西的批评是很有辣度的，等于说老曾有人品上的缺点了。但老曾就是老曾，在日记中如实记录此事后，他这样感叹：“直哉，吾友！吾日蹈大恶而不知矣！”用今天的话翻译就是，直爽啊，我的朋友，我每天都在干大恶之事而自己不清楚啊！正面肯定了朋友的批评。

　　曾国藩在修身时如此看重“外援”，原因有两个：其一，人本质上总有几分自恋，盲目相信自己的视野、思想、决断，所谓“当局者迷，旁观者清”，“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这个意思。有了“外援”，我们也就有了向自我开刀的勇气。其二，每个人的出身、经历、所受教育相异，对同一事物的看法也各各有别。有的事你做了之后自己可能没觉得有什么不妥，别人却认为特别碍眼，“外援”直言相告，我们也就能更客观地省察自己。

　　任何人都不能替代我们的生活、包办我们肩头承受的责任，一个人的修身主要靠自省，然而，如果自省时及时引入“外援”，我們的反思一定会更彻底、更深入，人格也更容易变得完美。曾国藩在做人、处事、家教上的巨大成功，已为我们提供了最好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