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林海雪原》 史诗性 传奇性
在“十七年文学”（1949—1966）创作环境之中，“红色经典”史诗性小说井喷而出，这一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带着高昂的革命热情和时代特有的精神特征，产生了与时代相适应的文学规范，其中最典型的就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与创作手法：一是反映革命的现实，二是对大众的影响教育。文学的现实功用被摆在艺术追求之上。在革命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的结合过程中，涌现出大量史诗性作品，如《创业史》《红旗谱》《山乡巨变》《日出》《保卫延安》等小说，然而，当提及另一部同时代创作的长篇巨著《林海雪原》时，对其的评价常常是从“传奇性”出发的，而很少提及“史诗性”。就分析曲波的创作动机而言，作者是想要创作出一部史诗性作品的，但《林海雪原》这一作品的预期效果却偏向于“传奇性”，那么在作者创作与读者接受过程中哪个环节产生了矛盾，使得“史诗性”走向了“传奇性”呢？笔者认为要探究该问题应该先对“史诗性”的意义有一个度的把握。
一、从曲波的创作中一窥其对“史诗性”的追求
史诗是一种古老的诗歌形式，是某种以描述神和英雄们的活动和业绩为主的原始的叙事诗。a按照黑格尔对史诗的定义，“它要求一种本身独立的内容，以便把内容是什么和内容经过怎样都说出来”“史诗提供给意识形态去领略的是对象本身所处的情境及其发展的广阔图景，也就是对象在它们整个客观存在中的状态”b 。也就是说，“史诗”是“史”与“诗”的结合体，它不仅包含了对于“诗”的形式，又有“史”的架构，“史诗”即是要求史的内涵与诗的艺术相统一，二者缺一不可。
“史诗性”这一概念也就诞生于“史诗”，史诗性小说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学体裁，具有其独一无二的特点，“凡描述比较重大的历史事件，艺术空间比较恢弘和广阔，思想深刻，能较好地表现出民族魂魄和人类精神，追求宏大叙事，力图创造完整的英雄形象的长篇叙事作品均被指认史诗或具有史诗性”。c当“文学”被置换为“史诗”之后，其所具有的“史诗性”可表现于四个方面，即民族性、整体性、英雄性、全景性。这与曲波的创作动机与过程是相符的。
（一）语言风格中的民族性
较早提出《林海雪原》语言“民族风格”的是批评家侯金镜，“极少有知识分子或翻译作品的洋腔调，又能生动准确地描绘出人民斗争生活的风貌”d。后来有学者从作品语言的“通俗、群众化、白话倾向”的角度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这是他们‘书面语的本色，也是彼时他们精神世界与心灵状态的真实写照”e。探其究竟，曲波在一开始就表明了《林海雪原》预期的语言风格是追求民族性的。
曲波曾清楚地提出自己写作的“民族性”：“在写作的时候，我曾力求在结构、语言、人物的表现手法以及情与景的结合上都能接近于民族风格，我这样做，目的是要使更多的工农兵群众看到小分队的事迹。”f为迎合预期读者（工农兵），曲波有意识地在语言中融入“民族风格”，目的是传播革命英雄事迹。从作者自我的学术修养与时代背景出发，曲波自幼熟读《三国演义》《水浒传》等中国古典长篇白话小说，其作品语言相应受部分古典小说的影响，留存着中国传统小说的印记；且由于曲波常年身处军队、写作时置身工厂等外在因素，语言风格也更加贴近民众，与此同时，身处20世纪50年代构建“民族共同语”的特殊转型期，故而也带有特定时代的特色，即贴近民众、能够反映时代特征、生涩而并未完全成熟的民族语言。
（二）作品内容的英雄性与全景性
再从《林海雪原》的内容与曲波的创作动机来看，我们也能寻找出作者有意识追求作品内容的英雄性、全景性的痕迹。
1957年11月9日，《北京日报》发表了曲波的创作谈《关于〈林海雪原〉》，在文章中，曲波陈述了自己写作小说的动力来源于“让杨子荣等同志的名字永垂不朽，传给劳动人民，传给子孙历代”g。曲波“怀念”战友的感情是复杂的，夹杂着负疚，他认为，死去的战友是今天幸福生活的缔造者，和自己一样生活在幸福中的人们，也是享受着无数像杨子荣、高波这样烈士的牺牲和奉献的，“党和祖国的这些好儿子，这样光辉的事迹，我有什么理由不把它更广泛地公之于世呢”h？《林海雪原》的编辑龙世辉也表明写这部作品的唯一的动机就是为了怀念自己的战友。由此，在1957年的语境中，这一表述为批评家和读者共同接受：《林海雪原》是一部 “怀念”之作。
