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大地伦理 “天人合一” 生态伦理学 “东方转向”
自认识到“理性”的强大力量以来，人类高呼着“人是万物的尺度”，完成了与自然的分化。凭借日益精进的科学技术，人类对自然客体的认识不断深化，与此同时，人类试图超越自然、奴役自然的野心也日益膨胀。然而近现代以来，空前严峻的环境污染、生态危机等问题打碎了大多数人企图凌驾于自然之上的迷梦，促使中西方世界对自然之道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展开进一步探索，对传统自然哲学不断反思与超越。由阿尔多·利奥波德首创的西方生态整体主义生态伦理学应运而生，其“大地伦理”中对西方传统主客二分思维藩篱的颠覆，及其呈现出的与中国传统“天人合一”思想的高度契合，为西方人与自然关系的解读提供了一个新范式。传统的东方智慧如何为西方现代环境伦理学之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思想提供灵感启发？中西方生态伦理学向前迈进又如何可能？本文将以这些问题为中心进行探索。
一、中西方生态伦理传统
人类对自然的求索、对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探究，贯穿历史始终，一刻也没有停息。生发于相距万里土壤的中西方两大文明对这一基本哲学问题提出了各具特色的解答。
（一）西方传统二元思维
在图腾崇拜盛行的原始阶段，受制于有限的思维能力，西方原始人尚未清楚掌握区分主体与对象的能力，而感到自己与周遭事物神秘的同一。无力抗衡自然神力的人们求助于图腾崇拜来确定自己与自然密不可分，展现出对自然的依存。而后，西方人在自然科学领域的突破使得这种对自然环境的依赖逐渐被瓦解，有机论自然观在古希腊神话逐渐显现。此时的人有意将自己与外界区分开来，自然作为一个按秩序生灭的有机对象，脱胎为可供主体认识和理解的客体。紧接着，意识哲学对人类理性的强调促成了西方自然观的又一次转向。人被抬升到一个前所未有的圣坛上，自诩“自然的解释者”。依托稳步发展的科学认识手段，人们不再满足于仅将自然作为认识对象，而是进一步将其异化成为改造和征服的对象，无情地盘剥豪夺其经济价值。
从古希腊至20世纪的上千年间，西方都秉承着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人类理性和人类主体地位的强调，自然沦为被随意索取、肆意破坏的沉默“他者”。
（二）东方传统天人合一思维
与西方主客二分形成鲜明对比，东方从截然不同的视角诠释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其中最令人瞩目的便属已定型为一种潜在思维模式的“天人合一”致思路径。
《周易》作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首先奠定了“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虽然整个体系中并未正式使用“天人合一”的概念，但通过对周遭环境的异变推知人事凶吉的重要法则首先就将人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其次，“取象比类”的思维和言说方式更是将人与自然的生命过程一一对应起来。“中国传统哲学独特的精神旨趣与思想的同源性”呈现为后世几乎均沿袭“天人合一”的思维范式来解读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孟子主张的“仁民爱物”，《西铭》中提倡的“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彰显出儒家众生平等、万物实为一体的主张，及其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愿望。道家认为人与万物和而不同，万物本性各异的同时，却拥有同样宝贵的价值。道家“人与天一”的深刻认识为人类社会“提供了最深刻并且最完善的生态智慧”。
没有人为割裂自然与人类间的纽带，没有自视甚高地以“我类”为万物界定三六九等，古老的东方智慧为世界范围内实现人类与自然的共荣提供了宝贵借鉴和全新视角。西方学者在饱尝二元对立的苦果后，纷纷将目光投向了东方。正如施韦泽指出的，“动物保护运动从欧洲哲学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但在中国思想和印度思想中，人对动物的责任具有比在欧洲哲学中大得多的地位”。在研读东方传统自然观的基础上，西方理论家们勇敢背离传统，提出人类应不再以世界中心自居，而要把道德共同体扩及人之外的存在者，以求得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相互促进。其中，被称为“现代生态伦理学奠基人”的利奥波德尤是如此。大地伦理作为其理论精髓，是否与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存在共鸣？这样的共鸣又在何处体现，又为世界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开辟了怎样的可能？这些将在下文展开讨论。
