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谈歌的多部小说都写到土匪，塑造了饱满的土匪形象，《票儿》是专门书写土匪的小说。本文以《票儿》为例，探究土匪形象所具有的原始欲望、侠义精神等“野性美”。土匪形象背后的文化根源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固有的乡土情结和家国情怀，其文化内涵体现了三层话语体系，即庙堂文化的补充、民间文化的浮现、知识分子文化的突破。笔者从历史渊源出发，梳理出土匪形象与传统文化的关联。
关键词：谈歌 土匪 文化根源 文化内核
谈歌有意识地书写土匪这一群体，与《刺客列传》《游侠列传》《水浒传》等源远流长的文学传统有关。同时，当代文学史中的《林海雪原》《播火记》《乌龙山剿匪记》《红高粱》等，可能也对其有一定的启发。他的《家园笔记》《大舞台》等都有相关内容，而《票儿》则是专门以土匪为题材。本文以此为例，探究其文化内涵和文化根源。
一、匪性的文学表现
土匪群体是新中国成立以前，以半路抢劫、打家劫舍等为生的地方武装团伙或其成员。由于远离国家权力中心和社会正统文化，他们身上表现出鲜明的未受文明浸染的原始力量和人性欲望。这一性格体现在行为中就表现为与社会规范、道德法则背道而驰，故此常常成为统治者打压的对象。如果不站在道德的制高点，而只是对其平视，我们会发现他们拥有那些所谓“道统者”不具备的自由的心性、强烈的责任感、最朴实的对善恶的辨识，因而会具有强烈的反封建统治、劫富济贫、打抱不平的朴素情感。这种未被浸染过的审美特质，笔者称其为“野性美”。
“野性美”的第一个表现就是原始的生存欲望。所谓原始生存欲望是“一切生命肯定自身，确证自身，持存自身和发展自身的内在动力”，“是能够使个人完全置于其力量控制之下的自然功能。性与爱、愤怒与激昂，对强力的渴望等便是主要的例证”a。在这种强力的指引下，《票儿》中的匪首张才明有了成为土匪的理由：他本来祖上有些家产，但因一场官司竟持续了七年，祖上的钱花光，只好去当长工，却被财主诬陷强奸；父母气死，他走投无路，才杀了财主，又烧了财主的房，落草为寇当了土匪。《票儿》中的另一个匪首肖天荣，本姓梁。在与乔家的斗争中，他和两个兄弟全部被诬陷。后来，两个兄弟被迫逃跑，他却被下了大牢，两个兄弟一怒之下将乔家灭门。出狱后，他已被开除出祖籍，由此改姓肖，并到了鸡鸣山当土匪。他们并不是天生的恶人，甚至比那些不是土匪的人更加善良，但因为统治阶级的压迫，或是家族伦理的排斥，他们被抛出正常的生活轨道。为了活下去，他们开始了另一种人生，也可能是更恣意的一生。
“野性美”的第二个表现是放荡不羁的爱恋。正如叔本华所说，性欲是人类“欲望中的欲望”，是最强烈也最凶猛的一切欲求的汇集。它构成人类的本质愿望，是求生意志最完全的表现和最明确的形态。人类若不能在这方面得到满足，那么其他任何享乐也无法予以补偿。b土匪群体内部并不會依循文明世界中的门当户对，也不会严格地遵循伦理规范，他们往往根据自己的心性，将自己的灵与肉最大限度地交到对方手中，而不在乎世俗的目光。张才明在刚刚埋了妻子的第二年便看上了牛桂花，马上娶到山上当夫人。在世俗的观念里，妻子尸骨未寒就另娶新欢实在令人难以接受。可在土匪的世界里，敢爱敢恨从来不会被诟病，他们爱谁就要全身心地拥有谁。正如聂双会爱路豹英，不惜放下传统的男子气概，对路豹英百依百顺，小心奉承，最终也得到了路豹英全心全意的爱。这是一个没有世俗约规，没有固定模式的世界，这里的人凭着自己的心去爱，去恨。
“野性美”的第三个表现则是不畏强权、舍生取义的侠义精神。“侠”与“义”作为中国文化的一支血脉被长久地保存下来，而谈歌笔下的土匪正是“侠”与“义”的结合体。在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时，他们即便没有多少知识，也知道应该舍弃小我，保家卫国。徐小双、杨玉梅夫妻坚决不肯向日本人低头，最终被杀害；票儿和肖桂英智斗汉奸马小武，并忍痛杀了自己多年的兄弟，只为抗日。他们的高尚品德让那些学富五车、腰缠万贯但没有家国大义的人黯然失色。“文学永远是人性重塑的心灵史”c，《票儿》中的土匪们向读者传达了侠义的精神。
二、匪性的文化根源
土匪群体虽身处主流社会之外，但毕竟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浸染。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时刻都影响着他们的行动与思想，民族中的集体无意识成为刻在他们灵魂里的基因，这种潜藏在意识深处的对于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和使命感是无法回避的。他们虽为土匪，但始终留恋土地的温存，想要有自己的一块地。面对外来入侵时，他们舍生取义，这是他们潜意识中的文化之根。