在1955年动笔之前，他常常涌起将他们的故事记录下来的冲动，虽常因为不信任与自己的文学水平而止笔，但这些堆积的创作冲动加之以缺乏性动机（表达自我对队友的思念与愧疚）最终使得曲波在1955年2月到1956年8月完成了自己的艺术构思与创作。林海雪原的斗争故事是以革命年代真实发生的英勇的、触人心弦的、给予民族以力量的英雄事迹为背景的，曲波在反复咀嚼过往之中是希望能够将林海雪原斗争的故事全景式记录下来的，“于是我便产生了把林海雪原的斗争写成一本书，以敬献给所有参加林海雪原斗争的英雄部队的想法”i，在《林海雪原》中曲波成功创造出了被大众所接受与认可的杨子荣、高波等较为丰满的英雄人物形象。
故而，从《林海雪原》的选材内容、创作动机、部分创作接受效果等方面来说，曲波的创作动机满足史诗性文学作品英雄性、全景性、民族性的特征，他的确是在塑造一部史诗性作品。既然如此，那么为何读者在对文本的接受过程中产生了偏差、由“史诗性”走向了“传奇性”呢？想要理解该问题，可以先从《林海雪原》文本创作的原始动机到小说文本的最后呈现中产生的偏差入手。
二、从文本呈现与创作过程的偏差中诞生的“传奇性”
关于全景性的偏差主要体现在曲波对林海雪原斗争的取舍之中。曲波在《关于〈林海雪原〉》中道出了其苦楚：“英雄们的事迹也绝非四十万字所能写完，有许多事情我把它删掉了，没有写进去……可见我还远没有把林海雪原的斗争表现得更完整更充分。”j
其次，在訪谈录等文献资料中，曲波也表明小说基本的四个战斗故事：奇袭奶头山、智取威虎山、绥芬草原大周旋、大战四方台，是他采取概括手法勾勒出的故事，即把自己当时所在的牡丹江军区二团打过的七十二次战斗“概括为四战，集中塑造了几个人物”k，但四个地点名字并非真实存在。曲波还谈及“舌战小炉匠”、威风的滑雪飞山都是对英雄人物创作的理想化。由此，可见作者本人在创作时打破了全景性的要素，这也就导致了接下来其小说对于史诗性作品整体性这一特征的解构。
史诗性作品的“整体性是包括黑格尔、卢卡奇、巴赫金等在内的哲学家公认的史诗的特性，它首先源自整一性的对象，不是再现一个片段或横截面，也不是表达个体一己的情感”l。但曲波在完成作品的整体性之时并没有完全摒弃自己的所有情感，除了对于战友等人的怀念、愧疚与敬佩之情外，文本中还包括了曲波本人在创作时期受到的压抑等情感。
曲波在20世纪50年代发表的《关于〈林海雪原〉》中也多次提及自己的创作动机是怀念为新生活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重点强调自己的写作出于“责任感”和“负疚感”，而且小说中的英雄人物是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英雄”这一群体为典型形象来刻画的。而在20世纪80年代，小说发表24年之后，曲波首次向世人公布自己的创作动机包含了个人内心的郁结：“因在一次工业会上我发表了对一长制的不同意见，触怒了主持会议的高岗，我碰了大钉子……回忆当年（战争年代），津津有味。我想我能不能写一本书呢……我从事文学创作是在特殊情况下发生的。”m1955年当曲波动笔开始写《林海雪原》的时候，他带着一种怀才不遇之感，这一感情的强烈程度不亚于对战友的怀念、敬佩之情。
“艺术即做梦”n，由于现实中所受到的压抑，曲波将自己的发泄口与反抗压抑的情绪融入到了小说之中，在幻想中得到了满足。曲波在创作的过程中，写到高潮的地方搁不下笔，时常是为了第二天的工作才强制结束。写得入神的时候，常常被战友们的事迹感动得仿佛回到了当年林海雪原的战斗中。在这种状态之下，曲波的幻想与反抗在文字中得到了满足与宣泄，大量私人情绪的带入使得文章在故事情节上更加充满了幻想性色彩，更加浪漫而非现实，故而有人也称《林海雪原》为“革命浪漫小说”，这种创作状态与柳青等史诗性小说家所面临的状态是不同的，后者的创作状态相对而言比较稳定、安静，更能从一个客观的态度把握小说的全局，凸显其整体性。
由此，从对全景性把握的偏差到对整体性的解构，曲波创作《林海雪原》的特殊心境在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其小说风格特色走向浪漫、走向幻想，从“虚构”元素的大量加入开始，曲波已经偏离了史诗性文学作品的道路而走向了传奇性，然而在作者与读者未产生相互妥协之前，“传奇性”依旧不能成为《林海雪原》的定性词语，这种接受上的偏差是如何得到妥协的呢？这种妥协必然是由于读者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作家的创作动机。
三、从接受与创作的妥协中得到肯定的“传奇性”
