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莫言 《晚熟的人》 鲁迅 乡土文学 人物塑造
一、引言
乡土文学是通过回忆重组来描写故乡农村（包括乡镇）的生活，带有浓厚的乡土气息和地方色彩的文学作品。鲁迅是中国现代乡土文学传统的开创者，他最早创作乡土小说，为后来的乡土作家建立了规范。当代作家莫言指出：“我们是鲁迅的直系传人。”a并在创作中自觉师法鲁迅。同时，莫言还提出“沿着鲁迅所开辟的道路再往前走一点”b，在继承的同时不断追求创新。他的新作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也体现出对鲁迅乡土文学传统的传承与创新。本文将以人物形象的塑造为切入点，对这一问题展开论述。
前人对于莫言对鲁迅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创新方面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成果，但由于一些原因，目前学界对该问题的讨论尚未充分展开。从人物形象着眼、系统论述《晚熟的人》中的篇目对鲁迅的继承与发展的文献较少，在探讨其他问题时对该问题顺便提及、一笔带过者居多。我们还可以看到，由于《晚熟的人》中各个篇目发表时间不同，人们对曾在其他报刊发表过的篇目探讨较多，但对未曾发表过的新篇目的研究还存在很大空白。本文将对已有的零星讨论进行补充和系统梳理，并在丰富前人论述的同时进行深入挖掘，力图有所创新。
二、“我们是鲁迅的直系传人”——莫言对鲁迅乡土文学传统的传承
莫言从七八岁时就开始阅读鲁迅的作品，其后来的文学创作也深受鲁迅的影响。莫言的创作中体现了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不仅是学界公认的结论，还得到了莫言本人的确认。莫言曾多次在不同场合自述自己对鲁迅的敬仰之情以及鲁迅对自己创作的启发，并自称“鲁迅的直系传人”。可以说，莫言的创作是对鲁迅文脉的自觉接续。莫言作为“高密东北乡”文学王国的缔造者，其对鲁迅文学传统的继承多体现于乡土文学传统的方面。在莫言的最新短篇小说集《晚熟的人》中，依然可以看出他对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的致敬和坚守。
（一）对人性的批判——弱者、看客形象的继承
按照人们通常的理解，弱者往往是善良的、无辜的，而鲁迅与莫言筆下的弱者形象则更为复杂，他们对弱者心理的把握也更加到位，弱者身上被忽视的恶的一面被展现了出来。对弱者之恶的深刻揭示，是莫言对鲁迅的一大重要继承。对于人性的揭示和批判，“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c ，是贯穿鲁迅文学作品始终的命题。在鲁迅的人性批判中，看客和弱者是两类重要的形象类型。“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d。鲁迅笔下的弱者，往往是既被损害又损害别人，既可怜又可恨。阿Q作为一个连姓赵的权利都没有的名副其实的弱者，却对比自己更弱势的尼姑施以言语和肢体上的欺侮；《祝福》中的柳妈，与祥林嫂一样都是社会底层的妇女，却不仅没有对祥林嫂的丝毫同情，反而充当封建礼教的维护者，以自己的恐吓间接导致了祥林嫂的毁灭。在这些弱者的身上，体现出了鲁迅“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痛心与慨叹。
《晚熟的人》也塑造了众多的弱者形象。《斗士》中的武功，是一个“睚眦必报的凶残的弱者”，堪称“当代阿Q”。从身份上看，他和阿Q一样，都处于社会最底层，是被损害和被压迫的对象。他出身卑贱，身体单薄，打架也打不过别人。由于反抗滥用权力的村支书，受尽了陷害和折磨。武功与阿Q更深层次的相似性在于，他们把别人施加给自己的损害转而施加给了更弱和更无辜的人。逼走邻居、下毒、装鬼、放火……受到武功报复的人并非都得罪过武功，“你对着他打个喷嚏，可能就把他得罪了”。可见，武功的心理已经由于仇恨和屈辱而扭曲变态。类似的形象还有《地主的眼神》中的孙敬贤以及《等待摩西》中的柳彼得。孙敬贤虽为地主，却是一个被欺压的弱者。被划为地主后，孙敬贤参加劳动改造，无端被打。