贪官落马后,写忏悔录成了“规定动作”。这体现了组织上的良苦用心——一来可以让贪官对自己所犯错误有个全面认识,二来可以告诫其他官员莫要重蹈覆辙。所以,忏悔录里不仅有忏悔,还有反思。比如“对不起组织、对不起人民、对不起父母”可谓忏悔;要约束权力,不触犯法律底线之类可谓反思。
从长远来看,反思比忏悔更重要。忏悔毕竟是个人的事,如果确实虔诚,可以让自己不安的心灵得到些许解脱;而反思则是寻找失败或者过错产生的原因,防止同样的事情继续发生。原因找对了,并对症下药,那是真反思;如果原因没找对,或者原因找对了,但只是说说而已,那么不仅是白耽误工夫,而且可能让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这就是假反思。
从近代开始,清政府就一直在反思,为什么“天朝上国”会一败再败,甚至败给蕞尔小国日本,但其反思并不顺利。鸦片战争失败之初,清政府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失败的原因在于英国已经进入工业现代化,而中国还是一个落后的农耕国家,他们觉得是指挥员不行,就派了湖南提督杨芳去打仗。
杨芳到了广州后还没正式接防,第二天英国军舰就来了,他自己去观战。观战的时候他发现了一个很奇怪的现象:英国军舰在水里颠簸,炮也随之颠簸,但都打得很准,威力还很大,他觉得这用的是邪术,我们要破邪术。他的方法是在在广州征集马桶,因为最脏的东西能破邪术,等下一次英军来了,他就把马桶扎在竹排子上面放出去。他觉得把邪术一破,英军就败了。结果可想而知。
不过,清政府还是有明白人,希望“师夷长技以制夷”。恭亲王奕訢看到洋人制造机器、枪械、轮船等,无一不与天文、算学有关,于是奏请在同文馆内另设一馆,专门学习天文、算学,聘请洋人教学。这种反思虽不彻底,但起码找对了方向。
不料,这样的建议被不少士大夫嗤之以鼻,当时的大人物倭仁就是其中之一。他上奏说:“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后来,李鸿章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可谓一语中的。
面对同样的政局,以天下为己任的清廷官员及有志之士没少反思,但有的实事求是,有的隔靴搔痒,有的一针见血,有的揣着明白装糊涂,很多时间都停留在内部的自我消耗上,致使中国的近现代化一直延后。所以说,很多事情不是缺少反思,而是缺少真反思。
在腐败问题上,也是如此。比如某个官员被查处,有的人不是反思该官员因何落马,该不该落马,怎样避免此类事情继续发生,而是觉得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该官员只是不够幸运而已。如果按照这样的反思法,接下来就是处心积虑让自己成为幸运儿,而不是改正同样的错误。
再看看一些贪官的忏悔录,虽说大多是痛彻心扉,但在反思上还差了火候,谈现象多,谈原因少。从主观上讲,腐败是因为世界观、价值观出现了问题,这样的反思并无不妥,但也不是一句话这么简单,因为世界观、价值观往往是随着客观现实发生变化的。还有的贪官反思说制度监督跟不上,组织上没有及时提醒使得自己犯罪,就是不说自己是如何滥用权力、逃避监督,该怎样监督这种滥用的权力。即使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也是泛泛而谈,仅仅是看起来像反思。因此,虽然我们说殷鉴不远,但还是时常陷入“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的怪圈。
不过,不管真反思还是假反思,起码还有反思的成分,这里,笔者不禁想起一个笑话:说一个酒鬼某日看书,书上讲了酗酒的种种危害,于是该酒鬼掩卷沉思片刻,决定再也不看书了。你说,这是反思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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