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玲

　　关键词：阮清越 《同情者》 越战 创伤记忆 伦理诉求

　　《同情者》是美国越南裔作家阮清越的处女作，该小说使他在2016 年荣膺普利策奖的桂冠。该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具有双重身份的“双面人”，他表面是一个跟随南越将军的副官，实则是北越共安排在将军身边的卧底，这种复杂的身份使他能够从一个独特的视角来看待越南战争。小说以回忆录的形式通过重新审视越南战争带给越南难民和他们后代的伤痛，揭示越南战争的阴影将会永远留存于越南人民的心中。在《永不消失：越南和越战记忆》中，阮清越指出：“所有的战争都要进行两次，一次是在战场上，另一次是在心里。”a小说中的难民创伤记忆包括对失去家园和死亡的记忆、对背井离乡逃难和受辱的记忆、对种族歧视的记忆，本文运用文化记忆和创伤理论，分析叙述者如何通过写“自白书”和回忆录的方式，将这些创伤记忆进行重构，通过个体记忆来质疑和修正越战官方记忆，这既是对战争的无情控诉，也是对美国主流越战话语的抵抗。

　　一、贫穷、死亡和迁徙的记忆

　　记忆是人类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回忆的主体是每一个个体。哈布瓦赫提出了集体记忆的理论，并指出个体的记忆是集体记忆的视角。越战的痛苦给每个经历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种痛苦会像一个幽灵长期盘踞在人们的心中，成为受害者心中的噩梦。小说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通过回忆的方式讲述了战争给越南人民带来的创伤和痛苦，卡鲁斯（Cathy Caruth）认为创伤是对突发或灾难性事件的压倒性体验，受害者表现为一种“延迟、不受控制的复现的幻觉和其他受创的经历”b。小说作者并没有着力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也没有过多的战争场面的描述，而是将越战作为一种内隐的框架，描摹出普通人在战争中的情感体验以及痛苦经历。战争将人们逼得无路可退，暴力和死亡时有发生。

　　作者叙述的故事发生在1965 年北越即将胜利之前，美国支持的南越人心惶惶，政府岌岌可危。就在这关键时期，美国放弃了南越政府，开始撤军。南越的军人上至将军下至普通士兵都在设法逃亡海外。为了逃难，南越军官和平民争抢船只，南越平民遭到本国军人的扫射。老百姓被迫离开自己的村庄，用不断迁徙来躲避战争的厄运。“河道污秽不堪，两岸到处搭建着破破烂烂的棚屋，住着乡下逃难来的农民，他们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已被纵火狂似的军人和操纵轰炸机的不折不扣的纵火犯摧毁。”c这些普通的百姓失去了家园，像困兽一般在惊恐中不断迁徙，生命和安危得不到保证。“我”从一个见证者的角度来讲述这些失去家园的普通人所承受的焦虑、恐惧和绝望。在去往机场的路上，“我”用生动的语言描述了越南这个被战争蹂躏的国家人民的种种惨状。人们一无所有，他们已经失去了做人的尊严。街上到处都是乞丐，“有的手呈杯状，捧在胸前，没手的则用牙齿咬住帽檐朝上的棒球帽帽舌，乞求施舍。截肢军人摇着空空荡荡的衣袖，像失去翅膀的鸟儿”d。这些失去家园的平民时刻遭受着饥饿和恐惧的折磨，这种凄惨的景象给“我”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让叙述者深刻感受到遭受战争蹂躏的平民的痛苦。