由于“我”的作文，他天天挨批斗，差点把命搭上。施加在他身上的惩罚显然是不合理的，但抛开地主身份，他的确也不是一个好人。他不仅装病逃避劳动，而且把儿子儿媳撵出家门，还让儿媳把奶水挤给他喝。孙敬贤这样的弱者，让人既同情又痛恨。柳彼得作为基督教徒，曾经受到了批斗，连他的孙子柳卫东也对他拳脚相向，可见他是一个受害者。但是，他也绝非善类。柳卫东扇他耳光的时候，他咬断了柳卫东的一根手指。面对柳卫东出走后孙媳妇一家的不幸遭遇，他视而不见。他的所作所为完全没有表现出一个基督徒应有的博爱和宽容。莫言通过弱者形象的塑造，在对弱者艰苦的生存处境给予同情的同时，还揭示了可怜之人的可恨之处，展现出了对复杂人性的深刻剖析和人性中恶的因素的揭露和鞭挞。
除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弱者之外，看客是鲁迅人性批判的另一重要对象。“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e鲁迅自小说创作伊始，就一直在关注看客这类人。看客的麻木与残忍在其作品中有充分体现。《孔乙己》中的咸亨酒店里，聚集了一众看客，境遇悲惨的孔乙己只不过是他们可有可无的笑料和谈资；《药》中的夏瑜为了民众而牺牲，却引来一群看客的围观，他的鲜血还被用来做人血馒头。类似的还有《阿Q正传》，阿Q临刑前游街示众，看客们将阿Q的受刑当作一场表演，看了表演还仍觉不过瘾。《祝福》中祥林嫂的不幸不过是别人用来咀嚼赏鉴的消遣，消遣的快感消失之后，祥林嫂的遭遇就成为渣滓，只值得烦厌和唾弃。鲁迅小说反复描写的看客形象，实际上是全民族的“演戏”与“看戏”。这是一种可怕的消解力量，底层人民的切身痛苦，革命先驱的流血牺牲，都在围观中化作一笑。
莫言在《晚熟的人》中也书写了当代的看客群像。《等待摩西》一文中，马秀美的三个哥哥将柳卫东毒打了一顿，村里有很多人围着看热闹，甚至添油加醋、煽风点火。可见，这些人也是一群无聊的看客。《天下太平》中，老鳖咬住小奥的手指不松口，引来了一群围观村民，拿着手机拍摄。他们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发朋友圈，并没有几个人在意小奥的痛苦。而《斗士》中，莫言不仅塑造了一群看客，甚至把“我”自己也写成了看客的一员。武功与王魁在打麦场打架时，很多人都跑着去那里看热闹。“我”是个爱看热闹的孩子，也飞奔过去观看。可以看出，武功和王魁的打斗显然成为人们无聊生活的一剂兴奋剂。上述文章中的看客毫无同情心，凑热闹的时候纷纷争着挤在最前面，却几乎没有人对被看者伸出援手。他们漠视他人的痛苦，甚至将别人的痛苦当作调剂自己乏味生活的笑料。通过了解这些看客的行径，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梁启超为何会发出“天下最可厌可憎可鄙之人，莫过于旁观者”f的感叹。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看客形象的塑造在《晚熟的人》中并不是重点，更多是作為故事发生的背景以及主人公形象的陪衬。但在这些少量的内容中，我们仍可以看到莫言对人性中冷漠的看客心理的批判，这是对一百多年前鲁迅塑造的看客形象的接续。看客群像的当代继承反映出看客并非旧社会特有的产物。只要麻木冷酷、幸灾乐祸的人性存在，看客这一群体就不会消失。
（二）批判中的自省——对“我”的审视与反省
上文提到的对于看客与弱者的批判，更多指向他人，具体来说指向广大的人民群众，但鲁迅和莫言的创作中更可贵的是将批判锋芒指向自己。在对“我”的审视和反省中，莫言的《晚熟的人》表现出了对鲁迅创作的继承。小说中的“我”虽然不等同于作者本人，但与作者本人有极大的相似性。鲁迅知识分子还乡题材小说中的“我”，常常是一名先觉者和启蒙者，试图通过启蒙唤醒人民群众，却总是深感启蒙的无力，这与鲁迅本人的身份和精神境遇十分相近。在《故乡》中，“我”虽然移情于闰土等底层群众，却无力采取行动，改变现状。“我”感到自己所谓的希望和闰土对偶像的崇拜没有什么两样，“我们”的希望都是难以实现的。整篇文章中流露出五四一代启蒙者面对不确定的未来的无力感和虚无感。在《祝福》中，当祥林嫂问“我”人死后有没有灵魂时，“我”感到不安，吞吞吐吐，支支吾吾，最后只好用“说不清”来搪塞。可见，“我”所代表的知识分子，是无力承担启迪和解放民众这一艰巨的历史使命的。“我”的尴尬和无奈、软弱和逃避显示出了知识分子启蒙光环的消失，也体现出了鲁迅对自己一直秉持的启蒙主义主张的怀疑和反思。“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g借助对“我”的精神困境的真诚袒露，鲁迅表现出了伟大的自我解剖精神。
