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再生缘》 陈端生 女子教育 文学教育
陈东原在《中国妇女生活史》中指出：“清代学术之盛，为前此所未有，妇女也得沾余泽，文学之盛，为前此所未有。”a据胡文楷《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明末之前有著作成集的妇女共计360人左右，而有清一代则多达3800余人。清代女子文学之盛，可见一斑。文学活动盛行的背后是教育的繁荣与普及。尽管明末以降的社会出现了“女子无才便是德”的俗谚，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平民女子读书写字的权利，但“才德不相妨”的主张也为官宦士人家庭出身的女子接受文学教育保留了一定的弹性空间。清代闺秀借诗文创作揄扬胸中才华，已经成为不可遏制的时代风气。
与清代闺秀诗人的银河相互辉映的，是弹词女作家的群星闪耀。盛行于清代的弹词小说是一种作者与读者皆以女性为主体的独特叙事文本，陈端生的《再生缘》代表了清代弹词的最高成就，陈寅恪盛赞其为“弹词中第一部书也”。本文将目光聚焦于清代闺秀陈端生和她的弹词小说《再生缘》，通过整理书中的女子群像以及陈端生本人的教育经历，对清代女子接受文学教育的情况做出基本的勾勒和总结。
一、幼承庭训：七岁吟诗如锦绣
在清代，几乎所有出生于书香世家的闺秀都有接受文学教育的机会，但同时她们又受到“妇女内言不出阃外”的礼法束缚，因此由家中长辈尤其是父母亲自施教成为最常见的教育方式。才女孟丽君是《再生缘》的女主人公，书中称她“七岁吟诗如锦绣，九年开笔作诗文”，第十回生动地描绘了大学士孟士元向女儿传授诗文的场景：尚书正在香闺内，批点新诗坐对窗。小姐斜傍书案立，看严亲，手提朱笔细评章。忽听侍儿帘外报，孟尚书，推开交椅意彷徨。回唤荣兰收笔砚，得闲时，再来闺阁细评章。b
同样是在第十回，孟丽君自己也提到了在家中由父亲指点，和兄长分题赋诗的经历，她说：“丽君生在元朝内，万卷诗书也尽闻。七步成章奴可许，三场应试我堪行。日常间，父亲三八分题目，每比哥哥胜几分。”似孟丽君这般由父施教的例子在书中并不少见。延平府太守之女梅雪贞“论诗词，也会随心咏几篇，父在衙内闲教训，能诗已有两三年”。还有御史家的女儿尹兰台殷勤课弟，平日里由父亲“看看文章，讲讲书礼”，“颇有个谢道韫的才名”。
《再生缘》的作者陈端生也是幼承庭训的受益者。陈端生的祖父陈兆仑是雍正年间的进士，父亲陈玉敦为乾隆朝举人，母亲汪氏亦是名门闺秀，不但能诗而且懂弹词。关于端生未出阁时随父宦游、受母指教的经历在她的小说中多有剖白，如“姐妹联床听夜雨，椿萱分韵课诗篇”“侍父宦游游且壮，蒙亲垂爱爱偏拳”“慈母解颐频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在父母的悉心教导下，端生和妹妹长生都成长为优秀的女诗人，分别著有《绘影阁诗集》和《绘声阁诗集》，妹妹陈长生同时也是随园女弟子之一。
当然，幼承庭训的教育方式并不局限于父母亲自授教。若父母因早逝或其他原因缺席了女儿的教育，家中其他长辈便会代替他们完成这一任务，如另一位清代弹词女作家侯芝。侯芝的父亲侯学诗是一位进士，在她年幼时便已经死去，侯芝实际上是由兄长侯云锦授读的，因此她在为《再生缘》写的序中写道：“幼弄柔翰，敢夸柳絮吟风。”
从上述资料可以看出，父母等长辈自身具备一定的文学素养，或者自身特别注重文学修养，是清代女子得以接受文学教育的坚实基础，父母传授、幼承庭训也是最为寻常的教育方式。
二、相夫教子：夫唱妇随从古说
士族长辈普遍看中女儿的文学教育，除了出于对女儿的喜爱怜惜之外，是否还有更深一层的考量和权衡？陈端生的祖父陈兆仑在《才女说》中给出了答案。他说：“于妇职余闲，浏览坟素，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教子，皆非无助。”c陈兆仑显然是鼓励女子在妇职之余读书学习的，因为这样可以帮助她们更好地完成家内领域的责任。这段话也解释了清代闺秀得以接受文学教育的根本原因，即出于相夫教子的目的。
