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饶宗颐 《楚辞书录》 香港国学
香港已故国学大师饶宗颐，原籍广东潮州，在目录学、楚辞学、古文字学、敦煌学、诗词与书画等领域均有重要的贡献，曾先后被学界与钱锺书、季羡林并称为“南饶北钱”与“南饶北季”，香港学者多尊称其为“饶公”。
（本文为表敬意的同时节省些笔墨，也采用这一称谓）其所著《楚辞书录》（香港苏记书庄1956年版）以目录为纲，开创性地利用日本古写本与古籍善本，涉及历代以来有关《楚辞》的注释解读之书、佚籍及其拾补、模拟之作、专题画作、各国译本与近人专著论文等各方面的内容，展现了其综合的文史研究能力与环环相扣、积铢累寸的跨学科治学的推进方法。此书出版时，饶公定居香港不过七年。书中囊括的序跋、资料与提及的海内外学者是理解饶公中年治学重点的转移过程与香港国学史的重要线索。
一
《楚辞书录》（以下某些地方简称《书录》）的优点首先体现在体例的完备上。此书分书录、别录与外编三大部分。书录下的“知见楚辞书目”罗列出《楚辞章句》《楚辞补注》《楚辞集注》等传世著作。每书先列书名、卷数与作者，并从前代著录、作者生平事迹、篇目与特色等方面作一提要，最后列出各版本，并对其基本状况、异同与承袭关系进行简要的论述。次为“元以前楚辞佚籍”，其提要与上一部分相类（无篇目），只是将传世版本变为佚文出处。其后“拟骚”按时间先后列出历代模拟《楚辞》的文章，亦有提要与版本叙述。紧接着的“图像”部分叙述自宋李公麟《九歌图》至近代的《楚辞》系列画作，以揭示《楚辞》（尤其是《九歌》）对中国画的影响。“译本”收德、英、法、意、日译本，别录述近人的楚辞专著与论文，外编收录的自著论文《“离骚”异文亦作“离”考》论传世本里“离骚”与“离”之通用。《晋郭璞〈楚辞〉遗说摭佚》《隋僧道骞〈楚辞音〉残卷校笺》以敦煌所出《楚辞音》与传世文献对照，试图还原郭璞注《楚辞》的面貌。《唐钞〈文选集注·离骚〉残卷校记》论日本金泽文库所藏唐本《文选集注·离骚》与明本之异同。《唐陆善经〈文选·离骚〉注辑要》指出此唐本中陆善经注似独立完成与训诂之新意，并移录其要，间插按语以明异同。《唐宋本扬雄〈反离骚〉合校》指出扬雄此文之于《楚辞》训诂的作用，对比了日本唐钞《汉书·扬雄传》、嘉定、端平本《楚辞集注》与百衲本之《反离骚》。饶公还汇辑了唐本中显为姚察《汉书训纂》、顾胤《汉书古今集义》的旧文，为研究晋灼、如淳、应劭等人的《汉书》注本提供了可靠资料。
二
饶公此书展现了他各学科相互融通、相互促进的学术世界。
（一）楚辞学与目录学相融
饶公首倡楚辞学。他以楚辞学为出发点梳理历代《楚辞》之学的著作。其《骚言志说》一文可与《书录》的编目相印证。他以《楚辞集注》为“南宋以后极流行的教科书”（在中国、日本、朝鲜的翻刻次数共27次），故对此书与王逸《楚辞章句》的版本罗列独多。饶公不仅视一书之于楚辞学的地位来定详略，还力图以目录的形式，体现《楚辞》及其文体与屈原精神之于后代的影响。其序文以为《离骚》“其论次前古治乱之故，则诗中有史矣”，而《史记》“兼诗骚而有之，可谓以诗骚为史者”。他在目录中常对与屈原遭遇相似的作者加以介绍，以表古今颇同之理。例如，《楚辞听直》条谓黄文焕“崇祯中坐黄道周党下狱，因著此以寓感”。《庄屈合诂》条谓钱澄之“当明末造，发愤著书，盖以《离骚》寓其幽忧”。揭示历代楚辞学流变的则有晁补之书条下的“集中卷三十六有《离骚新序》3篇、《续楚辞序》1篇、《变离骚序》2篇，古少其例，可謂颛门之业”，“朱熹《楚辞后语》，即据晁书增删而成”。又“拟骚”部分多见对作品风格类型的辨析，如明刘基《九叹》下：“用刘向篇名，而文似《九辨》。”《七招》条引洪吉亮序：“昔宋玉赋《大招》，枚乘著《七发》，予读而善之，因合其体仿焉。”
（二）以地方志增添或充实书中著录
饶公15岁时就发奋续写父亲未竟之《潮州志》。该书于1935年首刊就震惊了岭南仕林。1935—1938年，饶公被聘至中山大学广东通志馆，负责艺文志的编纂工作。1946—1949年定居香港以前，他担任编写《潮州志》的副主任委员兼总纂（温丹铭、蔡起贤、翁子光等人为分纂）a。早期的修志经历让饶公对地方志之体例与价值都了然于胸。这在编写《书录》时派上了用场。书中一些著作仅见于地方志，而不见于公私藏书目录。正因为饶公善于从方志中发掘资料，才使得它们为更多人所知晓。如夏鼎《楚辞韵宝》