莫言在《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 h 一文中说过：“只揭示别人心中的恶，不袒露自我心中的恶，不是悲悯，甚至是无耻。”在《晚熟的人》中，我们也不难发现莫言对“自我”内心的直面和自省。小说中的“我”也叫莫言，是一个功成名就的归来者。小说中的“莫言”不是完美之人，他身上存有农民固有的精神弊病以及更普遍意义上的人性恶的因子。上文提及了《斗士》中的“我”，喜欢看热闹，是看客群体的一分子。在《左镰》中，由于害怕父亲的打骂，“我”和哥哥把欺负喜子的过失推卸给了田奎，导致田奎被父亲砍去了右手。许多年过去了，我还是对此事怀有深深的内疚感和负罪感。《地主的眼神》一文中， “我”写出作文，并没有什么复杂的动机，只是受了特殊年代频繁的阶级斗争思想的影响，在无意间参与了历史的暴力，导致“我”幼小心灵的扭曲。莫言在对“我”毫不掩饰的拷问中，充分践行了“把自己当罪人写”i的创作原则。
无论是鲁迅的启蒙的无力感，还是莫言的人性之恶，无论是“解剖我自己”还是“把自己当罪人写”，都蕴含着深刻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判精神，在对自己的无情揭露中展现了知识分子的良心。莫言的新作接续了鲁迅的自省精神，是对鲁迅创作的遥遥呼应。
总而言之，在《晚熟的人》中的弱者、看客等乡土人物的塑造中，以及对自我的审视和反思中，鲁迅一贯的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得到了继承和发扬，鲁迅式的强烈批判精神和自我批判精神也在其中得到延续。《晚熟的人》可以说是“直系传人”莫言对鲁迅宝贵的精神资源当代传承的最新成果。
三、“沿着鲁迅所开辟的道路再往前走一点”——莫言对鲁迅乡土文学传统的发展与创新
作为一个富有开拓意识的作家，莫言是不会满足于对传统的一味因袭的。他曾在一次访谈中声称要“沿着鲁迅所开辟的道路再往前走一点”。他在继承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传统的同时，又对这一传统进行了创新性发展。
莫言是农民的儿子，11岁失学参加劳动，直到21岁才离开农村去参军。莫言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有着血浓于水的密切关系。作为农民的一员，莫言提出了“作为老百姓写作”j的创作方针。虽然莫言的作品中有鲁迅式的对人性的犀利批判，表现出一定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但他的作品中更多地展现出了介于启蒙立场和民间立场的“中间性”k，这种“中间性”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批判对象的变化：停滞环境下的思想僵化到社会巨变下的人性异化
上文提到，莫言的创作中体现了鲁迅的知识分子启蒙立场和人性批判精神。然而，尽管鲁迅与莫言都致力于揭露和批判乡土社会中农民群众的精神弊病，但他们的批判也显示出不同。他们的批判，是针对不同社会背景下不同精神弊端的批判。鲁迅笔下的故乡是腐朽落后、衰颓停滞的。无论外面的世界怎样变化，故乡仍是一切照旧。尽管外面的政治、经济变革有时会给乡土社会带来些许影响，但封建思想观念是不可撼动的。在鲁迅作品中的某些人物身上，表现了封建旧道德旧思想的顽固性和滞后性。“疯子”要吹熄长明灯，却遭到全村人的反对，只因这盏灯是梁武帝亲手点起来的。在这里，长明灯显然是腐朽的封建传统思想的象征，但人们并不以它为腐朽，反而把它看作神圣和永恒的东西，将其奉为圭臬。鲁迅在反映人们的抱残守缺、因循守旧的同时，还写出了他们对于新事物惊人的无知。《风波》里的赵七爷，是“三十里方圆以内的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但他认为张勋手里拿的是“丈八长矛”；《祝福》里的鲁四老爷大骂的“新党”，竟然是很多年前的维新派康有为等人；《离婚》中最有威望的七大人，还认为无论在上海、北京还是外洋，公婆赶走儿媳都是合情合理的。鲁迅曾经用“现在的屠杀者”l评价这些封建道德的卫道者：“做了人类想成仙，生在地上要上天；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
