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鲁敏 《荷尔蒙夜谈》 符号化 现代社会
鲁敏是“70后”作家群中备受关注也较有影响力的一位。她于1998年创作了其写作生涯中的第一篇小说《寻找李麦》，此后笔耕不辍，在不同篇幅的小说形制中游移，涉猎了众多题材的创作，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对鲁敏作品的研究，目前学界主流的方法是按时间和主题倾向将其划归为“东坝”“暗疾”“荷尔蒙”“逃逸”等數个序列。
鲁敏于2017年出版的小说集《荷尔蒙夜谈》即“荷尔蒙”系列的代表作。作为“70后”代表作家，这部小说集体现了“70后”作家思考和阐释世界的方式。厚重的历史书写被轻盈的抽象寓言取代，这是鲁敏创作中处理文学经验的新特点。由此，小说得以深广地揭示现代社会的症候，成为现代人精神世界的表征。
一、符号化：关涉身体与精神的生存法则
相比于惯常虚构宏大历史场景或故事的“60后”作家而言，“70后”作家在写作中突出了细碎而偶然的个人经验，创作也有精细、鲜活等独特之处。其中，鲁敏的描写以细腻见长，同时也融入了丰富的语言技巧。她的写作并没有完全忠于个人生活的写实而抛弃先锋创作的寓言手法。这种手法的运用在小说集《荷尔蒙夜谈》中表现为叙事充斥着一系列的符号载体。
符号是“载体的感知与这个感知携带的意义之间的关系”，它充斥在人们的生活中，却很少能被人感知。对于符号进行认识与理解会推动符号化的进程，符号化即“对感知进行意义解释”，是人解释世界、贮存经验的必然结果。现代人的符号化倾向在生产和消费领域通过浪费与符号崇拜等方式体现出来：“受众的注意力已经从文化意义和文化内涵被转移到过分堆积的文化符号本身，使得这些文化符号成为被欣赏、被消费的欲望的对象。”此外，现代科学技术也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符号化的进程。
在符号化的现代社会中，每个人的周遭都充斥着形形色色的符号，也同时承担着成为符号的主体、丧失自我并沦为符号的风险。小说集将这种人被符号化的症候暴露无遗，《大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小说中所谓只手遮天的“容哥”自始至终未曾出现，其形象建构均来自不可靠的流言;“容哥”只是一个脱离所指的能指，一个空洞的符号。《幼齿摇落》的开头直接书写一个人被符号化的状态：男主人公的车内没有任何饰品或杂物，在他身上“看不出丝毫偏好”，“均匀地在各个方向分布着他的乏味”。没有任何偏好和个性，“他”甚至连具体名字都未曾提及，面目模糊而抽象。“他”可以是任何人，而非某个具体的、鲜活的人。在这一点上更可以看出鲁敏小说创作中的匠心独运：小说集中有一半的作品人物没有明确的姓名，通常使用某一代号进行称呼，如数字“40号”、人物特征“紫色波波头”等，甚至直接以“他”“她”相称。这种命名习惯可能与鲁敏观察母亲记账习惯的童年经历相关，母亲为了方便称呼不相熟的邻居，经常根据他们的特点起一些诨名如“地刷子”“向日葵”来称呼他们。同时，小说中这种写法更体现出符号化之于现代社会的某种表征。这些用代号给人物命名的小说，对人物的身体（外貌）描摹通常是缺位的。缺少了身体形象，人物就与现实产生了间隔;“去身化”的描写会让人高度抽象化，本质上与《大宴》中的“容哥”一样脱离了肉体与人格的所指，成为一个普遍意义上的能指。相较之下，《堕落美学》中的柳云是一个相对具体的人。小说中对于她的身体有着较为详尽的描述，同时，她对于身体的渴望与上述所谓被符号化的人产生了巨大反差：她注重身体欲望的满足与宣泄，即使是通过婚外情的途径;她将身体置于相对于精神的第一性，将每个具体的人称呼为身体，甚至对渴望身体的欲念抱有“尊敬”之感。