（见《湖北通志·艺文志》）、黄祯《拟骚》（见《山东通志·艺文志》）、姚舜明《补楚辞》（见《浙江通志·经籍志》所引明万历《绍兴府志》）。另外，饶公在编纂《潮州志》的过程中，开始对陆续发现的潮剧戏文给予关注，并于1958年发表了《〈明本潮州戏文五种〉说略》。
《书录》末跋文提到：“至于戏曲中以《离骚》为题材者，实繁有徒;而方志中艺文一类，著录之书，有关《楚辞》者，为数尚伙，其刊行与否，多不可知......凡兹二者，姑从盖阙。”（“题材者”后原有括号内的作品罗列，此省）这说明饶公早期构想的楚辞学不仅包含了《楚辞》对历代韵文、诗歌与散文的沾溉，还将其对戏曲一类世俗文学的影响囊括其中，只是后来没有在这方面充分发挥而已。可见，此书的编写是与饶公先前对乡邦文献的整理一脉相承的。他认为做学术要从自己的家乡出发，其道理就在于此。《书录》不但是饶公在地方史研究基础上“接着做”的表现，还体现了他跨学科时积铢累寸、扎实推进的态度，是其后《殷代贞卜人物通考》《敦煌曲》《敦煌白画》《楚辞与词曲音乐》《宋季金元琴史考述》的前奏。
（三）旁涉古文字学
饶公在书中考述敦煌《楚辞音》时，不仅对各本互出之异文格外关注，如离骚亦作离、帏通作祎、?与雲、暉、運并通等等，还特意从金文中寻找异体字的源头。这无疑是他帮助王云五编八角号码时打下的基础发挥了作用，但也可见他正有意识地为日后的甲骨文、简帛书研究做出铺垫。此盖其自谓之“旁移法”。饶公虽以“比量”形容王国维的学术境界（1955年出版的《人间词话平议》即为体现），但也不时引用其合理的观点，如书中《山海经》之“朴牛”条下“：王静安以为即卜辞所见先公之王直及季，可备一说。”
（据说饶公写《殷代贞卜人物通考》前后花了十年时间，此可见其在这一过程中对王国维甲骨文研究成果的吸收）又如《楚辞章句》之明正德十三年（1518）黄省曾刊本条下引观堂跋：“书中不避宋讳。然目录自《九章》至《九思》均有‘传’字，与洪兴祖《补注》所引一本合。”（《九章》后原有按语，改作《九歌》，今省）后明注出处为《观堂别集三》，可见其对王国维学术的全面了解。
（四）“图像”部分采用与书目相似的形式
此书“图像”部分的设置不仅是为了说明《楚辞》对中国绘画的影响，更可视为饶公对画学领域的有意涉足。饶公从小学画，后离开家乡，在广州、广西、汕头等地修志、从教。奔波忙碌自然使他少了几分作画的闲情雅致。居港之后，饶公作画日增。应该说，饶公至少从1956年出版此书以前就有了钻研画学理论的志向。其“图像”部分采用与书目相似的形式：先列画作、画家，次为历代著录、流传情况与各家评鉴等，再列版本。所不同的是，还要对显为伪本者做出判定。这无疑对饶公资料的搜罗与中国画史的整体把握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笔者可以断定，通过撰写这短短16页的《楚辞》图像画目，饶公已经具备了相当的书画鉴定方面的基本素养。此书列出的不少画家到后来都成为饶公的研究对象，如李公麟、赵孟頫（饶公写有《摹李公麟〈五马图〉跋》）。其《敦煌白画》认为唐以前用铁线篆笔法绘成的白画具有形重感，与宋元以后用二王行草线条入画所致的跃动感有着显著差异。又如钱选更是被饶公认为是开创元代画风的第一人（而非赵孟頫）。
（五）饶公的琴学研究起初是从楚辞学延伸拓展而来的
1958年出版的《楚辞与词曲音乐》第四节即“《楚辞》与古琴曲”，并以《〈离骚〉劳商辨》《〈楚辞〉琴谱举例》作为附录。论者多以此书为最早之标志，探讨饶公琴学研究的起步方式。其实，这在《书录》中已见端倪。在撰写“元以前楚辞佚籍”一节时，饶公已注意到《新唐书·艺文志》经部乐类著录的陈康士《离骚谱》（此名见于《通志》），予以著录，谓“康士，僖宗时人，善琴，撰琴曲百篇，谱十三卷，内有《离忧》七章、《沉湘》九章”，并在《文献通考》中发现了皮日休为其撰写的序文。又元代唯一佚籍乃吾衍《九歌谱》。值得注意的是，饶公特意指出吾衍“家于钱塘”，也许正是看出了这一寓居地与元代浙地琴史的重大关系。因此，饶公从1952年师从容心言学习古琴至1960年写成《宋季金元琴史》间，大概一直都在楚辞研究中旁涉琴学。其步步推进之情状与上述例子即可窥得一二。