而《晚熟的人》中的故乡不是停滞不前的历史客体，而是日新月异的、沸腾着的历史主体。改革开放以来，农村的发展变革从未停歇。《晚熟的人》中的农民，不像鲁迅小说中的农民那样保守僵化，他们随着时代发展转换自己的身份，更新自己的观念，不断与时俱进。但是尽管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机遇，拜金逐利、虚伪欺诈等人性弊病也在时代发展的过程中滋生。《晚熟的人》中就揭露了一系列的社会乱象，塑造了一批在时代大潮中兴风作浪的人：蒋二借莫言获奖的机会成立了高密东北乡地龙文化公司，通过利用各种政策漏洞大发其财；同样作为乡村企业家的袁武开办养猪场，排放污水，污染环境，还为了牟利用药物把猪催熟；无德无才的金希普利用人们对文学的推崇和对诗人的尊重，以文学为幌子信口开河、招摇撞骗，弄得很多人信以为真，还骗走了宁赛叶的两万块钱；覃桂英则将“阶级斗争”的思想沿用到了新时代，在互联网上充当公知，发动水军，操纵舆论。莫言把人物放在新的时代特征中去写，写出社会大变革中变质的人性和膨胀的欲望，使得《晚熟的人》的人物塑造更具有当代性。
莫言在坚守鲁迅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的同时，立足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刻畫了当代农民身上道德败坏、欲望泛滥等性格中的阴暗面，体现了当代性与批判性的结合，是对鲁迅人性批判的进一步拓展。
（二）面对自我和现实：从麻木不仁到个性高扬
前文花了大量笔墨论述了莫言在启蒙立场和批判性方面对鲁迅的继承和创新，但莫言的创作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单一的启蒙立场，还有民间立场。民间立场的参与使得《晚熟的人》的叙述中更多带有对人物的切身理解和由衷赞美。在人物面对自我和现实所表现出来的态度方面，鲁迅笔下的劳动群众多缺乏个性自觉和反抗精神，而《晚熟的人》中的人物却具有强烈的生命力和鲜明的自我意识。“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常被用来概括鲁迅对不觉悟的劳苦群众的态度。鲁迅在对广大人民群众的悲惨生活表示深切同情的同时，更痛心于他们面对压迫不去反抗的麻木。而他们之所以缺乏冲破封建藩篱的斗争精神，是因为缺乏明确的自我意识和个性自觉。寡居和失子之痛本可以使单四嫂子从切身的痛苦中觉醒，认识到寡妇改嫁的正当性，但她仍盲目地受封建道德观念支配，坚持在寡居中煎熬度日；同样作为寡妇的祥林嫂不选择改嫁以反抗被出卖的命运，而是以出逃的方式来逃避再嫁。她被迫再嫁，受人冷眼，但她不去质疑和反抗他人对自己的歧视，而试图通过捐门槛赎清自己的罪孽；面对“多子、饥荒、苛政、兵、匪、官、绅”，闰土没有选择抗争，而是寄希望于“偶像”，试图从宗教迷信中得到解脱。将封建观念作为自己的观念，漠视自己内心的声音，面对压迫和蹂躏选择被动忍耐和消极适应，而不是对造成痛苦的原因进行反抗，是这些劳苦群众缺乏自我意识和个性自觉的共同特征。没有自我意识和个性自觉，广大劳苦群众就不能从封建传统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就不会为了自己的切身幸福而抗争，只会永远沉沦于暗无天日的社会人生中耗竭自己的生命。因此，鲁迅通过塑造这些不觉悟的劳动人民来突出个性自觉的必要性。
