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

　　关键词：《民俗学手册》 何思敬 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冈正雄 柳田国男

　　日本的民俗学概论，当以柳田国男（1875—1962）的《民间传承论》（1934）和《乡土生活研究法》（1935）最为有名。a这两本著作不仅在当时是蓬勃发展的民俗学运动的理论支柱，而且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都被视为日本民俗学唯一的理论基础。但说到日本最早的民俗学概论，则应是1927年冈正雄（1898—1982）的译著《民俗学概论》。其原著是英国民俗学协会会长班妮女士（C.S.Burne）在高莫（G.L.Gomme）著《民俗学手册》（The Handbook of Folklore）基础上大幅度修订的同名著作（1914）。

　　众所周知，班妮的《民俗学手册》对中国民俗学也有着重大影响。中国民俗学引进外国民俗学理论的早期尝试，如杨成志、钟敬文译《印欧民间故事型式表》（1928年3月）、杨成志译《民俗学问题格》（同年6月）等都是对其附录的翻译。而后由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本民俗学概论——林惠祥著《民俗学》（1931），也是以班妮著作为蓝本的。

　　积极研究中国民俗学史的日本民俗学家直江广治（1917—1994），在其《中国民俗学》中说：“在日本，冈正雄氏翻译班妮女士的著作是在昭和2年。一年后，班妮女士的概论也被介绍到了中国。日中的翻译是分别进行的，相互之间毫无关系。但两国最初的民俗学概论几乎同时出现，并且都选择了班妮女士的著作，这实是一个巧合。”b事实真是如此吗？

　　一、《民俗学手册》的最初译介与何思敬

　　1928年的杨钟翻译之前，《民俗学手册》并未受到中国民俗学的关注。译者之一钟敬文在《中国民间故事类型》的序言中回忆了翻译时的情形：“1927年末，我与同乡青年学者杨成志获得了英国民俗学会刊行的《民俗学手册》（1914年），我们感到附录《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和《民俗学问题格》值得我国相关领域研究参考，于是首先共同翻译了其中的《印欧民间故事的若干类型》，于1928年刊行。”c

　　钟敬文与杨成志是广东海丰县同乡。钟敬文担任中山大学中文系助教是在1927年秋，杨成志也在这一年赴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以下称“语史所”）任职。同年11月，中国第一个冠名“民俗学会”的组织以顾颉刚为中心在中山大学成立。

　　1928年3月，“语史所”发行《民俗》周刊，从创刊号开始连载杨成志对《民俗学手册》的附录《调查项目》（Questionary）及《术语》（Terminology）的译文《民俗学问题格》，连载13期后，结集为单行本，作为“民俗学会丛书之九”出版。从该书何思敬的序文可以得知，正是他将班妮的原著介绍给了杨成志，并希望杨成志翻译其中的附录《调查项目》。d

　　而更早的年初，《国立第一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下称《语史所周刊》）最初的民俗学专号《风俗研究》，可见陈锡襄的文章《一部民俗学著作的介绍》（The Handbook of Folklore， by Charlotte Sophia Burne）。依笔者管见，执笔于1928年元日的该文是中国最早的相关介绍。文中提到附录的调查项目“何思敬先生本来想要翻译出来，因为事情太忙没有动手”e，并在文末特别鸣谢何思敬借书。

　　何思敬对翻译《调查项目》特别重视，是因为他认为民俗学要想成为一门当之无愧的社会科学，有体系地了解和掌握调查项目是其门径。但事实上最先完整翻译并出版的，是另一个附录《印欧民间故事类型表》。两种附录翻譯的顺序，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当时也是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中国民俗学的倾向，即以民间故事等口头传承的研究为主。作为“民俗学会丛书”的开篇之作，该书的翻译完成于同年1月，“费了四五昼夜的工夫……译文颇借助于冈正雄氏的日译，并承陈达夫、何畏、庄喆、茜微诸先生的指正”。