　　此外，叙述者还着力渲染战争引起的死亡给人们带来的巨大恐惧，甚至是创伤后的应激障碍（PTSD）。卡鲁斯在《无可言说的经历：创伤、叙述和历史》中是这样描述战争创伤的：“士兵们面对突然和大量的死亡无所适从，他们以麻木的状态目睹了这些场面，只会在日后用持续不断的噩梦来减缓痛苦，这种是本世纪一个重要和复现的创伤表征。”e叙述者的飞机在将要起飞时遭到了北越的火箭炮轰炸，机上的乘客匆忙逃生，“我”的朋友邦的妻子和儿子被当场炸死。就在这一刻，我看见邦“在用头咚咚地撞着平板，撕心裂肺地哭嚎。仿佛不是因为世界到了末日，而是因为有人剜去了他的一双眼睛”f。叙述者控诉了战争的杀人机器的本质，战争割断了亲情，使最爱的人从此阴阳两隔，让人承受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更严重的是，创伤经历会不断地在受害者脑中复现，最终使他们意志崩溃，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症，表现为失眠、噩梦或者幻象。妻子和儿子的死亡场景在邦的脑海中不断浮现，他陷入了回忆的深渊，整日生活在痛苦与忧郁之中，他失眠，做噩梦，内心崩溃，唯一的感觉就是“现在要么自杀要么杀人”g。从他身上，读者可以感受到越南难民面对死亡时的一种无助、绝望和疯狂的状态。

　　小说中越南平民对贫穷、死亡和不断迁徙的记忆成为他们的集体创伤和集体记忆，也成为他们一生抹不去的伤痛。这种创伤通过不断传递成为代际创伤，使第二代甚至第三代家庭成员生活在战争阴影中。叙述者的回忆更让读者体会到战争带来的切身之痛，引起读者对战争杀戮本质的反思。

　　二、逃难和受辱的记忆

　　越南战争的结束带来了20 世纪后半期规模最大的难民潮之一。从1975 年开始，此后的20 年间，有300 多万人逃离了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其中很多人是乘船逃离的。战后的越南面临着很多困难，例如极度贫困、大规模失业、有限的食物供给和政治腐败，这导致很多人通过蛇头飘洋过海前往西方发达国家。叙述者以第一人称的形式回忆了自己作为难民跟随将军逃难的经历。逃难之路充满了凶险，随时都有可能失去性命。在逃往美国的飞机在越南西贡机场准备起飞时，北越的炸弹和火箭炮不断袭来，飞机受损，很多乘客被炸死或者受伤，将军和“我”不得不更换飞机，我们的飞机最终在最后一刻起飞，离开了越南。

　　而普通难民的逃难之路更是充满了凶险，这些非法偷渡者被称为“船民”（boat people），他们如牲畜般被安置在一个狭小的船舱中，里面挤满了人，又闷又热而且又腥又臭，“没通风口，一旦船员盖上舱盖，呼吸将变得极其艰难。然而，比稀薄空气更沉重的是，我们就是知道宇航员的生存概率也比这艘船上的人生存概率大”h。难民船既带给了越南人生的希望，同时也将他们置于危险之中，难民船的超载倾覆会使很多难民命丧大海，在这种危险的环境下，无数难民死在路上，幸运的难民即使能够顺利逃到美国，在那里他们也只能沦为二等公民，在难民营里过着苟且的生活。

　　难民不归属于任何一个国家，他们的身份是始终是一种悬置的状态，是一个等待着救赎的外来者。难民不分贵贱被统一安置在简陋的难民营，吃的是难以下咽的食物，过的是没有尊严的生活，就连北越将军在那里也失去了昔日的骄傲与荣耀。难民们甚至将国家沦陷的怨愤发泄到将军的身上，他们责骂将军是临阵脱逃的胆小鬼，用各种方式来侮辱他。当“我”和将军在难民营穿行时，难民们瞪着将军和我，用各种侮辱性的语言称呼我们。将军领上的将星被扯掉，衣袖被撕破，一半扣子不见踪影，臉颊和脖子被抓得东一条西一杠，渗着血，惨不忍睹。

　　逃离越南的难民经历了海上的冒险和九死一生的经历，到达美国之后等待他们的却是难民营的痛苦生活。他们没有家园、身份和归属感，在难民营中失去了自由和独立性，只能过着一种屈辱的生活。即使他们中的一些幸运者能够走出难民营，难民身份也会给他们人生打上深深的烙印，使他们在求职和正常生活中遭到他人的歧视。这些创伤记忆会由父母传递给下一代，从而使他们产生身份焦虑，难以形成自我认同。