莫言笔下的人物不像鲁迅塑造得那样死气沉沉、麻木不仁、等待启蒙者解救，而是充满了个性与生命强力。《火把与口哨》中多才多艺、乐观开朗的口哨天才三叔一扫前辈闰土的衰老、阴沉、麻木，给读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晚熟的人》中还塑造了一些出彩的女性形象，她们不像祥林嫂、单四嫂子那样麻木无助、缺乏反抗能力，她们是善良、信仰、智慧和勇气的化身。《等待摩西》中的马秀美，外柔内刚，信仰虔诚坚定，忍受着巨大的苦难，数十年如一日地等候丈夫归来；《火把与口哨》中的三婶，从来没有被命运击倒，为报杀子之仇，敢于与狼搏斗，是一个性情刚烈、英勇坚强的伟大女性。即使是书中的一些不是那么正面的人物，也有强烈的自我意识和鲜明的个性。他们不断挣扎、不断反抗，从不麻木度日，一刻也不肯消停。如上文提到的“斗士”武功，和别人“战斗”了一辈子，他的做法归根结底是一种谋求自尊和生存的变态方式。比起闰土等对生活的痛苦浑然不觉的前辈，表弟宁赛叶的痛感显得过于敏锐。他“怀才不遇”，时时刻刻充满“壮志难酬”的愤懑，沸腾着强烈的个性和极度的自尊自信，虽然实际上他的才能并不出众，他的一些行为也难称磊落。要么“英雄好汉”，要么“王八蛋”，高密东北乡里的芸芸众生永远沸腾着生的渴望以及强烈乃至偏执的自我意识和个性意识。
根据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在《晚熟的人》中，无论是正面形象还是非正面形象，都极富自我意识和个性自觉，有的甚至自我和个性过分膨胀，宁肯张牙舞爪，也不畏畏缩缩，成为另一种极端。鲁迅笔下愚昧麻木的劳苦群众，在《晚熟的人》中已难见其踪迹。这可以看作莫言对鲁迅创作的一大突破。
（三）“新”中之异：从朦胧到自觉
莫言的民间立场还体现在对农民自觉求新的态度与行为的展现中。在展现农民身上的新质因素以及对农民未来发展的态度上，《晚熟的人》与鲁迅的创作也有所不同。如上所述，鲁迅笔下的不觉悟的劳苦群众始终没有摆脱封建思想观念的束缚和禁锢，但他们的思想也并非没有任何前进性的运动，但这种前进性的因素表现在个人身上，往往是微弱的、不自觉的。在这种微弱而不自觉的前进中，孕育着农村发展和农民觉醒的前兆。阿Q浑浑噩噩地过了一辈子，但在临刑前却下意识地感觉到了看客的残忍与自己处境的可怕；《离婚》中的爱姑，虽然用封建伦理道德为武器维护自己在封建婚姻关系中的合法地位，但她的观念中已经隐约显露出了为封建伦理道德所不容的异质因素；在《药》的结尾，当华大妈看到夏瑜坟前的花环时，“觉得心里忽然感到一种不足和空虚”，当夏大妈注视乌鸦时，她也不自觉地产生了一种茫漠的期待。她的不安与期待表现了夏瑜之死给不觉悟群众的心灵带来的微弱影响。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鲁迅对农民群众的思想状况和发展前途并非完全绝望，他描写了农民群众不自觉、下意识产生的、朦胧微弱的反封建思想因素，反映了农民群众是有觉醒的可能性的，但他们的觉醒是一个长期缓慢的过程。鲁迅对他们微弱但并非全无的觉醒表达了含蓄、审慎的期待。
相对于鲁迅而言，《晚熟的人》中塑造了一些更“新”的农村新人，他们身上“新”的因素不是朦胧的、微弱的，他们自觉地摆脱前辈农民的精神影响，解放自己的思想，不断开拓创新。他们不再执着于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传统农民生活，淡化了阶级斗争的思想观念，开始探索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新道路。莫言在他们身上寄托了对农村和农民发展的更为热烈的期待。老地主孙敬贤的孙子孙来雨作为新一代农场主，比他的祖辈父辈头脑更加灵活，眼界更加开阔。在孙来雨身上已经没有阶级斗争遗留的精神债务，当看到父亲为老地主准备的耀武扬威的葬礼时，他认为这是一种毫无意义的行为。《天下太平》里的张二昆是一个新式的乡村管理者，他有正义感，也有手腕和魄力，为农民办了不少实事。尽管他身上也渗透着地痞流氓的气质，甚至有权钱交易的嫌疑，但从总体上看，张二昆还算是一个为人民谋福祉的富有实干精神的好官，未来的农村需要这样的新型村官。上文提及的蒋二和袁武，是新一代农村企业家。虽然他们的生产经营活动有时有违道德和法律，但他们敢于与时俱进、开拓进取，一定程度上也是值得肯定的。我们可以看出，《晚熟的人》中的农民新人形象更多是复杂的，是善恶交织的，体现出了人性的深度，也体现出社会转型时期农村的发展走向也必然是蕴含着种种矛盾冲突的。总体上看，莫言将乡村振兴的使命寄托在新一代农民身上，对他们抱有热切的希望。
