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朋

　　公元前522年，青年孔子听到在郑国行改革善政的公孙侨（即子产）去世的消息，就痛哭流涕地说：“古之遗爱也。”有宋一代持这种古君子遗风的，除了范仲淹，就是苏东坡了。

　　东坡一生，帮困济危，广做善事；但依我看，1091年前后屡次上表恳请朝廷宽免百姓官债，是其最可称颂的一桩大善之举。由此而得益受惠的，不是某几个人，而是天下所有穷苦百姓。

　　百姓何以背负官债？追溯起来，都是20年前熙宁变法种下的苦果。彼时强制放贷青苗款，百姓遇荒年无力还贷，积欠债务；又叫富户为穷邻居作担保，拖累许多富户家败人亡；政府还垄断商贸，民间小生意人被逼入绝境。地方官府债务案件缠身，奸猾胥使借官家“呆账”压榨百姓自肥。陈债未了又欠新债，官民上下全被卷进官债漩涡。欠债百姓，纷纷逃亡躲债。衣食无着的大批流民，快要被逼上梁山。

　　急欲扭转这种不利局面的苏东坡，于1090年5月、9月，1091年1月和1092年夏秋，先后五次上表朝廷，吁请宽免百姓官债。其理由很充足，民脂民膏已挤干，再在无力偿还的穷百姓身上清算陈年旧债，于国家没有好处。东坡举例，全部酒债拖欠案1433件，经多年催缴、尚有404名负债人逃走，不敢回乡；其实官债只有13400贯。与其一直催讨又收不回来，倒不如立即宽免，以安民心。东坡建言，着眼大局，合理可行。

　　东坡为官，心系百姓，尤为穷苦人着想。1092年2月任扬州太守，他就不让随员跟从，亲临农家走访；他正为一派丰年景象而高兴，不料村中父老却对他说：“丰年不如凶年。”原来，遭逢天灾，民虽乏食，但缩衣节口、犹可度日，“若丰年举催积欠，胥徒在门，枷棒在身，则人户求死不得”。听罢乡村父老的哭诉，东坡亦不禁流涕而恸。后又得知当年苏南、浙北发大水，百姓死亡近半，大批饥民逃难北上，流浪于淮扬地区，朝廷需拨发很多赈济银两，东坡感叹道：“小人浅见，只为朝廷惜钱，不为君父惜民。”如果朝廷早些采纳宽免官债、关切民生的意见，也不致出现如今“殍死之余，人如鬼腊”的惨象！东坡提议宽免官债，很接地气，切中时弊，亦可谓宋代的一次“精准扶贫”吧。

　　東坡积三年之功、坚持宽免官债，终于打动朝廷。在皇太后直接干预下，宋哲宗颁发圣旨，淮南、两浙、京师等地“诸般欠负，不问新旧，有旧官本，并特予权住催理一年。使久困之民，稍知之饱之乐”。东坡上奏列举的十余种官债，得以全部宽免。

　　东坡为天下穷苦百姓做了一件大善事、大实事。但我更折服于东坡的明智，即他深知苛政猛于虎的现实危害。在1092年的一封奏表中，东坡这样说：“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他的反苛政态度，何等鲜明！人祸往往大于天灾。20余万催债“虎狼”，既加大了行政成本，又给百姓制造多少苦难？东坡之仁心大爱，掷地有声。可叹一年后太后谢世，苏东坡被贬谪惠州，从政坛消失了。这不能不说是大宋百姓之不幸。

　　《汉书·叙传下》云：“淑人君子，时同功异，没世遗爱，民有余思。”真君子，自勿以善小而不为；然对主政一方的官员来说，逢年过节给几家贫困户送温暖固然需要，但勤政实干、政策扶贫，为广大穷苦百姓分忧解难，方为大善。我愿东坡遗爱长传人间，永不消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