（一）谈吐相称以相夫
在中国古代社会，“淑女才郎同匹配”“奇男理合婚奇女”的婚配观一向占据主流，《再生缘》也很自然地流露出这一观点。女主人公孟丽君十五岁同时受到国丈刘家和云南总督皇甫家的提亲，原因是两家公子都“武艺精通真盖世，文采博学自非凡”，择偶时自然“良缘要配才容女，不肯轻轻结凤鸞”，他们看中的是孟丽君的才貌在“云南一府尽相传”。可以想见，倘若孟丽君只是空有容貌而无才华，定然无法得到两府公子的垂青。对此，美国汉学家高彦颐和曼素恩都指出：“无论是文化或道德教育，都增加了女儿做妻子的威望，使其成为既是父家也是母家的骄傲。调教很好的新娘是文化资本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形式。”d“对女儿的教育在盛清一世变得越来越重要。女儿的满腹诗书是她家书香门第深厚渊源的缩影，因而也是她值得聘娶的一个关键标志。”e可见，我们很难否认孟士元在教女时没有考虑到才华的傍身可以帮助女儿觅得一位良婿。
当女子成婚以后，文学才华又成为夫妻间情感交流的媒介。《再生缘》第十二回写到刘奎璧大婚，刘燕玉这样想象兄嫂的婚后生活：
家兄也算通文墨，闺阁吟哦久有名。夫唱妇随从古说，哥哥有福配才人。望明楼靠昆池水，春夏秋冬景致新。贤嫂几时如赏玩，要求佳作见胸襟。f
第十九回闺秀梅雪贞嫁给秀才崔攀凤，作者又用如下的笔墨描绘了这对新人恩爱的场面：
郎才女貌真佳偶，百岁良缘配了双。庙见过时情甚合，你怜我爱在闺房。吟书作赋同相伴，见月焚香并坐行。夫唱妇随真快乐，梅小姐，又能竭力敬姑嫜。g
可见在清代，拥有相近文化背景的夫妻之间通过诗歌唱和的方式促进情谊是十分常见的。再看陈端生在书中的自述，她于二十三岁嫁给儒生范秋塘，在丈夫获罪发配伊犁之前，两人也曾“挑灯伴读茶声沸，刻竹催诗笑语联，锦瑟喜同心好合，明珠早向掌中悬”，度过了一段相当静好的岁月。因而陈东原也从婚姻幸福的角度肯定了女子读书的必要性：“大抵识字的女子，情窦易开，能诗的女子，情感自然更甚的。”h
（二）操舟渡江以教子
清代的女教书（女子教育课本）异常重视母教，尤其强调母亲对子女的教育职责。清人陈宏谋的《教女遗规》就收录了这样的教女思想：“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长成，教之有序。训诲之权，亦在于母。”i在丈夫外出、亡故等情况下，母亲往往会承担起男性家长部分乃至全部职责。她们在教子的过程中向孩子传授着行为准则和价值判断，有时还会亲自执书课子。如阳湖张氏家族三代皆男性早亡，不得不依赖白孺人、汤瑶卿等人的母教将“业儒”家风传承下去。由此可见，明清科举社会对女性持家教子抱有极高的期待和要求，一位榜样式的母亲应当“若操舟渡江，舟中之人仅已登岸，而操舟者没焉”j。
《再生缘》亦不乏在家庭教育中举足轻重的母亲形象。以刘奎璧的母亲顾氏夫人为例，她因丈夫宦居京城，进而成为云南家中大小事宜的实际决断者。刘奎璧欲娶孟丽君，“密告母亲求说合”，顾氏夫人于是请来胞弟前往孟府说亲。当皇甫一家被抄后，刘奎璧仍然心系孟丽君，顾氏夫人又写下家书递往宫中，托时为皇后的女儿从中周旋。如果说在将庶女刘燕玉许配给崔家这件事情上，顾氏夫人尚且顾忌自己身为嫡母理应避嫌，故意修书询问丈夫意见的话，那么当刘燕玉拒婚逃走后，用外甥女替代燕玉嫁往崔家则完全是顾氏夫人自己的主意了。有此雷霆手段，难怪其胞弟要说：“呵呀姐姐！我久闻姐夫是听你的。”也无怪刘国丈收到夫人手书后，不禁数落道：“别件事情强做主，却因此事假推磨。”
诚然，从刘奎璧骄纵无礼的性格可以看出，顾氏夫人并不能算得上一位合格的母教施行者。但她的例子也足以证明，当父权缺席时，母亲将成为持家和教子的主导力量。当母亲的职责不再局限于中馈，还承担起教育子女的重任时，社会无疑会对女性的文化水平提出更高要求。即便是在教子事业上只知宠溺的顾氏夫人，也无法让人忽略她是一位能读会写的闺秀的事实。
因此笔者认为，清代诗礼之家如此普遍地对闺秀进行文学教育，正是为了帮助她们更好地完成相夫教子的使命。文学之教使相夫变得容易，也使教子成为可能。
三、通经学古：万卷诗书也尽闻