　　种种证据表明，无论是陈的介绍，还是钟杨的翻译，其原书均来自何思敬。

　　二、何思敬与日本民俗学

　　何思敬（1896— 1968），笔名何畏，曾是早期创造社的主要成员之一，但作为曾得到毛泽东高度评价的法学家、马克思主义翻译家更为有名。g同时，不太为人注意的是，他也曾是中国民俗学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何思敬与民俗学的关系，要上溯到他的留日时期。何思敬出生于浙江余杭，13 岁赴上海，1912 年东渡日本学习图案设计，1915 年短暂回国工作。1916年春再度赴日，在东京的第一高等学校读预科，次年考入在仙台的第二高等学校。小他两岁的冈正雄是他的同期同学，而比他们早两届的，有日后农村社会学的奠基人之一有贺喜左卫门（1897—1979），以及著名的实业家、金融家，同时也是民俗学者的涩泽敬三（1896—1963）。冈正雄曾一度打算报考上海的东亚同文书院，与来自中国的何思敬很快便成为好友。1920 年秋，何思敬被录取为中国政府的官费生，二人一同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社会学专业。

　　20 世纪20 年代初，日本社会迎来了一个重大的转折期。柳田国男从欧洲返日，为树立民俗学而展开精力旺盛的学术活动。1924 年，冈正雄在冈村千秋（1884— 1941，编辑）的介绍下拜访柳田，后成为其入室弟子。1925 年，冈正雄搬家到神奈川县高座郡藤泽町的鹄沼。进入研究生院继续深造的何思敬，主攻法制史、最早将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翻译为日文（1922）的内藤吉之助（1894— 1946），精通法国社会学的田边寿利（1894—1962）等人都住在附近，大家年纪相若，趣味相投，“日夜交友”h。同年11 月，在柳田的指导下，以冈、田边、有贺、石田干之助（1891—1974，日本代表性的中国学家）等青年学者为中心，创办了以广义人类学为范围，带有浓厚国际色彩的综合杂志《民族》。据石田回忆，何思敬也经常参加他们的集会。i柳田曾在其晚年的回忆录中提到：“至于中国的学者，有在我们创办《民族》的昭和初期来到日本，研习社会学后归国的何思敬。原名叫何畏，听说是国民党的大佬、浙江出身的张静江的外甥。他学成回国，在满洲事变前后曾经担任中山大学的法学部部长。

　　那时来日本，因为正是日本耀武扬威的时候，有些可惜。如果现在来访，我想我们有很多话可以谈。他的夫人是在中国大使馆听差之人的千金，听说毕业于实践女学校，与日本妇人全无二致。”！0何畏是笔名，何思敬也并非张静江的外甥。柳田与何思敬之间的交往较浅，信息并不准确。但他特地在晚年回想其人，无疑是因为印象深刻，而这与何思敬发表于《民族》的一篇文章有关。

　　这一时期，中国民俗学也步入了新的阶段。运动的发源地北京大学1922 年创办了《歌谣周刊》，1925年作为国学门编辑室、歌谣研究会、风俗调查会、方言研究会、考古学会、明清史料整理会等机构的联合刊物，开始发行《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1。

　　1926 年，何思敬通过石田知道了中国学界的这一动向，并在其担任主事的东洋文库阅读了这些杂志。！2 他深为感动，很快便以日文撰写了《支那的新国学运动》（署名何畏）一文，与对《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周刊》《国学季刊》《歌谣周刊》的介绍一并刊登于《民族》的第1 卷第5 期（同年7 月），编辑部以按语的形式对文章给予了重视。何思敬使用了“新国学运动”一词而非“民俗学运动”，因为在他看来，在日本“探究本民族发展至今的真实历程、民族的过去的生活、文化的真相的这一要求”，激发了“对民族的研究，以及作为民族学特殊部门的日本学的诞生”，在中国出现的是同样性质的状况。

　　20 世纪20 年代中期，与国际色彩浓厚的学问主张相呼应，柳田对中国、印度等亚洲国家的民俗学运动显示出强烈兴趣。1925 年5 月在一次题为《青年与学问》的讲演中，柳田说：“直到最近，（中国）才有人有所觉察，重新开始直接向民间寻求史书之外的资料。

　　同样的意识在印度也逐渐开始觉醒。他们的学问，也到了应该向这一方向进发的时节。”！31926 年5 月的讲演《何谓Ethnology》中，柳田则对中国民俗学给予了更高的评价：“虽然一直认为邻国中国也终将迎来无学者之历史被解明的那一天，却不曾想到他们民俗学的国民化反倒要赶在日本人之前。”！4柳田对中国民俗学的认识和评价变化的背后，有着中国民俗学运动自身的发展，也与其身边积极把握、介绍中国最新现状的石田、何思敬等人的存在密切相关。何思敬的“新国学运动”这一用词，虽然是就中国而言，但用来概括柳田在日本努力树立并致力推广的学问，也可谓恰到好处。笔者认为，柳田后来将民俗学称为“新国学”，与此不无关系。