中国自古就是农业大国，乡土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根基。土地是农民唯一的生存命脉，是他们最大的生活支柱。被迫离开土地时，他们就丧失了生存下去的条件，要么成为乞丐，要么“上梁山”去当土匪。但是，他们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并不会因此便割断了与土地的联系，也不会因此便脱胎换骨，抛却农耕文化。他们在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后，又会反过来置办土地、购买房屋。《票儿》中，张才明、张越明、牛桂花、票儿等土匪，都会在城里买下自己的店铺和土地，并会因此明争暗夺。这说明，不管在土匪的地界上有多大的权力，他们都想拥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这才是他们最看重的。他们继承了封建传统文化中安土重迁的习俗，始终想要拥有土地、回到土地。比如，票儿在安置师爷岳成久时，认为给他安排最好的归宿就是把自己的一处饭店给他，让他去过安定的日子。费孝通说：“血缘是稳定的力量。……生，也就是血，决定了他的地。世代间人口的繁殖，像一个根上长出的树苗，在地域上靠近在一伙。……当我们用‘地位’两字来描写一个人在社会中所占的据点时，这个原是指‘空间’的名词却有了社会价值的意义。这也告诉我们‘地’的关联派生于社会关系。”d也正是如此，土匪与“地”亲近，与“地”里的人民亲近。《票儿》中的土匪头目从来没有杀害穷苦乡亲们、屠戮平民百姓的行为，这让笔者看到，他们从未隔绝与土地和农民的关系，这是他们的文化根源。
民族是“一种想象的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e。这种民族的共同体潜藏于所有人的心中，因此，民众很容易对一件事形成某种共同认知，从而成为一种民族意识。当这种民族意识形成后，共同的行为模式、共同的语言习惯、共同的价值取向、共同的文学表达也就逐步形成。正如安德森所说，在政府的人口调查甚至日常的一句谑骂中都潜藏着民族认同的因素。f因此，当面对外来者入侵时，这种潜藏着的民族共同体达到了一次最高程度的外化。国破家亡的危机感，让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对于国家、民族的责任感都升腾到了最高处。土匪反对主流社会，但他们并不反对人民，也不反对国家。他们是主流社会的“局外人”，却依然是国家的“局内人”。他们自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做不到无视家国之难而继续“藏诸名山”，“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潜意识让他们走上了抗争的道路。因此，票儿与日本人周旋，即使失败，即使日本人不会亏待他，他也断然拒绝投降。骆凤玉在聂双会叛变，带领日本人偷袭鸡鸣山时，因不愿意当俘虏而开枪自杀。还有肖桂英、玉兰、淑人等，与日军斗智斗勇，她们虽然都是女性，却丝毫不输男性的英勇。归根结底，正是乡土情结和家国意识让这些匪性人物在民族文化认同中回归传统的中国文化，让他们在民族危机的时刻能够挺身而出。
世纪之交，西方大量后现代主义理论和作品涌入中国，再加上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20世纪80年代那种追求理想的氛围逐渐消退，消解崇高成了时代的主题。“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王朔式的调侃下变得如此的虚弱，甚至虚伪，在一种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的席卷下，那悲壮而崇高的普罗米修斯形象似乎正在从某些流行的中国文化中悄然淡出。”g我们的文学进入了一个没有英雄的时代，处处充斥着平凡人的卑微人生、一地鸡毛的日常琐事。这时正是急需英雄的时期，但读者们早已厌倦了“高大全”式的英雄，也不想要缺乏情感的草莽英雄。票儿这样既拥有野性的生命力又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的英雄恰好出现，满足了读者的审美需求。
三、土匪形象的文化内涵
