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友爱关系 革命女性形象 主体性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小说中,如茅盾的《幻灭》、蒋光慈的《冲出云围的月亮》、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巴金的《爱情三部曲》和《新生》等作品中,同性之间的友爱关系,在革命女性形象书写中得到重视,友爱关系在革命意识形态话语中的价值认定和语义指涉成为分析日常生活话语中革命女性形象书写的文化语境。在友爱关系中呈现出的革命女性形象,對中国传统女性在社会场域被动、从属、缺乏个体主体性的形象地位给以有力的冲击,她们不再被限制在深闺庭院,而是开始作为社会独立的主体,与周围的人群发生着人际的往来。
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领域,友爱主要言说家庭之外朋友之间的友情,不同于有性参与的情爱关系。在中国传统文学中,友爱一直是文学垂青的题材。在古典诗词中,许多送别题材的诗词多以歌颂友爱为主,李白、杜甫等诗人都有很多此类诗作。伯牙摔琴的故事,高山流水的流传,皆向我们讲述了古人在友爱关系中所得到的情感满足和精神激励,友爱关系中所呈现的人与人之间的理解与信任、对朋友的人格和才能的赞赏、在情感上的互相抚慰成为人类美好情感的一部分,得到诗意的展示。但在这些歌颂友爱的诗篇中,活动的历史主体主要是男性,女性则被排除在文学表述之外。
友爱关系的文学叙述中女性形象的缺乏,有其社会现实层面和作家创作主体等方面的原因。首先,由于中国传统女性的活动场所多被限定在家庭范围之内,加之男女授受不亲的道德习俗的影响,这种发生在社会活动场域,建立在以家庭之外的、以社会共同生活为条件、以对对方德行的认同和在情感上互相给予为特征的友爱关系自觉地忽视了女性对友爱关系的生活和情感需求。另一方面,自从进入父权制社会以后,男性在历史书写中处于主导地位,操纵着历史书写权力的男性,将女性的心理活动、情感需求、社会角色自觉地排除在文学关注之外。
另外,女性在社会公共场域的缺席以及对男性的依附性,也决定了女性与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很难上升到真正的友谊的层面。波伏娃在《第二性》中一方面肯定了友谊对于女性的生命意义,“女性的友谊如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下去,对女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但这种友谊同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别。男人在设计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想法,在作为个人进行交往,女人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她们在她们中间首先想肯定的是她们共同的世界。她们不去讨论意见和一般想法,但是却交换私人秘密和食谱;她们要联合起来创造一个相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要胜过男性的价值”a;另一方面,她又清醒地认识到“女人的伙伴感情极少能上升到真正的友谊”,“女人觉得她们的团结比男人的团结更有自发性;但是她们共同面对着男性世界,她们每一个人都希望独立垄断其价值。她们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建立在她们个性的基础上,而是一种直接的共同体验,所以立刻会由此产生出敌意的因素”b。在《红楼梦》中,黛玉与宝钗之间的微妙感情即是明证。
