颜福林

　　我有一位姓庄的朋友，在他们村算是富户。4年前，他的独生子生病，乏力，精神委顿。村医说可能熬夜上网累的吧，就没太当回事。慢慢发现脸有点变黄，下肢有点浮肿，才去县医院看病。各种仪器和化验都用上，说是尿毒症。住院治疗，用最好的药，透析、挂瓶、口服药、住院费及其他杂费，一个月上万元。医生说唯一办法是到大医院换肾。4个多月后好不容易在一家省医院等到了床位，一边治疗（用的都是“好药”）一边等肾源，半年花了10多万。家中积蓄花光开始到处借钱，换肾的20万还不知上哪借。最终没等到肾源，只得回家靠透析维持了一段时间的生命。刨去新农合报销的部分，还外欠不少钱。病治好人在，还有重新把日子过好的希望，结果人财两空，他这个家就彻底垮了。

　　因病致（返）贫由来已久。1970年我所在单位县粮库派我到设在一个叫“狍子沟”的小山村的“备战粮库”（为“备战备荒”而建）驻守。村里名叫卢培栋的村民最“富”，所谓“富”，就是除了吃穿手头还有点余钱。当时他40多岁的妻子有病在身，一直低烧咳嗽，腰疼，两节腰椎明显突出变形，佝偻着直不起腰。村医一直当感冒和风湿治。我建议到县医院（50多华里远）确诊，结果是肺结核和腰椎结核。当时抗结核药链霉素奇缺，只能保证住院患者需要。如能买到药回家请村医注射能省不少钱。经过住院治疗，疾病得到控制，而腰椎变形则需到省城大医院做手术矫正。治病已花光上千元积蓄（那时是大钱），没钱去省城了。山东老家亲戚朋友帮忙买到了链霉素。出院回家常年口服“雷米封”等抗结核药，隔一段时间打一个疗程的链霉素，维持着度过半残疾余生。有病人拖累，卢家再没“翻身”。

　　两个家庭都因病返贫，但情况大不一样。

　　一是改革开放前，绝大多数农户贫穷，摊上难缠的病贫上加贫不可避免；现在除极少数没脱贫者绝大多数农户不是太差钱。二是那时有些药物时有断档，但价格低；现在什么药都有但价格高。那时医院仪器不多，一般病医生用“听、扣”即可诊断；现在不少医院买了好多精密仪器，总得“回本生息”吧，哪怕是凭听诊器和体温计就能确诊的小病，也上各种仪器，“创收”要紧。那时医生一本正经，患者递上的烟卷都不敢接；现在有不少医生收患者红包是半公开秘密，患者“竞赛”式地给，只为了加个“保险系数”。这些因素造成看病贵。三是那时只有“国家的人”才报销医药费；现在有新农合，农民开天辟地第一回治病可以报销一部分了。这都说明经济社会有了大发展。以国家现有经济实力、政策力度和大部分患者的经济状况，本不该再发生的因病致（返）贫却还在发生。原因何在？

　　治病救人的医、药行业“唯利是图”，是原因之一。时至今日还发生“病还没看单子就开好了，副省长批示严查”之类怪事（《华商报》7月9日），这分明是“看钱”而非看病。更重要原因，是党的惠民政策特别是扶贫帮困政策时有被梗阻，钱款时有被截留。今年6月29日，审计署审计长刘家义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201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时披露，在重点抽查的17个省的40个县中，发现有1.51亿元扶贫资金被虚报冒领或违规使用。那些没抽查到的地方情况怎样？对于存在问题是如何问责以毖其后的？

　　习近平总书记2014年10月在河北省阜平县看望慰问困难群众考察扶贫工作时，就曾“对截留挪用扶贫款非常不满意甚至愤怒”。

　　全国健康扶贫工作会议强调必须坚决贯彻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新农合、大病保险和重特大疾病医疗救助三项制度对农村贫困人口实施全覆盖。国家发改委、卫计委等四部门医疗价格改革方案也已出台。这等于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东风能否度过政策梗阻关、实惠截留关、行业唯利关、问责关，就看相关各级领导的“看齐意识”了。

　　哪怕只有一家因病致（返）贫，到2020年没能实现小康，那也是对“全面建成”的一种拖累。这种历史重责谁能担待得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