焦中栋

　　关键词：南来 《故岭西边》 人的叙事 物的叙事 心的叙事

　　加拿大学者诺斯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认为，文学是一个“自律的词语结构”，“在一个由种种词语关系构成的系统中包含着生命和现实”。文学不是一种认识现实的方法，而是一个“集体的乌托邦梦想”。这一梦想在整个历史中持续不断，是那些人类基本欲望的表现。在文学中，也仅仅在文学中，一个人才能摆脱指涉性语言所涉及的种种肮脏的“外在之物”，并发现一个精神家园。a从这个意义上讲，为人类建构“记忆”，应该是文学诸多功能的一种本质的、深层次的功能。由符号及符号之间的关系构立起“意义”，由“意义”关联起“情感”、建构起“场景”，其最终的功能指向，是对“记忆”的筛选、充实、虚拟、固化与回味。作者用一种独特的“个人叙事”，完成人类共同记忆的建构。

　　南来先生的《故岭西边》通过人的叙事、物的叙事、心的叙事，完成了“一个北方村庄近三十年的变迁”，以及“山河大地上一个褶皱里的平凡”的乡土记忆建构，讲述了一个在传统社会即将崩塌、现代社会即将到来的“文明夹缝”时期中的“故园故事”。这个故事，既有作者对已经逝去的传统的深情回眸，也充满了作者对已经到来的现代文明的调侃与批判，更有着对这种历史性变迁引发的恐惧、懵懂与希望的表达和再现。“人的叙事”建构了“情感记忆”，“物的叙事”建构了“场景记忆”，“心的叙事”建构了“自我记忆”。三重叙事堆叠渗透，“人的叙事”与“物的叙事”相互映射、印证，为客观存在打上了情感烙印和人文色彩;“我”既是叙述者也是叙事文本中的人物，通过“心的叙事”将人、物、场景、时空进行文学性再造，建构完成了一个独特而又普适的乡土记忆文本。

　　一、人的叙事：乡土记忆的情感建构

　　费孝通先生认为，“乡土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一种差序格局。《故岭西边》就是典型的乡土社会“差序格局”的叙事文本。“我”作为叙事核心，“父母”在第一层，孩子、兄弟姐妹、祖父在第二层，更远的关系在第三层。从情感叙事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本献给“父母”特别是“父亲”的书。作者从“父亲在世时”开始叙事，至“父亲是村庄毁灭之前，送走的最后一位老人”结束叙事，看似在讲述一个村庄的变迁，实则是在村庄兴衰的框架下讲述亲情的缘起与缘灭。叙事者“我”，是家中的幼子;故事的主角“父亲”，是一位慈爱、温暖、勤奋、聪颖、坚韧的普通而又独特的乡农;与父亲气质相通、情感交融的“母亲”，在生活中是家庭的女主人，在父亲的感情世界中是爱的伴侣，在儿女生命中是最朴实的依托。父亲和母亲构成了“情感叙事”的基础元素，他们不仅继承了上辈人所有的生存技能，也延续了乡土社会中最淳朴的道德判断和情感认知，他们躬耕土地、养育儿女、孝顺长亲、周全四邻、结睦村人，同时用诚恳和仁爱获得血亲、姻亲等众多社会关系的认可，即使是面对远方的匠人、市场的商贩，也谨守着人性的善良和乡土社会最基本的道德规则。

　　相比于对父母情感叙事的深沉绵长，作者对“爷爷”的叙事却短促而浓烈，爷爷种的树、栽的花、养的动物、耕的田地、紧闭的箱子、甜蜜的糖罐，乃至对奶奶的挚爱深情等，都成为作者柔软的情感记忆符号。和爷爷相关的太爷、老姑、表叔、表姑等，有的“登场”进行“表演”，有的出现在“故事的故事”中，但都亲情满溢，感人肺腑。

　　一个家族的枝蔓以“父亲”为核心展开，构成了“所有的社会关系的总和”。除了母亲、祖父，作者还在斑驳的亲情叙事中写了和哥哥姐姐们朝夕相处的手足情，同吃同住同劳动，舔石板，画墙画，看捕蛇，进山砍柴，回乡探亲……种种深情全部隐藏在故事细节中，虽不显豁却妙然天成。

　　相对于“亲人”而言，“村人”是叙事“背景”，也是故事中的社会关系。“村人”之间，“村人”与“亲人”之間，建构起了整个西岭村的人文空间，也建构起一个充满生机的乡土社会图景。辛苦农耕的村人和“我”的玩伴、村邻、乡亲、老师、匠人、远亲、近友，个个都熨帖地出现并附着在他们的人生和自然场景中。因为有了“人”的精彩，一个仅有三十来户人家的深山小村，在作者的叙事中，在传统和当下的经丝纬线里，被打理成了一块虽然粗粝却五彩斑斓的乡土画卷。有人一闪而过，有人反复入画，有人只是虚幻，每个人物、每个生灵都成为这幅画作中不可缺少的元素，印证、丰盈、建构起读者的“记忆”和“乡愁”，满足着读者的想象和回味。清晰中感受到距离，切近中体察到温度。