《再生缘》中女子皆能诗，如刘燕玉“诗句也还知一二，女工偏是在人先”，苏映雪“常伴绿窗同刺绣，恒随芳径共闲吟”，更不必提女主人公孟丽君“文章满案皆新笔，诗句盈窗有旧笺”。清代闺秀能诗早已传为佳话，诗歌也是女子文学教育中最主要的内容。究其原因，首先是因为诗歌讲求内心情感的抒发，女子的气质较男子而言偏向感性，天性与吟咏性情的诗歌更为契合。当女子的才华和个性不可扼制地要发挥表现出来时，她们最先在能够开启心扉的诗歌领域占据一席之地。其次，诗歌是最适合女子教子持家的忙碌生活节奏的文学形式。蓝鼎元在他所编纂的女教书
《女学》自序中指出：
夫女子之学与丈夫不同。丈夫一生皆为学之日，故能出入经史，淹贯百家;女子入学，不过十年，则将任人家事，百务交责，非得专经，未易殚究。k
尽管蓝鼎元的这番话是为了说明可供女子学习的时间有限，故而编一部宏大而系统的女教书十分有必要，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社会成年女子的最终归宿是指向家庭的。以陈端生为例，她创作《再生缘》前十六卷的时候尚在闺阁，生活相对轻松闲适。在那之后，母亲辞世、夫婿流放，持家教子的重任落在了端生的肩上，再次提笔续写已经时隔多年。对此，陈端生也很无奈，她说：“知音爱我休催促，在下闲时定续成。”可见长篇小说的创作费时费力，不比诗歌可以做到“七言八句立时完”。
《再生缘》中孟丽君的才华并不止于诗，书中第十四回借吴秀才的考验向读者展示了孟丽君在经史时文方面的非凡造诣：
明堂真是逢知己，对答如流不暂停。口吐珠玑惊满座，心怀锦绣饱诸经。高谈阔论无思索，巧对清吟独占新。回问老儒吴秀士，一言一答欠聪明。l
孟丽君凭借其“文章不用加批点，经史何须再理论”的高才一举夺得状元，其中固然有小说虚构的成分，但经史学问对现实中受过良好教育的清代闺秀来说确不陌生，如嘉兴人吴瑛就“精通经史，兼善帖括”m。此外，男性学者对女子学习经史也大多呈褒扬态度，这和清人强调母教不无关系。章学诚高度赞扬妇女的经学研究，认为这样有助于家学的传承和经学的复兴。蓝鼎元也认为：“若通经学古，著书垂训，有关名教甚大，则君子贵之矣。”n
总而言之，清代女子文学之教的内容以诗歌为主，并从广义上涵盖了经学和史学。文学之教给予女性更为开阔的心胸和视野，最终孕育出花团锦簇的才女文学。但笔者想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一直伴随着来自妇德女教的监管与施压。一方面，“才德不相妨”以及重视母教的主张为闺秀赢得了合理的受教育機会;另一方面，女子文学教育的尺度始终没有逾越基于内则箴规的道德界限。甚至那些受过教育的闺秀本身就是女教的坚定拥护者，这一点从《再生缘》中众多恪守封建礼教的女性形象身上就不难看出。可以说，清代女子的文学教育是彤管与箴管并陈的，才女文学之硕果并未能冲破充斥着压抑和束缚的传统女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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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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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项目：本文系2018年福建省社科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明清时期闽地小说创作、批评与传播研究”（项目编号FJ2018JDZ050）阶段性成果
作者：丁香花子，闽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明清方向。
编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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