明清时期的《牡丹亭》《西厢记》《红楼梦》等以“尚情”为创作主旨的作品,向我们展示了崔莺莺和红娘、杜丽娘和春香以及《红楼梦》中众儿女的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多是闺房与庭院中长期共同生活的小姐与丫鬟,或者有血缘与亲戚关系的姐妹之间情谊的展示,杜丽娘和崔莺莺等女性只是体现了生命意识和青春意识的觉醒,个体意识与性别意识并未自觉化,因此,友爱关系的展示多停留在丫鬟对小姐的忠贞和小姐对丫鬟超越等级秩序的感情关系中,友爱关系对于个体的人的文化意味并未得到展示。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关于女性问题的一个重要方面是提倡男女社交公开,在这一提倡中,社交公开后对社会、道德和女性自身生活的影响,受到多于男性的关注。在茅盾等人的相关文章中,这些新文化人士在提倡社交公开时,一方面将其放置在社会道德的层面来谈论其合理性,认为男女的随意交往不会破坏女性的贞洁和社会道德的纯正;另外,和当时新文化人士的思维同步的是,这些文章也多将男女社交问题提升到社会政治的层面,企图借男女社交公开后生活方式的改变,对中国传统的社会道德习俗进行变革,完成其对新型民族国家的想象和思考。陈独秀在论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说:“现代道德底理想,是要把家庭的孝弟扩充到全社会的友爱。”c男性与女性之间、女性与女性之间,不同于爱情和亲情的新型人际关系开始在文学作品中得到描写。友爱关系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生活方式,在女性性别意识的觉醒和自我认同方面开始占据重要地位。
在五四文学创作中,友爱和母爱、情爱等爱的主题一起,首先得到女作家的重视。在庐隐、石评梅等女作家的文学创作中,友爱占据了比较大的比重,女性之间的理解和安慰,成为这群女性面对无从把握的人生和没有出路的觉醒时的情感依存,得到美好而诗意的展示。这一时期友爱关系中的女性形象,多是书写女性与女性之间的友谊,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友爱关系还未大量进入文学描写的视域,虽然男女社交公开的讨论已很热烈。《浮出历史地表》一书对女作家热衷于描写爱的主题的动因进行分析,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虽然未能唤起女性自觉的女性意识,却唤起了女性的弱者意识:“像历史上一切弱者群体一样,她们也往往易于接受一种更适合弱者利益的、不带侵犯性的信念或哲学来抵抗、削弱、控制乃至消除强者的侵犯性和权威。”d友谊之爱,也作为不带侵犯性的信念之一,成为新女性在历史和命运的转型时期,暂时安托自己的灵魂、同外在的社会与男性世界相抗衡的消极性防御手段之一,得到大量的展示。
细读庐隐的《海滨故人》等作品,我们可以看出,这类友爱关系多建立在女性同伴之间的共同体验之上,她们共同面对父母安排的无爱婚姻,沉浸在寂寞和伤感的情绪中,无从找到发泄的出口。她们共同信仰五四新文化运动所宣扬的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理念,共同期望接受新教育,能自主决定自我的人生,这些共同的理念、共同的经历和共同亟须解决的问题成为维系这种友谊的感情基础。“友谊是自我认识的一种必要手段。‘我们想看自己的容貌时,就通过镜子来看它;我们想认识自己时,就通过观看朋友来认识自己。’”e这一时期互相友爱的同伴之间,与其说是在朋友身上认识自己,不如说是在朋友身上看到与自己相同的处境而产生同病相怜的感觉。
“五四”时期的友爱关系作为晚清以来启蒙人道主义思潮的产物,开启了女性友爱关系书写的先河。当时友爱关系中的活动主体主要是青年,受到时代潮流的推动,冲出旧家庭,追求自由的爱情和人生的青年。个体意识的觉醒和个人与社会、家庭、家族的对立,使这些觉醒的人有着强烈的自我倾诉的欲望。正是在这样的情感诉求和文化氛围之下,友谊之爱成为五四文学中一个重要的爱的主题的分支,得到呈现和书写,但因为当时文学发展的局限,“五四”时期的小说多情绪的传达而少人物形象的细致刻画,友爱关系中的女性形象,留给我们的多是对孤独、迷茫、伤感等时代情绪的分享,而少人格化的呈现。
二
