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文俊

　　关键词：文章四友 诗歌 边塞诗 崔融

　　“文章四友”是初唐时期重要的文学群体，包括崔融、李峤、苏味道和杜审言四人。他们具有出色的艺术才华，创作了不少内容和形式极具特色的诗篇，在唐诗发展的进程中做出了贡献。

　　崔融（653— 706），字安成，齐州全节（今山东省济南市）人。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参加制举考试，应词殚文律科而登科。但他长期沉于下僚，壮志难酬，一直担任魏州司功参军等下层官职。武则天称帝后到嵩山封禅，见到崔融撰写的启母庙碑铭，对其文笔颇为赞赏，于是将其提拔为著作佐郎，后升任凤阁舍人。神龙元年（705），被贬为袁州刺史。不久被召回，任国子司业。唐中宗神龙二年（706），撰写《则天大圣皇后哀册文》时，因思劳过度而病死，终年54 岁。

　　李峤（644— 713），字巨山，赵州赞皇（今河北省赞皇县）人。唐高宗麟德元年（664），以弱冠之龄登进士第，任泾州安定尉。后又举制策甲科，迁长安，官至监察御史。天授三年（692），因替狄仁杰辩诬，被贬润州司马。万岁元年（695）返朝，任凤阁舍人。唐睿宗即位后，外放为怀州刺史，后贬滁州别驾，又改庐州别驾后郁郁而卒，终年70 岁。

　　苏味道（648— 705），赵州栾城（今河北石家庄市栾城县）人。高宗乾封二年（667），苏味道中进士，曾担任咸阳尉。武则天时期深受器重，曾任凤阁舍人，三度为相，居位累计七年左右。延圣元年（695）因受李昭德牽连，以委曲从之，“不能执正”的罪名，贬为集州刺史。神功元年（697）任天官侍郎，圣历初（698）复为凤阁侍郎同凤阁鸾台。长安四年（704）贬为坊州刺史，不久迁益州大都督府长史。神龙元年（705），贬授眉州长史，复改任益州长史，但未及上任就卒于道中，终年58 岁。

　　杜审言（约646— 708），字必简，湖北襄阳人。唐高宗咸亨元年（670），杜审言进士及第，历任隰城尉、洛阳丞等职。武则天圣历元年（698），因故被贬吉州司户参军，并在此期间得罪同僚，险被诬陷致死。幸得其子杜并舍身相救，震惊朝野。武则天听说此事后，亲自召见，欣赏其才华，授官著作郎，又迁膳部员外郎。后于神龙元年（705），因依附张易之兄弟的罪名，被流放峰州。第二年春，召回任国子监主簿、修文馆直学士。中宗景龙二年（708）卒，终年60 余岁。

　　由于他们主要活跃在武则天时期，诗歌中有较多奉和、应制之作，歌功颂德，点缀升平，常被视为宫廷文人的代表。其实，他们的诗歌内容较为丰富，既有较多的应制诗，也有不少咏物诗、送别诗和贬谪诗，还不乏一些成就较高的边塞诗。

　　边塞诗是诗歌的重要题材之一，在中国诗歌史上可以说是源远流长，现存最早的边塞诗可以追溯到《诗经》，如《出车》《采薇》《六月》，其中既有对战争场景的生动描写，也有展现雄心壮志和豪迈气魄的佳句，奠定了边塞诗的坚实基础。据任文京《中国古代边塞诗史》统计，从先秦到唐代，边塞诗的数量大约是2300 余首。而唐朝应是边塞诗的大繁荣、大发展时期，其边塞诗有两千余首。a总体上看，唐朝建立以后，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空前繁荣，疆域也极为辽阔，超过了以往的朝代，因此被誉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代。但唐朝建立之初，还面临着巨大的外在威胁，主要就是北方边境的突厥和西南边境的吐蕃。在这种相当严峻的边塞形势下，唐朝有着大量的军队镇守在边疆，镇边将帅的幕府当时就招募了大批文人，李峤的“羽书资锐笔，戎幕引英宾”（《送骆奉礼从军》）反映的就是这一史实。正是这些文人有机会能够来到边关，看到了与中原地区迥乎不同的边塞风光，亲身体验到真实的边塞生活，在心灵上产生了强烈的震撼，从而为边塞诗歌的兴盛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

