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俊良

　　主张于“无字句处”体悟“文章之妙”的金圣叹，对“白粉”遍地，拥趸者众的大诗人白居易，一句“乐天诗，都作坊厢印板贴语耳”，打入“以塞人问”无聊境地。按金圣叹之说，白居易不会有“白粉”追随，更不会有“为伊消得人憔悴”的“红粉”热捧！

　　然而，事实却让金圣叹大跌眼镜。在唐朝，崇拜白居易诗歌的“白粉”，与烟花巷陌靠“朱唇”追捧白居易诗作之“红粉”，究竟热到什么程度？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回答最具权威性。他说，白居易诗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墻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白粉”范围之广、层次之深、程度之高、人员之众，几乎都称得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以至于，出现了“缮写模勒，炫卖于市井中，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的场面。

　　按现在的理解，“粉丝”多则知名度高。但唐朝那时候，没“网络”，更没“自媒体”，“粉丝”是通过什么渠道，读到白居易诗歌，成为“粉丝”的呢？简言之，渠道有三：一是亲朋好友间的唱和，史称“书”或“简”。《诗林广记》说，“元微之守会稽，白乐天牧苏台，置驿递诗，往来谓之诗简”；二是将诗作书于公共场合墙壁之上，供往来者驻足以观；三是由歌妓于市井酒肆、茶馆、烟花巷陌“歌之于朱唇”，传之于世。即使这样，“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通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

　　更有甚者，市场上竟有“以诗易物”现象。胡震享在《唐音癸签》中，引唐《丰年录》一书，说“开成中，物价至贱。村路卖鱼肉者，俗人买以胡绡半尺，士大夫买以乐天诗”。这样的场面，足令白居易瞠目。接下来的一幕，更让他的嘴无法合拢。之前，只是听朋友介绍，说在都城长安，礼部、吏部遴选人才，把白居易诗文，已列入了国家公务员的必考范围，他还不敢相信。等到长安一看，连权贵家招侍寝倡妓，他的诗文都成了加分理由。用娼妓话说：“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妓哉？”

　　“白粉”追随，对白居易有利；“红粉”热捧，则未必无害。因一句“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暴得海量“红粉”的白居易，连《旧唐书》都记有“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可见明星效应之高。白居易最遭人诟病，是在《三月三日祓禊洛滨》序中，透露给公众的不良信息。三月三日上巳节，十五名唐朝国家公务员，酒后“由斗亭，历魏堤，抵津桥，登临溯沿，自晨及暮，簪组交映，歌笑间发，前水嬉而后妓乐，左笔砚而右壶觞，望之若仙，观者如堵”！

　　在唐朝那个特殊年代，社会名流、权贵蓄养家妓，甚至在外边风流，并不违背社会公德，也不触犯法律条文。这从十五名有社会地位的男人，大张旗鼓地借“祓禊”招妓，甚至连“细节”“感触”都一一爆料给公众来看，就可知那个万紫千红的大唐，官员可随意炫耀“水引春心荡，花牵醉眼迷”，文人也可沉浸“舞急红腰软，歌迟翠黛低”。

　　由是观之，再体悟白居易内心，不禁莞尔。笃信“山高遮不住太阳，水大漫不过船舷”的白居易，其行为以现代眼光看似有失检点，实则遵循那个时代的规矩。“大唐一哥”坐拥“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还“绯闻不断”，站在臣子的角度，你皇帝可以“三千宠爱在一身”，他白居易自掏腰包“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有何不可；你皇帝可以玩“怨女三千出后宫”的高雅，他白居易怎不能有“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的浪漫？

　　这叫“前有车后有辙”。白居易的“作”，如金圣叹所言“乱自上作”。话说回来，大唐的气度，不在白居易“白粉”与“红粉”泛滥，而在白居易能拿皇帝跟儿媳的糗事开涮。仅此一点，就够因“哭庙”脑袋搬家的金圣叹自愧弗如！批白居易，既有“一蟹不如一蟹”时代之悔，兼有“五十步笑百步”艺术之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