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栖

　　大千世界，林林总总，缓慢的沧桑变迁甚或急骤的须臾瞬间都可能会发生意想不到的沉浮、兴盛。经过亿万年的“历史沉淀”，偌大地球上的各大洲生存和繁衍着不同肤色、饮食、服饰、性格、风俗、信仰的人群，这些人群又按不同的社会体制、意识形态组成各异的城邦一国家。它们之间难免不时产生文明冲突、经济竞争、政治博弈、军事对垒，对这一“古而有之”且“于今为烈”的社会问题，人们往往从广义社会学如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宗教学加以评析、推论（当有必要也有见地）。而《神奇的地理》（岳建国、岳汶弢著）一书则是另辟蹊径，以“地理”的视角解读世界，用地理的基本常识和特有意涵巧妙地揭示了“地理”两字延伸出来的社会学意义，为世人打开了另一扇“世界之窗”，颇为新颖！

　　漫长的历史演化以无数雄辩的事实使得世人形成了一个共识，即：地理环境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必要条件之一，对社会发展起着制约和影响作用，其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地理环境通过对生产的影响，加速或延缓社会的发展，它影响劳动生产率的高低和生产部门的分布，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经济发展的特点，制约着它们经济发展的潜力和前景；二、地理环境通过对政治、军事的影响，制约着社会的发展。该书中《中国水稻技术为何处于世界先进水平？》《中东是“火药桶”，也是“水雷”》《意大利为何做了很多次“亡国奴”》《塞拉利昂为何发生“钻石暴乱”？》等篇什都为上述的人类共识提供了极有可信度和富有思辨性的佐证。

　　作者对地理的关注，其实是一种大尺度的对人类存在空间形态的关注。地理环境是其位置、地形、气候、土壤、水文、矿藏、植物、动物等诸多方面及其相互作用下形成的复杂系统，但是，人们不止是从自然物质及其运动规律来看待地理环境，还得从人与自然的交互作用来审视之，因为地理环境与各个地区、各个国家的人類活动构成了一个更为复杂的大系统，因此，从宏观上分析地理环境与文化、军事、民族、政治之间的关系，实属必要。像《民主的萌芽为何出现在古代希腊》一文，以希腊位于地中海与爱琴海之间的巴尔干半岛的地理位置为切入口，分析了现代民主制度雏形的催生过程，独具慧眼，不凡见识。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具有可比性，有比较才有鉴别，自然科学领域和社会科学领域的一些真知灼见往往建立在对比和鉴别之上。《神奇的地理》一书有不少文章采用的便是比较法，如《印度、泰国为何宗教氛围浓厚？》与《中国宗教氛围为何淡薄？》对比，《非洲的人均寿命为何最短？》与《冰岛、日本的人均寿命为何较长？》对比，一经比对，多少让人们领悟到：地球既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唯一场所，又是为人类提供生活资料和生产建设的资源；地理环境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自然基础，是社会物质生活或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不同的地理环境对社会形态和人类生存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力。

　　我对该书“地理与天灾”章节很是激赏。长期以来，“天灾”与“人祸”相连，人们诅咒之，唯恐避之不及，其实天灾自有价值，不可全盘否定。作者以大量的地理演变的史实论证了某些天灾的“正能量”：倘若东南沿海没有台风，中西部不会风调雨顺；我国西部高原的泥石流为中华文明“奠基”；地震是地球安全运转的适时调控；火山是“地球锅炉”的安全阀；等等。作者运用两点论得出一个令人折服的观点：“天灾不是地理之神故意惩罚人类的一种阴谋、途径或工具，而是预防地球和人类全盘毁灭的一种大智慧。”真可谓非凡的睿智。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苏轼曾以这10个字概括了自己人文生涯的经验，堪为他完整的学术精神。我认为，《神奇的地理》一书的两位作者也具备了这一学术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