上文提到，鲁迅作品中的劳苦大众面对自我和现实时是麻木的，这种对万事万物浑然不觉的麻木使得他们身上即使出现新的特质也必然是朦胧的、不自觉的；而《晚熟的人》中的底层农民是个性高扬、自我意识极强的，这决定了他们对于社会新潮的感知是敏锐的，顺应时代发展、不断求新的意识是自觉的。在此基础上，与鲁迅相比，莫言对农村社会未来的态度更加乐观，期待更加殷切。
通过分析《晚熟的人》对鲁迅创作的创新，我们可以看出，在创作立场的中间性方面，无论是继承鲁迅的启蒙立场塑造的人物，还是秉持与鲁迅不同的民间性立场创造的人物，《晚熟的人》中的人物形象对鲁迅创作传统的突破是显著的。二者人物形象特征的最根本差异，可以归纳为不同社会环境下新旧思想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导致即使人物身上拥有新质因素，这种因素的呈现方式也有很大不同。
四、结语
综上所述，鲁迅开创的百年乡土文学传统对莫言的乡土文学写作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通过对《晚熟的人》中的人物形象與鲁迅乡土文学中的人物形象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发现莫言近期的创作仍坚持鲁迅乡土小说的批判现实主义传统，在人物形象塑造方面表现为借助看客和弱者两类人物形象对人性进行深入解剖。在批判他人的同时，还将批判矛头无情地指向自己，在反思中展现出伟大的批判与自我批判精神。作为一个从不满足于艺术常规，不断进行艺术探索的作家，莫言在继承鲁迅乡土文学传统的基础上还有自己的独特创造。《晚熟的人》展现了当代背景下的人性弊端，使批判更具当代性。同时，作品中还表现出更鲜明的“作为老百姓写作”的民间立场，展现了农民强烈的自我意识，以及挣脱旧思想枷锁的自觉意识，塑造出与鲁迅笔下老一辈农民截然不同的新人物，同时在这些新人物身上寄予了新农村建设的厚望。探讨《晚熟的人》在人物塑造上对鲁迅乡土文学传统的继承与新创，对我们研究莫言新作的创作风貌，把握鲁迅开创的乡土文学谱系在当代的发展演变具有重要意义。
a 张家瑜：《戴手串的莫言：“我们是鲁迅的直系传人”》，见https：//www.sohu.com/a/124115992_119659。
b 木叶：《莫言：沿着鲁迅的发明再往前走一点》，见http：// bbs.tianya.cn/post-no16-236815-1.shtml。
c 鲁迅：《我怎样作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四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6页。
d 鲁迅：《杂感》，《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2页。
e 鲁迅：《呐喊·自序》，《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9页。
f 梁启超：《呵旁观者文》，《梁启超全集（第一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444页 。
g 鲁迅：《写在〈坟〉后面》，《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0页。
h 莫言：《捍卫长篇小说的尊严》，《当代作家评论》2006年第1期，第24—28页。
i 莫言：《莫言讲演新篇》，文化艺术出版社2010年版，第54页。
j 莫言：《说吧·莫言（上卷）》，海天出版社 2007年版，第75页。
k 张莉：《唯一一个报信人——论莫言书写故乡的方法》，《文学评论》2014年第2期，第75—83页。
l 鲁迅：《五十七·现在的屠杀者》，《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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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李龙琪，河北师范大学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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