　　在“人的叙事”中，作者非常贴切地贯穿了传统的“味道”美学，善用白描手法，将人物、情感、场景一体描摹，充满了风俗画一样的即视感。人物总是在特定场景中自然地“流出”，和故事、情节、叙事融为一体，随来随演，随毕随走。众多的场景勾连、叠加，幻化成一个20 世纪八九十年代农村生活的场域，建构起贫困、挣扎、温暖的生活文本。

　　二、物的叙事：乡土记忆的场景建构

　　《故岭西边》17 万字，136 个章节。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章节在用“物”来叙事。“物”被赋予了意义，成为承载情感、表达观念的符号，也成为一种叙事手段，建构起乡土记忆的特定时空场景，具有了包括文化符号、生存仪式、记忆承载、情感寄托、人格镜子等多种功能。

　　（一）作为文化符号的“物”

　　按照一般理解，文化是一个群族内在精神的既有传承、创造、发展的总和。《故岭西边》中，这样的文化符号俯拾皆是。例如，“谦受益”的牌匾隐含着乡土社会中耕读传家的谦抑表象与高傲精神的内在价值表达，它的败坏预示了从作者记事开始，传统乡土社会就进入了根本性的坍塌。但是，社会结构坍塌的同时，具有强大生命力的传统文化却以另外一种形式被延续。“老亲戚”手中刻画着众多符号和文字的罗盘，承载着乡土社会对宇宙人生最神秘的认知，也蕴含着作为孩童的“我”对未知世界的好奇与探索，而从作为风水先生的“老亲戚”到“上了岁数后也开始研读卦书摆弄罗盘”的“父亲”，看似没有关联，但是这种传承本质上是一种扎根于乡土社会价值深处的文化认同。

　　每逢春节，父亲带领孩子们上山砍柴、回家生火，既有狩猎时代族群族活动的影子，也延续着乡土社会男权中心的不变传统。当传统农业社会和乡土生活面临瓦解，农人们好奇而又胆怯地走向现代、迈向村外、面对市场和财富时，综合厂、小煤窑、大卡车无不是一种典型的文化符号，预示着太岳山中一个小村落传统生活的快速变迁。

　　（二）作为生存仪式的“物”

　　从20 世纪70 年代末期中国农村改革的变革中开始，到传统乡村生活被裹挟到所谓“城市化”进程中结束，长者逝去，少年老成，旧屋颓圮，花果飘零，一晃三十余年，山乡巨变。作为一个在农村劳作过、挣扎过、梦想过的“我”，知晓农人的“无力和酸涩”，也不厌其烦地把各种农事和活计进行了铺陈描摹。烧砖、砌窑、酿醋、磨浆、捕蛇、劁猪等等，是生活的必需品，也是生存的奢侈品，充满了仪式感。这种仪式感是艰辛劳作中的精神慰藉，也是尘芥般生存的价值与目的。

　　对这种“造物”活动的追忆，构建起一个个完整的乡土社会的文化场景，也成为后人追思故土、回味乡愁的符号与意象。

　　（三）作为梦想承载的“物”

　　人的价值追求大多时候和“物”相关。求而不得，欲望便会转化为潜意识，形成梦境。童年时老师奖励的小红花、青春期梦想的收录机、长大后塞满泥泞的自行车……承载着梦想的厚重与梦碎的酸楚，也见证过某个东方乡村社会中的“少年维特之烦恼”。一个农家子弟，从记事到懂事，经历了田间劳作的辛苦，经历了亲人故去的悲哀，经历了理想孵化的羞涩，经历了回望故乡的遥远，经历了所有农人子弟心灵旅程上的颠簸、暂住、向往以及自卑和踏实，最后守着一堆故乡的废墟，敲击开坚硬核桃的皮壳，苦涩而清香的过往，从舌尖涌向心头流向笔端。唯有门前的小溪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过往的“记忆”虽无法成就万顷良田，却也足慰心头一丝干渴。

　　（四）作为人格镜子的“物”

　　“物”建构人的空间，也会是人的作品。物打上人的烙印的同时，也成为人的镜子，供人类反观自身，形成自我价值判断。在作者的叙事中，对“田地”极富感情：只要农人肯付出，土地便一定会给予回报。土地被农人经营得丰满熟稔，农人也被土地教化得诚信坚韧。正是因为这种相互成就，土地也就成为一面镜子，反照着人的品格高低、勤谨懒惰、命运穷通。和土地一样，人养畜，畜养人，人与家畜的关系，也超越了简单的豢养，寄寓了诸多的情感。作者用了极富深情的笔触，细致地描写了自己家的“马骡”驯化、劳作、衰老的过程，既是为“马骡”作的传记，也是农人一生辛劳的投射。

