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鸿儒

　　“爆竹声中一岁除，总把新桃换旧符”，岁岁过年，年年不同。小时候，父亲带我去拜年。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叶，因为家道中落，我们举家从兆丰别墅迁到浦东塘桥。大年初二父亲便带我去蓬莱路大姨父徐家、阿爸家拜年。姨父家公私合营后，家境仍殷实，三层小洋楼，落地无线电。吃午饭时满满一桌菜，给我印象最深的便是暖锅和鱼翅。用完餐后，便和信棠表哥下象棋、捉迷藏，玩得十分开心。记忆中，有一年拜年回家，父亲还带我乘小舢板过黄浦江，船随浪颠，很是惊险。

　　长大后，我便代父亲去拜年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吃穿凭票，供应紧张，自不待言。因为历次“运动”，尤其是“文革”其间，亲朋好友间的走动，也颇为避嫌。但年总是要过的，亲情也是断不了的，于是我便代父亲去拜年了。大年初一，我先到天潼路大娘娘家。大娘娘总是先煮两只水瀑蛋给我吃。吃完后便和文鸿表哥到兆丰新村给伯母、给菊仙阿姐拜年。然后再到曹杨新村小娘娘家吃午饭。年年如此，直到我上山下乡。

　　上山下乡后，游子在外，“有钱无钱，回家过年”是知青一代的期盼。就像眼下的民工潮，火车票也十分难买，便要托齐市或哈市的朋友代购。回家过年，少不了带点黑龙江的土特产，如香瓜子、黑木耳、金针菇。如和哈市、天津的哥们同行，乘兴也会顺道玩玩。但回家过年，最开心的便是在家轮流做东聚餐。记得1974年春节，我们六连的长脚、林祺、政明、志勇、丽玲和我，一起回沪过年。于是从我家开始，一天一家聚餐，家家都想方设法拿出最好的酒菜来招待。一圈吃下来，待聚完餐，年也过了，就该回连队了。

　　1979年知青大返城后，弟妹们也都先后成家了。父母从塘桥的老屋迁到了潍坊新村。于是我们便都到父母家过年。那些年，我与妻除夕夜便在丈母娘家吃年夜饭。，初一便去父母家拜年。我们兄妹七人，三口之家，三七二十一，一桌圆台面是坐不下的，于是还要再搭一张桌子。一家三代，团团围坐，享受着满桌的佳肴盛馔，也享受着天伦之乐，气氛好极了。

　　下午的点心，是母亲包的酒酿圆子或宁波汤团。吃完晚饭后，父母还要给第三代压岁钱。然后我们才嘻嘻哈哈，满载而归地和父母道别。而此刻街上已是华灯璀璨，爆竹声声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节过年是最开心的———父母健在，兄妹健康，孩子活泼！

　　渐渐地母亲烧不动了，我们便商量着各自带点菜来父母家一聚，但试了两年总觉不方便。于是我们决定轮流做东，把父母接到自己家过年。于是从我开始，记得那年请客是在羊城酒家，父母吃得很開心。

　　然而2006年春节，轮到五妹做东时，母亲已病入膏肓，形销骨立了。我们搀扶着母亲去了扬州饭店。进饭店后，我们一家一家和父母合影，并录了像。那年是我们最后一次和母亲一起吃过年饭。那录像，逢年过节我还会拿出来看看，挥之不去的是无尽的思念。

　　母亲过世后，每年的除夕我们都去父亲家，先给母亲做忌日，摆上供品，点上香烛，拜了再拜，然后陪父亲吃年夜饭。父亲虽独居在家，春节期间他还是一如既往地摆上糖果、点心，以备招待客人。

　　2013年春父亲也过世了。2014年冬至，在给父母上坟的路上，四妹说：“阿哥，明年春节阿拉到侬屋里拜年，好伐？”我说：“好啊！”

　　于是从2015年始，每年的正月初四，是我们的家族聚会日———在酒家用餐，由我买单，今年已是第四年了！

　　“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周而复始，人，就在“过年”中长大、成熟、老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