现代人似乎无力摆脱这种被符号化的命运，但人在符号世界中仍能觅得自身的存在。人与其所处的环境构成了一个庞大的符号体系，人作为其中的一部分，脱离了这一符号系统便不再具有意义。同时，每个符号系统都存在一套解释自身的规则，这些规则集合被称为符码（code），被符号化的人可以通过符码来理解自己的存在。鲁敏将《西天寺》中的主人公符马视作符号世界的规则集合，“符码”的隐喻与代指，有助于读者解读他在故事中一些反常的表现。小说中的符马对于生活的感知是麻木与庸常的，“无聊得遮天蔽日”，体会到“结结实实的孤独”。他只有用计时器看到时间的流逝，才有活着的感觉。冰冷抽象的符号反而成为符马对抗空洞与虚妄、证明了自身存在的方式。符号的接受或排斥可以引起人切实的感觉，这其实就是符号引起的一种幻觉，符马在计时器中感知到的自身存在也诸如此类。计时器消解了符马对于符号化的恐惧与排斥，重燃了他对于生命与存在的感知，这便是被符号化的人理解自己存在的方式，即复归于符号世界中并尝试接纳与融入。由此，从符马这一人物中可体悟出双重含义：表达被符号化的现代人对生活的感知，启示这类人如何寻回自身的存在感。
除了在文本叙事内容中的具体体现，符号之于整个文本的作用也是显然易见的。符号因其抽象性与概括化，使得小说文本具有一种寓言性质，可以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揭示整个现代社会的特质。如《万有引力》中，一个有心或无意之举就可能会造成一系列巨大的连锁反应。由此，必然性潜藏在文本背后，偶然性被无限扩大。一种对混乱与失序的隐忧统摄着每个现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荫蔽在人们头上的乌云。
二、浮世绘：情节模式中的现代经验
《大宴》中众人寻找的中心人物“容哥”是被完全符号化且不可逆的。由此，文本的符号化创造出一种情节模式，即“使用带有不确定性的、变形的话语重构某一‘沉默的’核心要素”。这种模式成为隐喻现代社会症候的寓言。
人物“容哥”作为被众多流言蜚语所试图追寻和建构的所指，他的出现必然伴随着对“容哥”这一名称的去符号化、物化成具体的工具，由此便消减了文本的寓言性质，小说容易落入窠臼。如鲁敏自述：“所谓的现代或实验主义，想个点子，不难，真正考验人的部分就是收束部分。如何以荒诞起而以真切止，从假到真，得一一做实。”而《大宴》结尾对符号隐喻性的处理恰如其分。小说是跟随杨早的视角进行叙述的，杨早在坚信“容哥”是个男人的前提下自然会被其性别颠覆中伤，从而主动放弃与其会面;于是文本对会场的描述戛然而止，“容哥”出现或被识别的可能性也就随之消散。《大宴》的寓言性质是作者配合着核心所指“容哥”外的众人共同实现的。与其说众人的流言是在建构一个最接近真实的“容哥”——实际上他们所使用的那些早已变形的言语完全不可能做到这点，毋宁说他们是在重构这一形象。这一过程如同新版盲人摸象：围绕着大象的众多盲人没有完整地感知大象，有些甚至只是基于道听途说或自己想象就来建构大象的体貌特征。叙述者是身在其中的盲人之一，对核心所指进行的真假难辨的碎片化描述没能得到筛选与统合，因此大象的真实样貌如何，甚至连大象是否存在都成为疑问。这种情节模式在鲁敏的其他作品中也可寻见蛛丝马迹。
《或有故事曾经发生》里一个记者从他人的描述中自行重构了一个已故女孩的生平。“一代代玩世不恭的记者们流传下一条古老的规则：‘绝不要让事实妨碍一篇好故事’。”“在叙述中，说者先要被说，然后才能说。”不被言说便不存在，不存在便无法用语言进行自我指涉。大象也不会说明自己的模样，但“容哥”可以用自己的言语击破所有的流言。于是作者这一上层叙述主体巧借杨早的放弃而回避了对“容哥”的描写，将“容哥”变成了大象一般的存在、一个被建构和被定义的中心人物。这一过程可以看作是现代社会去中心化传播的一种表征，隐喻了语言改写现实的力量。虽然每种声音立场不同，但对于话语的掌控欲却始终未曾停止。《大宴》情节模式所隐喻的社会经验正是出于鲁敏对于现代生活的敏锐体察。
此外，鲁敏对爱欲的书写也存在一种情节模式。如小说《荷尔蒙夜谈》中，先是回忆无疾而终的初恋经历，其后便谈到对爱欲的激发，小说集中其他几部小说也涉及类似的情节元素。