　　“物的叙事”构建起了传统乡土生活记忆的物理场景、文化场景以及情感场景。《故岭西边》通过“物的叙事”，为我们记住曾经的乡村社会图景提供了一个优秀的小说文本，建构起了一个符号体系，甚至“附着了所有的人类生活”。

　　三、心的叙事：乡土记忆的自我建构

　　在对文学表达的“符号”进行技术性操作时，作者用了“关键词”法，通过136 个关键词（组）将全篇有机串联，既遵从时空顺序，又在叙事细节上充满了跳跃感，各处情节常常草蛇灰线、藕断丝连。在对具体人物、事物、场景进行叙述时，往往是纪实与虚构同在，既可以作为“历史文本”“地理文本”进行解读，又具有强烈的文学性：出场人物的鲜明个性、原生乡土的人文细节、叙事语言的纯净自然、情感表达的浓烈细腻，等等，如泉水涌出，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可不止。因为小说的结构特点明显，所以能够被轻易“解构”出作者的叙事“模式”——“章回体”“关键词”等。但这种在独特而敏锐的个体体验基础上形成的叙事，却又并非通过纯粹的“形式”而完成的。其中的“妙处”，必须通过细读文本，形成与读者自身情感经验、生活经验等契合的文学体验，才能领会。这正如杜甫《偶题》诗中所言：“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文学是人学，也是心学。《故岭西边》写的是作者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乡村生活。“我”不仅是叙述者，也是叙述中的“人物”。作者对故园的“记忆”，是一种独特个人体验的精神留存。这种体验或许是客观真实的，也或许是拼接甚至是有意无意虚构的，但正是这些人和物的意象，構成了一个个记忆场景，最后连缀成一个完整的乡土记忆拼图。在时间上，基本是从20 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到21 世纪初结束，按照历时性展开;在空间上，基本是从西岭村向外枝杈状拓展，形成地域圈层。这两个维度的叙事，构成了基础的时空结构。但另一个维度或许更重要，就是“我”对自己成长的回望。

　　抛却叙事技巧，《故岭西边》其实是讲述两个层面的故事：一个是以父母为核心的家庭故事，另一个是“复盘”作者的成长记忆。家庭故事为“表”，成长记忆为“里”，其中着墨最多的是“我”在乡村生活中的幸福、磨砺、无奈、挣扎与梦想。相比于父辈忠诚于土地并对艰辛乡土生活安然接受且努力地活出诗意，日渐开放的乡村社会为“70 后”的农家子弟打开了一扇扇的门，却又把大多数门次第关闭。“我”们依赖土地、热爱故土，却又诅咒土地、抛弃故土。“我”在开放与闭塞、坚守与出走、幸福与怀疑、希望与失望、贫困与充裕之间被轻视、被磨砺、被激发，最终实现了走出农家的梦想，这个过程的漫长煎熬与青春易逝，在作者的“回忆”中有着极其丰满、不断反复的叙述。

　　田间劳作的累，异乡求学的苦，孤立暴雨中的无助，独自骑行的莽撞，买猪路上的崩溃——正如作者所言，成为人生一颗颗“坚硬的结”，“尽管满是苦痛、挣扎，以及崩溃，是一个少年所不能承受之重，但它留给了我真实的质感，硬邦邦的存在”——“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艰难的成长过程终究要走到终点，所有的往事都会或沉甸甸或轻飘飘或无感地装进记忆。离开时那么决绝，可多年后再回首，故乡已片瓦未留，亲人飘散;记忆深处，只能余下永远的乡愁。正是这种对故土情感的“复杂性”“矛盾性”，让贯穿全篇的“心的叙事”有了更大的张力，使万物皆备于“我”，让“人的叙事”“物的叙事”更加充盈、更有“节奏感”和“呼吸感”。可以说，《故岭西边》既是一个“70 后”集体记忆的文本，也是一部复杂的人的心灵成长史——曾经“为赋新词强说愁”，最终“却道天凉好个秋”。

　　南来先生的《故岭西边》是一部中国北方村庄三十余年的“演变史”，一幅传统乡土社会的“风情图”，一本乡居生活的“百科书”，一篇充满爱意的“家庭传”，一册苦难与挣扎的“成长录”。通过“人”“物”“心”的三重叙事，共情了我们的文化体验和人生经验，为我们建构了一个充满了人文、人情、人间价值的乡土记忆文本，值得细读，值得慢品，值得回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