当20世纪50年代作品刚见于市面之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多是从“历史真实”的角度出发的，认为林海雪原斗争确有其事。在1957年9月初版的《林海雪原》扉页上，曲波将作品题献给以真实姓名出现的“杨子荣、高波”，表示小说只是在事实基础上加了综合剪辑和塑造。1958年为《中国青年》等杂志“读者来信”专栏回答青少年朋友的提问时，引证“日记”这样的形式来向读者表明小说的“真实性”。1957年《人民文学》刊发由小说几个章节合成的《奇袭虎狼窝》，编者甚至介绍《林海雪原》为曲波“根据自己过去的一段亲身经历”写成的长篇小说。
关于“历史真实”的质疑始于1961年，抗日联军时代就在东北工作的解放军干部冯仲云指出：“《林海雪原》整个故事是虚构的，并且脱离了当时的现实情况，在军事上也是传奇性、武侠式、不真实的。”o20世纪80年代，当曲波的战友站出来反对曲波所写的故事并不是真实的“历史真实”之后，曲波就很难再坚持自己所谓的“历史真实”。
然而，从读者接受而言，尽管曲波小说在内容上包含有大量不真实的信息与幻想感、史诗性文本的整体性与全景性遭到了破坏，但杨子荣等人的英雄形象并未被隐去光芒，甚至由于其语言运用的幻想性与浪漫性，在接受过程中产生了一个新的定性名词“传奇性”。这也就是说，作者的原始创作动机得到了满足，即让广大工农对革命、英雄有进一步的认识，并且其语言风格中保留的民族性也得到了赞扬。故而，从作者创作而言，虽然读者的接受与作者预想中的“构建史诗性作品”有较大的出入，但其最核心的创作动机得到了满足，杨子荣、少剑波等英雄形象与人物成为当时那个年代革命者的典型，如此而言，作者便与读者达成了共识，作者也就欣欣然妥协承认了其作品中所展现的传奇性，舍弃了史诗性的展现。
由此，从“虚构”开始，曲波小说中的史诗性遭到了质疑，整体性、全景性被解构，留下的是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故事与人物形象，有关《林海雪原》的评价也便由“现实真实”更加走向“艺术真实”。李希凡在《关于〈林海雪原〉的评价问题》一文中为曲波做了辩护， 并以《林海雪原》“艺术的真实”区别于冯仲云可能“也曾经历过、了解到的”、“历史生活的真实”，指出“艺术真实”“以虚构作为它的灵魂”。批评家与读者并没有因为其丧失“史诗性”而放弃其艺术特征与所包含的内容、精神气魄，因此，曲波便也与读者对接受差异进行了和解，“传奇性”开始成为评论《林海雪原》时的高频用语被固定下来。
四、结语
综上所述，笔者从曲波的创作动机、创作内容以及部分创作文本成果中所包含的“构建史诗性因素”到其文本呈现中形成的偏差，再到作者与读者的妥协中产生的“传奇性”以及到其固定化探究了《林海雪原》“传奇性”的成因，从文学接受与文学创作的角度一窥了《林海雪原》为何在史诗性作品大量井喷而出的年代里成为一本特殊的、不同于史诗性长篇小说的传奇性小说，由此便能更好地把握《林海雪原》的文本特征。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曲波在创作过程中受到情感压抑的影响，文本中最能宣泄作者情感的人物应是人物形象更加丰满的杨子荣，杨子荣应当是作者情绪的寄托者，而非男主角少剑波；但在少剑波身上，能够看出曲波建构史诗性作品时对整体性和全景性的把握，由此，作家自身的情感宣泄与构建史诗性作品全景性的欲望便产生了矛盾，但不可否认的是，《林海雪原》仍具有“史诗性”的文本特征。
a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忠梅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246页。
b 〔德〕黑格尔：《美学：第三卷下》，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02页，第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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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夏玉溪，江南大学汉语言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文学理论、文学教育。
编 辑： 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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