土匪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一直都有，且呈现出不断变化的特征。“匪”在封建统治者的认识中，是和“贼”“盗”等为非作歹的形象联系在一起的，是统治者要消灭的对象。而站在民间的立场上，我们又会看到他们有时是“揭竿而起”“反抗压迫”的绿林好汉。作者书写土匪形象时，就注定是借用知识分子的眼光和话语来书写这一群体。因而，这些土匪形象实则是十分复杂的，他们的文化内涵包含了三层话语体系：作为庙堂文化的补充、作为民间文化的浮现、作为知识分子文化的突破。
庙堂文化就是官方话语体系，正是庙堂文化的“纯洁性”才滋生出了土匪的文化空间。土匪作为非主流群体，是对主流群体的一种补充。在《票儿》中，作为统治阶级的地主，正是靠盘剥像张才明这样的长工，来维持其在主流社会中的地位。而张才明这样的被压迫阶级，正是难以忍受地主阶级的压迫，才落草为寇，成为土匪。庙堂文化固然具有毋庸置疑的合法性，但土匪也是一个时代、一个社会的亲历者。因此，他们是对庙堂文化的有益补充，也是庙堂文化的一面镜子。
小说中的土匪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民间文化的浮现，表明了民间话语急于表达，或者说期盼表达的诉求。民间文化也可以称为江湖文化，如果从社会学角度讲，“江湖”更多的是指一种远离主流社会，较少受到统治者统治且允许各種亚文化生存的地方。钱穆说过：“中国古代有游侠，富有流动性，山林人物富有静定性。在山林而具流动性者，则谓之江湖。”“中国主要乃一静态社会，而江湖则为其静态下层一动态。”h民间正是远离主流文化，寄托着百姓幻想的乌托邦式的存在。正如在武侠小说中，“江湖”中的人可以不受法律法规的约束，任情任性地快意恩仇。“票儿”们在“江湖”中可以杀戮为富不仁的地主，可以尽情地挥洒爱国豪情。“江湖”有最彻底的爱与最激烈的恨，是人们的向往之地。因而，即便庙堂文化再强大，也无法抵挡民间话语的浮现。正是这种包罗万象的文化特征，才使得民间文化格外迷人。
除了作为庙堂文化的补充、作为民间文化的浮现，“土匪文化”还是对知识分子文化的突破。书写和塑造这些土匪形象的作者们，以知识分子的眼光审视着庙堂文化和民间文化，在两者之间寻找自己的书写空间。他们往往无法做到绝对的客观公正，其偏向的一方往往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水浒传》最后招安成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红高粱》对土匪的歌颂，是新时期文学打破人物形象扁平化的成功；《票儿》则是对土匪形象的开拓，谈歌塑造了一群既拥有原始欲望、侠义精神等“野性美”，又拥有乡土情结和家国情怀的土匪。这些书写土匪的作家们实现了自己“文人的侠客梦”，也突破了文人书写的桎梏。
谈歌的《票儿》是21世纪文学中书写土匪群体的代表，具有一种“野性美”。他所塑造的土匪形象体现出三股力量的相互影响，帮助我们理解土匪形象的文化内涵与文化根源。
a 罗洛·梅：《爱与意志》，冯川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8年版，第125—1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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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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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周建华.新时期以来涉匪小说匪性叙事的异质化[J].当代文坛，2013（6）.
基金项目： 2017年度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谈歌论”，项目编号：HB17WX001
作 者： 杨虹宇，河北大学文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苏虹，硕士，保定学院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赵斌 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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