三
《楚辭书录》出版时，饶公移居香港已7年，在香港大学中文系任教已5年。他在此时期的学术新动态自然与香港宏观上的学术环境息息相关。一方面，香港是一个可以同各国来往的自由港，这使得饶公拥有了利用海外学术资源的条件。他在香港潮商方继仁的资助下获得了斯坦因收集品的缩微胶卷，并开展对敦煌学的研究。1954年暑假，他到了日本京都大学调查甲骨。在吉川幸次郎的带领下，饶公还接触到西村彦时（硕园先生）家藏的各种《楚辞》版本。（据笔者粗略统计，《书录》所著录的西村所藏版本及自著至少有6种）稍后，他来到内阁文库，发现那里的《楚辞》有10种以上的版本。水野清一又将库藏《楚辞》都拍了下来提供给他，因此，《书录》所收的版本下多明注“内阁文库”。饶公还设法结交日本汉学家，走访私人博物馆与藏书室，书中某些版本下注明的静嘉堂、成篑堂、真轩与小田切等即属此类。香港的国际化优势不但开阔了饶公的视野，还使他产生了学习英、法、日、德诸语与梵文、楔形文字的动机，从而叩响了国际汉学与世界比较文明研究的大门，此书“译本”部分就依次收录了德、英、法、意、日五国语言的译本。值得注意的是，书末附识中“惠寄参考”的两位外国学者，其中牛津大学David Hawkes于1959年出版的《楚辞》英译，被饶公在1978年的一次演讲中视作外文译本的总结。同是1978年，饶公得知法国政府出资的世界文化经典翻译项目中只有《红楼梦》《三国演义》两部中国典籍，而没有“五经”时，当场落下了眼泪，这可见饶公自20世纪50年代起对于中国经典外译的持续追踪。另外，饶公所通晓的多种语言必定不是在短时间内同时学会的，但他习得几种西方现代语言的先后顺序历来少有人讨论。《楚辞书录》虽然列出了五国语言，然而法文译本仅有2种，意文译本仅1种。意大利文在其日后的研究中使用不多，可以推断他此时未能很好地掌握。此书出版于1956年1月，饶公尚未出席是年于巴黎举行的第九届国际汉学大会。戴密微于1957年1月26日致饶公的信也是用英语写成的。当中有许多明显的语法错误与词句不通顺之处b，如果饶公已经有较高的法语水平，戴老绝不会硬要用英语来写。因此，笔者断定饶公最先习得的是英语和日语（他1954年在东京大学演讲时已能操一口流利的日语）。随后，他又借助英、德语言的相似性，向德语发起挑战，而法语则是因后来研究的需要才逐渐熟练起来的。
另一方面，香港此时的学术资源日益丰富，学术文化环境也日益浓厚。自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内地的许多珍贵文物流散至香港文物市场（如现今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的《五牛图》《中秋帖》《伯远帖》等），这种情况直至21世纪第一个十年仍未扭转过来。清华简被盗掘出土后就流散到了香港，直至2008年才入藏清华大学。饶公于1994年就利用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文物馆所藏汉简来说明敦煌《坛经》的“獦”乃“猎”之异文而非俗体c。当然，20世纪上半叶抵港的不少社会名流也带来了许多学术价值极高的藏品。他们或在此前已有收藏爱好，或是到港后对国宝外流深感痛心，遂身体力行，投入收藏事业。于是便有了何耀光的至乐楼、刘作筹的虚白斋中上乘的明清书画藏品（下文提及的张大千在香港购得的古书画也十分可观），这两批书画藏品为饶公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资料。他曾撰写《至乐楼藏八大山人山水画及其相关问题》d，并著有《虚白斋书画录》。