　　三、何思敬与中山大学民俗学会

　　文章刊出的1926 年7 月，北伐开始了。众多留学生怀着对革命的热情和对未来的期待，选择了回国。何思敬也于1927 年2 月归国，被中山大学聘为教授，他曾于傅斯年之前代理过文科主任，后担任哲学系主任，哲学系撤销后任社会学系主任。

　　1926 年秋，北洋政府撤换了校长蔡元培后，众多教授离开北大，顾颉刚前往厦门大学任职。1927年春，归国的傅斯年进入中山大学，筹建能够抗衡欧洲汉学研究的，以中国学者为中心的研究机构。他将顾颉刚招致麾下，于同年11 月创立“语史所”。几乎同时，中国第一个以“民俗”为名的学术组织“民俗学会”，也在顾颉刚的领导下结成了。

　　何思敬归国，恰逢中国民俗学的中心由北京大学转移到中山大学，民俗学组织活动愈发活跃，对民俗学理论的需求日益高涨的时期。他是初期民俗学会为数不多的来自文学院以外的会员之一。也因为留日期间受到民俗学、人类学熏陶，他对欧洲民俗学理论的了解远远多于缺乏留学经验和信息渠道的其他成员。年岁略长的顾颉刚也因此在推进民俗学发展方面对他寄予厚望。！5而作为回应，何思敬也承担了学会成立之初活动中的各种重要职责。1928 年1 月，《语史所周刊》最初的民俗学专号的卷头语，便出自何思敬之手。3 月的《民俗》周刊创刊号，发刊词之后就是何思敬执笔的理论性文章《民俗学的问题》。4 月，民俗学会举办首届民俗学传习班时，开讲第一堂理论课也是由他主讲的《民俗学概论》。

　　1927 年11 月《语史所周刊》第2 期发布《民俗学会刊行丛书》的消息时，列举了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研究》以下12 册即将付印的著作，其中并没有译著。

　　而实际上丛书的第一册是钟杨的译著，顾颉刚的经典之作及其他3本作为第二批，4月才出版。考虑到钟杨的译著是短时间赶制出来的事实，可以推断顾颉刚注意到《民俗学手册》的意义并调整出版计划，应当是在1927 年末到1928 年初之间。1928 年3 月27 日第一次“语史所”会议上，丛书正式议定名为“语言历史学丛书”，由顾颉刚任总编辑，下分五类，其中民俗学类“由何思敬顾颉刚钟敬文诸先生担任之”！6。

　　何思敬归国不久的1927 年4 月，冈正雄译《民俗学概论》在日本刊行。冈正雄在《译者小序》中特别注明“在此也想铭记何畏、樋口和其他友人诸君的深情厚谊”！7。可见对翻译班妮著作一事，何思敬不但早有所知，而且可以说是关涉较深。而冈正雄在译著出版后赠书以示谢意，也是当然之举。这也可以解释一个现象，那就是国内对班妮著作的介绍和翻译，无一例外地提到了冈译的日文版，杨成志和钟敬文在翻译过程中也都曾作为参考，钟敬文当时也是以日文版书名《民俗学概论》来称呼《民俗学手册》的。！8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基本推断，何思敬在日期间，因与日文版译者冈正雄的交往而深知班妮《民俗学手册》的价值并了解日本学界的翻译进展;回国后因同在中山大学任职而结识顾颉刚，并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俗学会，借此机会将英文原著以及冈译日文版介绍给了学会会员，“民俗学会诸同志都认此为一种开拓中国民俗的利器”！9，于是先有了陈锡襄的介绍，随之有了楊成志和钟敬文的翻译，作为民俗学会丛书的开篇之作率先出版，与稍后由杨成志单独翻译的《民俗学问题格》一并开创了中国民俗学积极引进外国民俗学著作的先河。