　　三、种族歧视的记忆

　　越南战争带给越南人的苦难无法言喻。叙述者在小说中回忆了自己在作为难民跟随将军逃到美国之后所遭受的种族歧视。安·安林·陈在《种族的忧伤》中指出“种族创伤是美国梦中的噩梦”i。逃难到美国的南越难民，遭到主流社会的排斥，遭受到各种歧视和偏见。他们在主流社会没有财富，没有人脉，没有话语权，因此难以逃脱悲剧性的命运。白人对他们的存在以及痛苦熟视无睹，用各种充满偏见的刻板印象来诋毁他们，这样更加剧了他们的身份危机和精神痛苦。

　　叙述者首先讲述了作为一个亚裔美国人经历的身份危机之痛。白人的骄傲自大使美国人对有着亚洲面孔的人持有否定态度，不管来自哪个国家，亚裔都会被排斥为社会边缘人和局外人，这更加强化了越裔难民的“双重意识”和自卑情结。在美国期间，“我”得到一个机会在一所大学的东方文学系做助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在“我”就职之初，系主任居然给“我”出了个难题，让“我”来列举东方人和西方人的特质差异，并且引用英国作家吉卜林的话来告诫“我”说：“东方即东方，西方即西方，二者永难相融。”j这些言论给一心想融入主流社会的“我”带来了很多痛苦的记忆。后来，“我”被将军委派作为助理协助好莱坞导演在菲律宾拍摄越战纪录片，“我”本想从“局内人”的视角给电影拍摄提供一些好的建议。可是，白人编剧瓦奥莱特对“我”充满了鄙夷与不屑，她甚至都不会正眼瞧“我”一下。我”在白人的侮辱和呵斥下逐渐变得心灵麻木，性格扭曲，甚至开始用白人对待“我”的方式去对待周围的越南同胞，“我”成了将军的“走狗”，在他的指使下参与谋杀了自己在南越的战友——无辜的酒仙上校，杀人的阴影不断在“我”的心中复现，使“我”不断做噩梦，并出现了幻视、幻听的心理问题，加剧了“我”的精神创伤。

　　此外，主流社会强加给越南裔的歧视和偏见使越南裔美国人失去了话语权，无法言说自我。越南战争是以越南为主战场进行的一场战争，可是在好莱坞拍摄的越南战争片中越南人却没有发声的权利。罗纳德·雷诺德在批评美国生产的越战文学时指出：“它们深陷一种自恋主义的泥潭，对越南和越南人表现出惊人的无知。”在白人导演的越南战争片中，越南人没有一句台词，只有叫声。而且，更让人匪夷所思的是，所有的叫声都一样。作者在这里批判了白人的东方主义思维方式。在他们的眼中，越南人野蛮、丑恶、肮脏，如同没有语言的动物一般。这种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给包括越南裔在内的亚裔移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和创伤。

　　四、结语

　　随着欧洲数十年的难民危机不断恶化，越来越多的作家开始关注难民问题。越南战争虽然结束了，但是越战的后果和引发的创伤永远不会结束。小说中表现的暴力和创伤也不会消亡。战后强大的美国主流社会不断用自己的意识形态重塑越南形象，歪曲战争历史，试图掩饰战争真相。阮清越通过对越南战争的创伤记忆书写，打破了难民是“沉默使者”和“无辜者受害者”的印象，让我们看到了他们的奋力抗争，听到了他们勇敢发出的声音。这既是越战叙事的一次全新的尝试，也有力挑战了美国关于越战的主流叙事。这既是对战争杀戮性的无情控诉，也是对美国主流越战话语的抵抗，更表达了作者厌恶战爭、渴望和平的伦理诉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