小说集中收录的作品皆是鲁敏中年时期的创作，这一年龄段的特征也决定着作家以不同于青春期的眼光看待与评判初恋。小说中的人物表现出对初恋的怀念，但在多年后与初恋对象相见时再也找不回当时的爱欲。怀念初恋的描写展现出现代人对于弥补爱欲缺位的呼唤。一个事物完全没有消极面，也就意味着积极的一面失去了被阐释的可能和存在的基础。为了避免爱情中的消极因素，“舒适的感觉和无须承担任何不良后果的刺激取代了痛苦和激情......消极面的缺失导致了当今爱欲之死”。寻回业已“死亡”的爱欲，或可成为小说中众人夜谈荷尔蒙的初衷。
激发爱欲的关键因素是对他者的想象。小说《荷尔蒙夜谈》中何东城在飞机上与邻座女人共用一条毛毯，在这对想象的共同体中产生了爱欲：“我与她如同床共枕、相濡以沫。在这架虚妄的、不知所在亦不知所往的飞行器里......我对她产生了难以说清的骨肉相连般的亲人感。”在《堕落美学》中，柳云心里清楚小田与自己的初恋没有丝毫相像，但在自己的幻想中“看不见脸的小田......真的像她那个口哨男友了”。现代社会中的海量信息因技术手段而以高清晰度的形式呈现，“透明的社会”消解了人际交往的边际界限，人会因此失去独特性而趋于同质化;同质化意味着对他者神秘感的否定，从而无法激发对爱欲的想象。人只有勇于走出自我，才能真正走进他者，从他者的接受中找到一个新的自我，产生实质意义上的交流。如《拥抱》描写的一个中年女人与自闭症男孩之间的爱欲：男孩非常喜欢亮晶晶的东西，女人尝试以男孩的视角看待世界，她“攀沿着他发射出去的目光”，看到“世界果真是亮晶晶”的，从而真正理解男孩并对他产生爱欲。小说中的自闭症男孩，与将爱欲紧紧闭锁在心门之中的现代人不无相似之处。
可以说，《大宴》所创造的“使用带有不确定性的、变形的话语重构某一‘沉默的’核心要素”情節模式，反映出现代社会对话语权的去中心化特质。小说集里对爱欲的“怀念初恋，意欲寻爱”书写模式也反映出现代人爱欲缺位的精神困境，并对寻爱的途径进行了探索。
三、现代社会的多棱镜
小说集《荷尔蒙夜谈》作为“荷尔蒙”系列代表作品，其主题存在巨大的可阐释空间。
一方面，符号化的书写方式突出了现代社会的症候。符号化进程将人推至“去身化”的悬崖之上，身体反而被置于第二性。重新发掘被湮没的身体，正是再谈荷尔蒙的意义所在。此外，现代人可以通过审视符号世界的上层规则来理解自己的存在。巴尔特认为在一个系统中只有超越某一层次才能理解该层次的意义。《西天寺》中的符马使用计时器这一将符号具象化的工具直视符号世界的运行，从更高的层次向下窥探自己的生活。他的行为之于现代人而言本来就是一种有益的启示：被符号化的人通过超越的目光审视当下的生活现实，寻回自身的存在感。
另一方面，小说集以其独特的叙述模式表现出了现代社会的生存经验。其一，《大宴》创造了一种“使用带有不确定性的、变形的话语重构某一‘沉默的’核心要素”的情节模式，影射现代技术支持下的去中心化传播冲击了既有的单一话语的现状。其二，小说《荷尔蒙夜谈》的爱欲书写复现了社会生活的部分特质。文本中的爱欲是被放置于现代社会的特殊情境中讨论的，面对现代人之间普遍的冷漠隔阂的现状，通过性和身体经验的呈现次第触探到爱欲缺位的实质，体现出现代人对爱欲复归于生活的渴望，并揭示了对他者的想象之于爱欲激发的重要作用。
总之，对于小说集《荷尔蒙夜谈》的主题解读仍然有待进一步阐释。在探寻的过程中，鲁敏作品中的现代性特质也被展现得淋漓尽致。这种书写正是鲁敏小说关照现代人的生活现实和精神状态的体现，表明鲁敏在以自己的方式实践着一种之于现代性的体悟思考与人文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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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胡睿洁，苏州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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