二、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与“天人合一”思想的契合
利奥波德在密西西比河沿岸如画般的自然风光中长大，自幼便与自然建立了密不可分的联系。他一生致力于林业和野生动物的管理研究与实践，四处游历考察的经历使其有机会以最直观的方式体验到功利性保护主义原则的虚伪和偏颇。怀着对自然的恭谦态度，他写下了后来被奉为“环境伦理学《圣经》”的《沙乡年鉴》。也正是在此书中，代表利奥波德生态伦理巅峰的“大地伦理”思想得到了细致凝练的阐述。
植根于对同时期生态危机的哲学反思，利奥波德审视自然时的非人类中心的立场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地与东方传统“天人合一”的思想奏出了一曲和谐乐章。接下来就大地伦理的三个主要部分——“像山那样思考”“荒野的价值”“大地共同体”——与“天人合一”思想存在的契合分别做出分析。
（一）“像山那样思考”与“天人合一”的整体自然
“像山那样思考”是收录在《沙乡年鉴》第二部分利奥波德一篇随笔的题目。这篇随笔由山谷中一声深沉的狼嗥展开，这声呼唤对每一种活物都有着不同的意蕴，对鹿来说它是死亡的警告，对附近的牧牛人来说它是銀行赤字的坏兆头。人们一厢情愿地试图为鹿群、牛群等弱势动物“谋福祉”，开始捕杀狼群，却没想到没了死敌的鹿群将遍山的灌木和树苗一扫而光。鹿群没了粮食，终成饿殍，山坡死气沉沉。利奥波德用感性却不失尖锐的笔触指出人类试图篡改自然秩序可能带来的危害。他呼吁人类像那静默不语的群山般客观、整体地思考，摒弃自身的短视和以自我为中心的立场，去发现自然界中各个组成部分相互作用，实为一个整体，并无简单的“好”和“坏”。利奥波德提出的客观整体主义的思维方式与老子的自然整体观念不谋而合。
老子在引出道何以法自然时提出天地万物间有“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亦大”，人与自然万物平等居于一隅。其间，“四大”看起来各自独立互不干扰，但实则“天网恢恢，疏而不失”。也就是说，天、地、人、万物组成一张表面松散的“天网”，在不可说的“道”的统摄下，“四大”彼此独立又依存共生，“保持着生态整体的完整性和最大的德行”。这一“天网”中任一联结的断裂都将引起整个网络平衡的打破。此外，老子让“天人合一”成为可能的“道”，又是效法、臣服于“自然”的产物。而该“自然”要求我们顺势而为，不要固执地违背事物的本性。老子用整体的眼光看待宇宙万物，强调遵循万物生息的客观规律的自然生态整体观念仅此数言便足以窥见，利奥波德“像山一样思考”的同质性也不难见出。
（二）“荒野的价值”与“天人合一”的价值尺度
早期的利奥波德是一名狂热的保护主义者，该主义美其名曰保护，实则暗自为自然中的各个成员标上了“有用”和“无用”、“好”和“坏”等功利性标签。而后，在与自然展开亲密交流的过程中，利奥波德看清了保护主义运动背后的经济学动机。于是在其大地伦理中，他重新审视了自然万物本身存在的价值，即不与利益挂钩，只关乎该物是否有益于自然整体的“和谐、稳定和美丽”。利奥波德的生物权利说被评为20世纪40年代的一颗“思想炸弹”，但早在佛家的“众生平等”和庄子的“无用之用”等提法中，该价值观念就已得到了表达。
“天人合一”的致思路径使得传统儒释道三家从源头开始就更容易将自己与世间万物视为同一个体系中各有价值、平起平坐的组成部分。西方现代生态伦理学领军人物罗尔斯顿就曾感叹道：“禅宗佛教有一种值得羡慕的对生命的尊重。……在西方，自然界被剥夺了它固有的价值，它只有作为工具的价值。”佛教主张将有生命的“有情众生”与无生命的“无情众生”一视同仁，宇宙间万事万物均有其固有的、独特的价值，应享有平等的地位。无独有偶，庄子也明确点出以世俗功利为标准来界定自然物之价值的狭隘，凭借“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的大气哲思让人眼前一亮。他意识到，人们如果自诩为判定事物是否有存在价值的主体，随心所欲地对自然进行干预，将与“道”和“自然”背道而驰，招致灾祸。我们应以“道”为最高指引，打破个体成见和势利眼光，承认宇宙万物有其自身的价值，且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事实证明，庄子的主张是有先见之明的，才会有利奥波德面对生态环境日渐恶化时重提生物权利的必要性。
（三）“大地共同体”与“天人合一”的言说方式
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便是他的“大地共同体”概念。他发展了作为传统伦理学前提的人类共同体概念，将其扩大为涵盖宇宙间所有自然事物的“大地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人类从征服者降为普通而平等的一员。在介绍共同体的构成和运转过程中，利奥波德采用了植根于“天人合一”思想中的隐喻思维。“大地共同体”被看作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其中的成员，不论是人鱼鸟兽、树木花草，还是山川河流、空气土壤，都是维持生命体健康有序生存下去的重要器官。在利奥波德笔下，宇宙也有生命，“它的生命力在强度上虽不如我们，但在时间和空间上却比我们宏大得多”。