　　由于边塞诗题材比较宽泛，如何界定，尚没有权威而又明确的划分标准。一般认为，边塞诗的界定不能拘泥于单纯地描写边塞战争，诗歌中但凡是有描写和反映边塞景象、边塞风情、送友出塞以及与边塞相关的内容，均可将其视作边塞诗。当然，这里常说的边塞是指边地要塞，边塞诗也就不能等同于军旅诗，不能简单地理解为描写战争的诗歌。因为有些战争是一个王朝内部的战争，发生在内地，这些反映内地军旅生活的诗歌均不列入边塞诗。

　　“文章四友”的诗作中，属于边塞诗题材的，数量上并不算多，而有一些诗作是否属于边塞诗尚有争议，但一般都认为，崔融有6 首，即《塞垣行》《从军行》《西征军行遇风》《关山月》《拟古》和《塞上寄内》;苏味道有2 首，即《单于川对雨》二首。而其他二人，分歧较大。从广义来看，其实可以认为李峤有8 首，即《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安辑岭表事平罢归》《送骆奉礼从军》《奉和幸望春宫送朔方总管张仁亶》《倡妇行》《饯薛大夫护边》《军师凯旋自邕州顺流舟中》和《早发苦竹馆》;杜审言有6 首，即《送和西蕃使》《赠苏味道》《送高郎中北使》《送崔融》《赠苏绾书记》和《经行岚州》。

　　闻一多先生曾说“初唐四杰”对于诗歌题材的拓展功不可没，贡献之一就是“从台阁移至江山与塞漠”b。就边塞诗而言，骆宾王在“四杰”中成就应为最高c，但崔融与之相比也应毫不逊色。总体上看，“四友”的诗作中既有“四杰”边塞诗中强烈的功名意识，还有反映和亲题材的社会意识;既有反映边塞生活的艰辛，也有盛唐边塞诗中常见的乐观主义精神。而且不同于“四杰”中王勃和杨炯没有出塞的经历，“文章四友”都有边塞的亲身体验，不论是场景的描绘，还是意境的深远，都快接近盛唐边塞诗了。因此，可以说“文章四友”应是“初唐四杰”到盛唐边塞诗之间必不可少的过渡。

　　仅从数量上看，《全唐诗》中崔融存诗18 首，而边塞诗占了三分之一，可见崔融在“文章四友”中算是写边塞诗最突出的一位。当然，我们再比较阅读一下“四友”的边塞诗，还会发现崔融也是最有特色的一位。

　　依据现有史料，崔融至少有两次从军经历，一次是唐武后垂拱四年（688）春，崔融曾经在安息道行军大总管韦待价幕中任掌书记，征讨吐蕃;另一次是万岁通天元年（696）七月，追随武三思东征契丹。正是因为有着深刻的边塞生活体验，崔融这些以边塞军旅生活为题材的诗歌，风格往往悲壮苍劲，气势激昂而富于变化，从文人的角度出发，来描写“万里赴戎机”

　　的诗人所见到的边塞风光和切身感受，特色鲜明，没有齐梁浮靡诗风的余韵，反倒流露出几缕汉魏风骨，给读者的震撼相当强烈，从中很难找出传统意义上的宫廷诗人应有的气息特征。

　　崔融的边塞诗在写景时描摹准确生动，对边塞的景物刻画得入木三分。如《塞垣行》：疾风卷溟海，万里扬沙砾。仰望不见天，昏昏竟朝夕。是时军两进，東拒复西敌。蔽山张旗鼓，间道潜锋镝。精骑突晓围，奇兵袭暗壁。十月边塞寒，四山沍阴积。雨雪雁南飞，风尘景西迫。昔我事讨论，未尝怠经籍。一朝弃笔砚，十年操矛戟。岂要黄河誓，须勒燕山石。可嗟牧羊臣，海外久为客。

　　全诗首起四句，就先描绘出西北边境一种风沙弥漫、扬尘走砾的恶劣环境，高度概括了边塞的特有景象，显得悲壮苍凉，从而为展开描写残酷的大规模战争做了氛围上的铺垫。下面六句则着重渲染了战争的壮观场面和敌我双方的战斗动态，凝练而又全面，反映出作者驾驭娴熟、剪裁精当，具有高度概括的艺术表现力。紧接着四句是写经过这场鏖战，天色开始逐渐黑暗，战场上的喧嚣渐渐远去，四周又慢慢沉寂下来。与此时氛围相照应的是雨雪纷纷，从天而降，一群群大雁由北向南飞去，现在的静谧同先前的动荡形成鲜明对比，余韵缭绕。最后，作者抒写了投笔从戎后，渴望建功立业的豪情壮志，显得慷慨激昂，使全诗在严酷的边塞景象描写中显露乐观向上的精神风貌，体现了初唐诗人因国力日趋强盛，而气概多奋发昂扬的情状。