与《楚辞书录》最密切相关的香港本地资料莫过于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的藏书。该馆藏有大量珍贵的古籍善本，曾于1942年2月2日引来日军的查抄，被劫走包括宋刊本《五臣注文选》、明写本《永乐大典》数卷在内的28种堪称“国宝”的文献e。饶公书中提及的就有明万历十四年（1586）冯绍祖校刊《楚辞章句》、正德十四年（1519）沈圻刊《楚辞辨证》。他后来还专门撰写了《香港大学冯平山图书馆藏善本书录》，其馆藏古籍之学术价值由此可见。饶公在《书录》中还频繁征引《四库提要》《太平御览》《文献通考》《册府元龟》、各种地方志与历代正史等大部头的文史工具书。他在《我和敦煌学》中提到1952年港大购入《正统道藏》之事：“我还记得友人贺光中兄为马来西亚大学图书馆从东京购得小柳司气太批读过的《正统道藏》，价格殊昂，当时香港及海外只有两部道藏，无异秘笈。”又联系到此时林仰山对港大中文系的大力推动，笔者断定，当时港大的中国古典图书应是十分充裕的，所以饶公才能在1954年夏获得日本内阁文库的《楚辞》照片后，于1956年1月迅速出版《书录》。（具体的著录信息不大可能是1955年在日本京都查阅的，因为他正忙于结交汉学家、关注楚地出土文献与走访私人藏书）
从《楚辞书录》的附识中，我们可以看见其成书离不开当时张大千、陈仁涛、熊式一等在港友人与学者的鼎力相助。早在20世纪50年代初，饶公就开始与张大千交往。大千十分赞赏他的白描人物画，曾道：
“饶氏白描，当世可称独步。”他认为饶公的白描（由于是以敦煌白画之铁线篆笔法入画）不同于自己的风格，曾打趣谓两人要各行各的路，不要受对方的影响f，这种切磋交流无疑推动了饶公的创作实践与画学研究。熊式一于1955年始到香港，不到一年便与饶公相识，并慷慨地提供译本，其时香港学人的热情通达由此可见。陈仁涛收藏古钱币与书画，著有《金匮论画》《金匮藏画评释》《故宫已佚画目校注》（不带注之原书被《书录》“图像”部分多次引用），饶公书末跋云：“图像部分，荷陈君仁涛将所藏绘画有关著录各书，惠假披阅，俾得广搜博采。”盖亦对其画学助益甚多者。
总之，作为饶公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重要著作，《楚辞书录》出色地将目录学与楚辞学有机结合起来。
它上承饶公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从事地方史研究的前期积累，下启其50年代以后的敦煌学、甲骨学、画学与琴学等领域的突出成就，与其他相关的学术著作一同表明了饶公文史哲藝互不分家的广博治学路径在此时的明确与定型。事实上，正是香港打造了一个新的饶宗颐。我们可通过此书的序文、跋语、附识与索引资料等线索，结合香港作为近代中国之“荆州”的大环境，从细处着眼，更加全面准确地理解其时香港国学研究的状况与特点。
ab陈韩曦：《饶宗颐——东方文化坐标》，花城出版社2015年版，第26—29，第48—55页。
c张涌泉：《敦煌俗字研究导论》，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1页。
d饶宗颐：《至乐楼藏八大山人山水画及其相关问题》，《中国化研究所学报》1976年第8卷第2期，第507—517页。
e严绍璗：《汉籍在日本的流布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199页。
f此据饶宗颐贤婿邓伟雄博士于2018年9月7日在香港浸会大学饶宗颐国学院举办的“第四届志道游艺：无碍自在——饶宗颐教授书画展”上主讲的题为“饶宗颐教授艺术历程”之开幕讲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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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M].北京：中华书局，2010.
基金项目：本文是河南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基于‘一国两制’新情况的香港国学研究”（项目编号：20211001006）项目成果
作者：梁文健，河南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先秦文学、古典文献学、香港国学史等。
编辑：曹晓花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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