　　中日两国最初的民俗学概论在同一时期出现，并且都选择了《民俗学手册》。但这绝非历史的巧合，而是隐藏着中日民俗学交流史上尚不为人详知的精彩一幕。

　　四、何思敬在中日民俗学交流上的意义

　　何思敬的专业是社会学，对哲学、法学兴趣浓厚，回国后积极参与中国民俗学的时期较短，主要集中于1928 年年初的数月，相关文章少，也无重要著作，因此在中国民俗学史上一直未受重视。只有施爱东在《倡立一门新学科——中国现代民俗学的鼓吹、经营与中落》中专设一节，对何思敬回国后在中山大学期间与民俗学相关的事实做了梳理和讨论@0，描绘出一个尊崇西学，对民俗学态度矛盾的形象。但如果从中日民俗学交流的角度来看，何思敬起到的历史作用，也许可以有不同的评价。

　　何思敬对西方理论的接受和理解，来自留学期间的学习经历与交友关系。其内容是多元的，既有社会学、人类学、民俗学，也有法制史、马克思主义。一以贯之的，是强烈的国际色彩和社会使命感，而具体的学术兴趣，则因为时代潮流、个人经历而发生变化。

　　与冈正雄等人的关系而与柳田指导下的《民族》杂志及其同人的交往，加深了他对欧美民俗学及形成中的日本民俗学的认识，而通过同伴中的中国学家，他也了解到了中国国内学问及民族运动发展的最新动向。

　　这些经历，一方面形成了他横跨西方——日本——中国的学术视野，一方面也使得他有了联结中日学界的可能。他在《民族》上发表的文章，在柳田国男引领的日本民俗学界理解中国的民俗学运动方面，产生了积极和重要的影响。而他对中国民俗学的贡献，首先是对西方民俗学理论的引进。

　　何思敬对引进西方民俗学理论十分重视。顾颉刚、容肇祖等人离开中山大学后，1930年4月“语史所”

　　下辖各学会改称“组”，“民俗学组”由何思敬任主任。

　　他拟定的工作计划中主要内容有两项，第一就是“翻译欧西名著，刊成丛书”。其中计划先行出版的有3本，第一本就是《民俗学手册》，其余两本为Haddon 的《Magic and Fetishism》和Hartland 的《Religion in PrimitivePeople》，待译书单中作为经典名著还列举了弗雷泽的《金枝》、泰勒的《原始文化》，以及法国汉学的最新名著如马伯乐（Maspero）的《古代中国》（1927）、葛兰言（Granet）的《中国文明》（1929）@1。但“语史所”改制，民俗学活动进入低谷，这一计划也不了了之。

　　其次是与日本民俗学界的联系。1929 年8 月，何思敬赴日，为中山大学图书馆购置了日、英、德、法文书籍7000 余册。@2 当年4 月，柳田已经因为与冈正雄为首的青年编辑们之间的意见不合，宣布《民族》停刊。大部分核心成员以折口信夫为中心组织“民俗学会”，并于7 月创办了《民俗学》月刊。

　　创刊未久的《民俗学》第3 期（9 月）的“学会消息”对何思敬赴日进行了报道：“东京帝大社会学科毕业后归国后担任国立中山大学教授的何思敬氏，今次因该大学图书购入事宜于8 月上旬来京，停留約一个月后回国。今后同氏将不时来函告知中国的民俗学会的状况。”此外，“会员名簿”中也可以看到“何思敬”的名字。

　　第二年的《民俗学》2— 11 号的“民俗学相关书志”中“云南民族调查报告 杨成志著 中华民国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研究所”等内容，应该就是来自何思敬的信息。

　　1929 年夏的日本之旅，也是何思敬的最后一次日本之行。1931 年后他逐渐远离民俗学，积极投身于政治运动中。1931 年6 月，他从广州移居香港，12 月参加上海文化界反日会，之后成为其负责人。1932 年5 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抗战爆发后，1938年3 月到达延安，长期从事马列著作的翻译、理论介绍以及日本战俘的再教育等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法学教授、系主任等职，1968 年去世。

　　另一方面，《民俗学》杂志在1931 年11 月号，又出现了与中国的“民俗学会”相关的信息。这一次的交流对象，是以曾经中山大学民俗学会核心人物之一钟敬文等为中心的杭州“中国民俗学会”。因何思敬而形成的中日民俗学之间的联系得到了新的延续，双方的交流一直持续到1935 年初。而钟敬文自述奠定了其学术基础的赴日留学（1934 年4 月—1936 年7 月），也与这一交流颇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