　　除直接描写边塞战争和边塞风光的诗作外，崔融还借描写战争带给人们的分离之苦来反映战争的残酷。诸如《塞上寄内》《关山月》《拟古》这些诗就是借抒写征人和思妇因两相分离、天各一方而产生的愁思，进而展现其意图的。当然与李峤《倡妇行》借闺怨写边塞不同的是，崔融主要是从征人的角度来写。有的是对边塞景物的描摹依旧传神，营造并突出一种雄浑悲凉的氛围，如《关山月》：“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苍茫非一状。”有的是心理刻画细腻动人，如《塞上寄内》：“旅魂惊塞北，归望断河西。春风若可寄，暂为绕兰闺。”既有鲜明的边塞景物描写，也有征人牵挂思妇的真挚动人的感情穿插其间，能给人们带来心灵上的强烈共鸣。当然就心理描写而言，更加出色的应是其《拟古》：饮马临浊河，浊河深不测。河水日东注，河源乃西极。思君正如此，谁为生羽翼。日夕大川阴，云霞千里色。所思在何处，宛在机中织。离梦当有魂，愁容定无力。夙龄负奇志，中夜三叹息。拔剑斩长榆，弯弓射小棘。班张固非拟，卫霍行可即。寄谢闺中人，努力加飧食。

　　全诗主旨积极向上，写出了真实的征人心理：自己长年征战在外，免不了对家中闺妇百般思念，想到她可能边织布边因思念自己而发出阵阵叹息，恨不得马上插上羽翼飞回家中，以慰相思之苦;然而再联想到此时边塞的战事，自己作为一名征戍边关的军人，肩负着保家卫国的重任，怎可一味沉溺于儿女私情，只有振奋精神，像班超、张骞、卫青、霍去病等历史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建功立业，才是大丈夫所为。这首诗中的心理描写可谓一波三折，生动而又真实，想来没有征戍边塞经历的人是写不出这种细腻传神的韵味来的。

　　崔融赴边，是作为幕僚，所以诗作多是第三人称，其笔触总写全局。而李峤则曾奉旨远赴朔方，修筑六州城以安置归顺的突厥人，也曾以监军的身份到岭南平叛，负有一定的领导职责，所以常以第一人称抒发感慨。如《奉使筑朔方六州城率尔而作》一诗，抒写的是对朔方六城耸立沙漠，拱卫唐朝疆域的作用巨大的感慨。诗人在城上登高远眺，古往今来之事尽入胸怀，千古兴亡之感油然而生。篇末虽有歌功颂德之嫌，但全诗依旧显得雄伟苍劲，气魄恢宏。李峤的《送骆奉礼从军》同《饯薛大夫护边》一样，属于送友人从军，诗中既有描绘“笛梅含晚吹，营柳带余春”的良辰美景，也有再现“剑动三军气，衣飘万里尘”的军旅特色，篇末“希君勒石返，歌舞入城闉”则贴合主旨，使得全诗结构严谨，寄托了对骆宾王建功立业后凯旋的良好祝愿和期待。《倡妇行》是其边塞诗中视角不同的一首，通过为倡妇代言，语言凝练，对仗工整，描述了丈夫被征戍边后，妻子不幸沦落为倡妇的遭遇，是借闺怨来写边塞战争，客观上揭露和批判了给人民带来不幸的战争。

　　从内容和形式上看，崔融的边塞诗多是古体，主要是写自己作为幕僚从军的所见所闻及所感，常用第三人称总揽全局，展现整个战争场景;李峤的边塞诗长于五言，多是抒写自己奉诏远使、受命边关的壮志豪情，常常是以第一人称的角度来抒情;杜审言的边塞诗诸体兼备，常借助赠别的形式，勉励对方不辱使命，成就一番功业;苏味道的边塞诗则属五律，偏重景物的描写，用轻松明快的笔触写出边塞风光的明艳秀丽，淡化了战争色彩，展现出一种积极向上的乐观主义精神。

　　在“文章四友”中，杜审言的边塞诗基本都是赠别之作，虽然明人周珽《唐诗选脉会通评林》评点《赠苏味道》一诗“意调雄浑，为国家边士生色”d，但同苏味道的《单于川对雨》二首一样，与崔融、李峤二人相比，并不突出。

　　因此，就边塞诗上的成就而言，崔融是“文章四友”乃至初唐诗人中杰出的代表，这点应该是毋庸置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