革命女性作为较早进入社会公共领域的女性群体,作为私人活动领域的友爱关系,因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和革命意蕴,被道德化呈现。建立在德行和善的基础上的革命女性,得到革命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支持,成为呈现其人格化形象的文学想象方式。革命文化语境和革命意识形态影响着中国现代作家对女性、友爱与革命的书写,并借助革命女性形象的人格化修辞,得到具体形象的展示。
郁达夫的《她是一个弱女子》发表于1932 年,他在《沪战中的生活》中对创作该小说的意图做了说明:“我的意思,是在造出三个意识志趣不同的女性来,如实地描写出她们所走的路径和所有的结果,好叫读者自己去选择应该走哪一条路。”f小资产阶级女性郑秀岳和李文卿、革命女性冯世芬三位女性人物的友爱关系在小说中蕴含着丰富的革命、阶级和人性意蕴,三位女性皆出身于不算贫苦的小资家庭,小说通过三位女性人物之间错综关系的设置,通过不同的友爱关系对弱女子郑秀岳的人生轨迹的影响,书写了革命话语对友爱关系的渗透和对女性自我人格形成的影响。
郁达夫是一位善于在小说中刻画多愁善感的“零余者”形象、进行夫子自道的抒情型作家。在郑秀岳的性格刻画上,他将往日用于刻画于质夫等极具自传性色彩的人物时的情绪多少投射在郑秀岳的身上,郑秀岳的“弱”在小说中一方面得到人道主义的同情和男性性别立场上的宽容刻画,但另一方面也站在新的革命道德价值立场上,对其进行“弱”的价值判定。
她的“弱”主要表现为情感上的极强依赖性和对未来人生轨迹的不能主动把握,致使其最后死于日本海军陆战队曾驻扎过的营房间壁的空屋里。冯世芬和李文卿在小说中得到对比性的呈现。
李文卿的形象符码代表着背离革命意识形态的文化内涵,在人际交往中的同性恋取向和随意更换同性恋伙伴的轻浮行为,以及说起话来像男人,身材也像男人一样魁梧的肖像,在郁达夫笔下得到妖魔化的呈现。李文卿对富与美的看法折射出其小资产阶级注重金钱和享乐的人生观,而冯世芬则与李文卿的观点针锋相对,认为“免除贫,必先打倒富”;财产是强盗的劫物,资本要为公才有意义;对于美,她主张人格美、劳动美、自然美、悲壮美,无论如何总要比肉体美、装饰美、技巧美更加伟大,透露出对社会贫富不均的批判和对社会平等的理想追求。相近的家庭背景和共同的学校生活,使郑秀岳和冯世芬结成亲密的友谊。
作者将二者的友谊上升到精神情感的高度进行描绘,冯世芬的道德化人格正是借助郑秀岳的情感依恋、坦白、信任等友爱情感的投射得到形象呈现。当郑秀岳看到富家女子华丽的装束,对自己贫寒的家庭心生不满时,冯世芬及时向她讲述一种女子不要做“看轻自己、不谋独立、专想依赖他人”的人。如果说李文卿的形象蕴含着作者对小资产阶级享乐人生观的批判,那么冯世芬的人生价值取向则带有鲜明的革命道德文化色彩,因而得到革命理性话语的支持,得到道德化的呈现。当郑秀岳在和李文卿的友爱关系中沉溺于肉的欢娱和享乐生活时,冯世芬到了上海,做了工人,开始其革命生活。希腊哲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在讨论友愛关系时,都把友爱和美与善联系起来,将友爱界定为一种“对美善的欲”的状态。亚里士多德认为,最持久、最忠诚、最美好的友谊是可敬的人们之间相互的爱,其基础自然是德行和善。在《她是一个弱女子》中,郑秀岳和冯世芬处于情感精神需求的精神之爱与郑秀岳和李文卿的肉体享乐之爱形成对比,呈现了革命女性冯世芬建立在德行和善的基础上的理想人格对郑秀岳的投射力量和影响。
蒋光慈在《冲出云围的月亮》中设置了王曼英和阿莲的友爱关系。在小说一开始,作者即将王曼英放置在充满阶级冲突和现实矛盾的大上海背景中,大上海纸醉金迷的都市气息和享乐氛围与贫富悬殊的差距使曼英的革命身份得到环境的烘托和映衬。阿莲是一个孤苦无依的孩子,父亲参加工人罢工被枪决,身患重病的母亲在父亲死后也自杀身亡。阿莲在生活的逼迫下跟随姑父、姑母生活,但姑父、姑母也在金钱的利诱下丧失人伦之情,要把阿莲卖去做妓女。阿莲特殊的阶级身份和被压迫的处境,使有着革命经历的王曼英与阿莲的友爱关系被放置到革命伦理话语逻辑中得到审视。当王曼英第一次在夜里见到阿莲时,大脑当中首先映现出的是“她是一个穷人家的女儿”。王曼英对阿莲投射的同情和援助,成为革命精神和革命情感的投射,使王曼英和阿莲之间的关系在一开始就被注入鲜明的政治、阶级和革命的内涵,王曼英作为革命主体的身份得到确认。
