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士同

　　“恻隐之心”最早大约是孟子提出来的，可见《孟子·告子上》：“恻隐之心，人皆有之。”所谓“恻隐之心”就是我们现在说的“同情心”，对他人的不幸表示同情。也就是说同情的对象是“人”，“恻隐之心”是对“人”而言的。那么，对于动物该怎么样呢？在《孟子·梁惠王上》中，孟子说“君子之于禽兽也：见其生，不忍见其死；闻其声，不忍食其肉”，这里的“恻隐之心”无疑已被及动物了。但孟子说这话的目的，主要还是为了借梁惠王不忍看见牛被宰杀之前“觳觫”为由，将王的行为上升到“是乃仁术也”的高度，以便说服对方施行“仁政”，最终的落脚点依旧在“人”上。那个年代，孟子似乎还不具有“保护野生动物”抑或“不能虐待动物”的意识。

　　时至今日，“保护野生动物”和“不能虐待动物”已经提到日程上来了，我们以孟子说的“恻隐之心”来加以阐述也未尝不可。虐待乃至虐杀动物，无疑是一种残忍的行为，是不可忽视不能原谅的。比如，前些年网上电视上都曾曝光过的虐猫或虐狗，还有在活熊身上取胆汁等等。这些行为不仅是对活生生动物的残害，同时也会导致人的心理变态。把残忍当作乐事，“是可忍孰不可忍”？通过法律来限制和杜绝此类恶行，当然很有必要。

　　不过，倘若动物威胁到人的生命安全了，那又怎么办呢？也应该为了“保护动物”，而听任动物残害人的生命？在网上看到一篇题为《我们为什么不能虐待动物》的文章，作者在宣讲完孟子的“恻隐之心”，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后，竟然说“只有彻底到连老鼠都能同情，才真正是有‘恻隐之心”。即便“威胁到人的生存”了，“也要善待”；“即便万不得已，比如出现了鼠疫、鼠灾，也不可虐杀”。如此高论，实在令人匪夷所思，难道学术明星就是以这种故作惊人之语的方式，来博取明星效应的？老鼠对人类有害，这是众所周知的。1958年“除四害”固然枉杀了麻雀，但苍蝇、蚊子和老鼠绝对应该消灭，因为它们严重影响人的正常生活，传染各种疾病，危及人的生命安全。老鼠所传播的鼠疫、出血热、斑疹伤寒等都不是小病，都可能造成大范围的传播。莫非有人或者其家人染上了鼠疫，他还得善待老鼠，否则就是没有“恻隐之心”，就丧失了“人性的天良”“道德的底线”？

　　也许有人会说，这里说的是不能“虐待”，不能“虐杀”。可您家里一旦有了老鼠（某些人养的“宠物鼠”除外），您要不要灭，怎么灭？灭鼠惯用的方法，一是投放鼠药，一是安放捕鼠器。这两种方法都无法保证老鼠在没有痛苦的情况下“安乐死”。鼠类中唯一对人类有用的，大约是实验用的小白鼠了。用小白鼠做实验，岂不是很残忍么？可人类为了消除疾病，又不能不拿动物做实验。总不能“因为虐杀即虐待，虐待即残忍。不仅是对别人或动物的残忍，也是对自己的残忍”，我们就放弃这些为防止疾病，为保障人的生命与健康的实验？地球上毕竟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人都没了哪还有“恻隐之心”呢？我们保护动物首先是为了保持地球的生态平衡，其目的仍然是为了让人类能够生活在一个良好的生态环境里。

　　以用“不能虐待动物”来进行道德说教，实在有些失当。所谓“恻隐之心，要从善待动物开始”，充其量只是一厢情愿。爱动物者未必爱人，这中间并无必然的逻辑联系。比如，纳粹党人就颇懂得善待动物，不仅把动物福利作为宣传的中心主题之一，还把希特勒描述成一个关爱动物的人。希特勒对他的爱犬布隆迪更是钟爱得无以复加，整天让布隆迪待在自己身边，甚至让它睡在地堡中他自己的卧室里，这是一项连希特勒的情人爱娃都享受不到的殊荣。可这丝毫也没有阻止他们疯狂地屠杀犹太人和其他欧洲各国的人民。试问，他们的人性他们的道德底线又在哪里？可见，善待动物了，未必就有了“恻隐之心”；而自以为言说一下善待动物，就占上道德制高点了，则难免有些虚伪。就像前面提到的梁惠王，不忍看见被杀的牛“觳觫”，可他也没少吃牛肉呀！孟子居然还创造出一个“君子远庖厨”的理论，为这虚伪的道德辩护！

　　以人为本，还是多关心一下人吧！当社会存在太多的不公，当弱势群体随时都可能遭遇侵害和凌辱时，我们的一些学者作家却视而不见不置一词，顾左右而言什么“从善待动物做起”。这算得上“恻隐之心”么？不说是逃避现实，至少也有些矫情吧？

　　恻隐之心，理应从善待身边的每一个人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