此般运用类比和隐喻的方法，以体现人与自然万物同质同构、浑然一体的言说方式，早已在“天人合一”思维的浸润下深入中华民族文化之灵魂。这在《周易》中便可窥知一二，书中自然的变化或异动与人体生命活动可以一一对应，从而辨别吉凶推知运数。此外，又可见于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之《人副天数》中的表述。他指出“人参天地”的思想：“是故人之身，首妢而员，象天容也；发，象星辰也；耳目戾戾，象日月也；鼻口呼吸，象风气也。”虽然此番言论实为维护封建统治所做的理论准备，但其中以“人”比“天”，试图将人的命数与宇宙的运转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印证了“天人合一”及其内含的言说方式的价值。该理论即使时至今日，也依然焕发光彩，为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提供借鉴。
三、世界生态伦理学的发展可能
虽然年代和地域上存在巨大的差异，但经过上文的简单对比不难看出，以利奥波德大地伦理为代表的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与东方传统的“天人合一”智慧存在诸多契合，这是世界文化交流融合、互相借鉴、互相促进的有益成果。此种中西方积极的相互学习也为世界生态伦理学和其他生态哲学思考提供了新思路和新视角。
即使现代西方生态伦理学摆脱了自视甚高地将人类立为宇宙中心的思想误区，向前迈进了一大步，转向“非人类中心”的生态整体主义和平等主义，但这绝不意味着人类是时候停止向前探索人与自然最优解的脚步了。正相反，一批有志之士已经对现有的生态伦理学提出了诘难。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众生平等无疑在大地伦理中享有绝对真理的地位，但正如马克思指出的，自在的自然与人类活动无涉。这也就提醒我们，这些理想的道德观念终究还是沾染上了乌托邦和浪漫主义色彩，无法合理指导实践，容易走向“人类中心主义”的反向极端，即“生态中心主义”，导致人类的正常实践活动被禁锢，人类的主体性也被消融。（王云霞、杨庆峰，57）
同时，在无数智者圣贤的努力下，中国拥有了令世界侧目的丰富文化宝库，其中以“天人合一”思想为代表的生态哲学和伦理智慧散见于各个时代，熠熠生辉，但出于种种原因始终遗憾地没能形成主流影响。但我国已经将生态问题摆在了发展过程中不容忽视的重要位置，反复强调“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美丽家园”，生态问题和传统文化蕴含的丰富智慧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对象。
生态问题是一个与全世界人民切实相关的哲学问题，也是一个越来越不容忽视的基本生存问题。中西方在生态学方向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也有很大的完善空间，但可以肯定的是将中西方视角和经验相结合的正确性。互相学习，取古之精华，推今之发展，将是世界生态伦理学乃至任何一门学科可持续发展的不二法门。
参考文献：
[1] 刁生虎.《周易》天人合一思维及其美学意义[J].西北成人教育学报，2004（1）.
[2] 祁松林.“天人合一”的生态意蕴[D].新疆大学，2016.
[3] Capra，F..Uncommon Wisdom，Conversations with Remarkable People[M].New York：Simon and Schuster，1989.
[4] 赵睿诗.中西生态伦理观比较研究[D].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1.
[5] 奥尔多·利奥波德.沙乡年鉴[M].侯文惠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
[6] 左小航.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伦理學观点的研究[D].第四军医大学，2007.
[7] 邱仁宗主编.国外自然科学哲学问题：1992—1993[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8] 纳什.自然的权利：环境伦理学[M].杨通进译.青岛：青岛出版社，1999.
[9] 王云霞，杨庆峰.非人类中心主义的困境与出路[J].南开学报，2009（3）.
作 者： 李婷，中国传媒大学2019级英语语言文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编 辑：赵斌？E-mail：mzxszb@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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