在20 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革命文化语境中,革命话语对知识女性王曼英的强大召唤力,即来自革命对人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尊重和对人性朴素而自然的善良、无私、同情等美好情感的释放,从而使革命与当时的社会问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解决社会问题有效而唯一的途径的逻辑前提,实现其解放与自由的终极目的。阿伦特在《论革命》中这样说道:“马克思对革命事业最具爆炸性同时也确实最富创见的贡献就是,他运用政治术语将贫苦大众那势不可挡的生存需要解释为一种起义,一场不是以面包或财富之名,而是以自由之名发动的起义,马克思从法国大革命中学到的是,贫困是第一位的政治力量。”g王曼英和阿莲之间的情感维系和友爱关系即建立在阿莲生存权利的被剥夺和王曼英对上述革命精神的理解和赞同。在阿莲眼中,如同“救主”的王曼英呈现出天使般的幻美光彩。当王曼英把阿莲带回自己居住的小屋,“在银白色的电光下,这一间小房子在这位小姑娘的眼里,是那样地雅洁,是那样地美观,仿佛就如曼英的本人一样”。“一进入这一间小房子里,这位小姑娘便利用几秒钟的机会,又将曼英,即她的救主,重新端详一遍了。曼英生着一个椭圆的白净的面孔,在那面孔上似乎各部分都匀称,鼻梁是高高的,眼睛是大而美丽,口是那样地小,那口唇又是那样地殷红……在她那含着浅愁的微笑里,又显得她是如何地和善而多情……雅素无花的紫色旗袍正与她的身分相称……”在王曼英与阿莲的友爱关系中,王曼英和阿莲之间形成一种不平等的“救”与“被救”的关系。在小说的情节架构中,王曼英成为引领阿莲走向革命的引导者,成为阿莲接受革命启蒙、摆脱苦难处境的援助者;但另一方面,从王曼英革命主体身份确认的立场出发,阿莲和王曼英的友爱关系成为王曼英进行自我寻找、寻求革命认同的途径。
王曼英在大革命落潮后即转变为一个恨世主义者,“她也是被社会践踏的一个人,因此她恨社会,恨人类,希望这世界走入于毁灭,那时将没有什么幸福与不幸福,平等与不平等的差别了,那时将没有了她和她一样被侮辱的人们,也将没有了那些人面兽心的,自私自利的魔鬼……那时将一切都完善,将一切都美丽……不过这个世界未毁灭以前,她是不得将她的恨消除的,她将要报复,她将零星地侮辱着自己的仇人”。这种无政府主义的报复行动掺杂着个人主义倾向,与小说中处于主导意识形态的革命思想形成错位,王曼英的行为选择也因此成为革命审视的对象,她的革命主体身份也旁落到岌岌可危的地步。阿莲的善良和弱小成为当时评价革命合法性的最根本的标尺,使其在与王曼英的关系中承担着审视的角色。作者借助王曼英在阿莲面前的自我审视和阿莲对王曼英的情感依赖,完成王曼英人格的道德化呈现。
三
革命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宣传,具体到革命时代的文学创作领域,是借助文学的形象化手段对其革命信仰、革命精神、革命道德等进行符号化的呈现。通过诉诸人的情感,而非人的理性,它借助于符号的魅惑力,在接受者心中唤起革命的激情。
友爱关系中革命女性形象的人格化修辞,主要表现为对革命女性形象的道德化呈现。这种建立在德行和善的基础之上的友爱关系,源于政治民主化所带来的女性个人生活的民主化。革命活动的共同经历、共同的人生信仰和价值观念使她们在拥有共同生活的基础上,感受到友谊的真纯和美,在选择友谊关系中的朋友时,一方面实现其自我革命主体身份的认同,弥补这类女性在走出家庭、失去情感依附时情感上的欠缺;另一方面又借助人格化的友谊形象,实现道德教化的目的,将革命意识形态形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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