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孟浩然 陆游 《过故人庄》 《游山西村》 异同比较
孟浩然是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诗人，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这二人虽所处朝代不同，之间相隔了数百年，但他们的诗歌都具有极高的文学价值，历来被人们所推崇。然学者们在对二人进行研究时，往往对其诗歌进行单一解读，没有发现二者其实可以进行比较互读。笔者将以孟浩然所作《过故人庄》与陆游所作《游山西村》为例，将诗歌的创作题材、创作心境、创作手法、艺术风格等进行比较研究，具体分析二人在创作上有何相同之处，又有何相异之处，从而更好地体会不同年代的诗人所创作的诗歌给我们带来的不同审美感受。
一、《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之创作背景
在研究诗人及其诗歌创作时，往往不能脱离的研究方法便是知人论世。那么，厘清《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这两首诗是孟浩然和陆游分别在怎样的背景下创作出来的，对于我们了解作者创作、解读诗歌内容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1.《过故人庄》之创作背景
《过故人庄》收于《孟浩然全集》中，诗云：
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开轩面场圃，把酒话桑麻。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
《旧唐书·孟浩然传》载：“隐鹿门山，以诗自适。年四十，来游京师，应进士不第，还襄阳。”这仅仅只一笔带过了孟浩然的人生经历。其他资料中关于孟浩然早期的记录也仅有寥寥几笔，并未详细记录孟浩然在游京师之前的情况，更没有任何关于孟浩然创作《过故人庄》的相关记录。魏平柱教授在《孟浩然的鹿门情结》中写道：“张子容离开鹿门山举进士在先天二年（713）即开元元年， 由此推断孟浩然与张子容同隐应该在此之前， 孟浩然二十三时。”虽有对《过故人庄》创作时间的推测，然没有具体证据。但从诗中“田家”“村边”“桑麻”等词确可读出的是，此时孟浩然一定是在离乡游京师之前，居于田园之中，过着平淡而自适的隐居生活。然而，孟浩然此时的隐居也不是真正的隐居，他是以“隐”求“仕”，在山中苦读。而后游走京师，拜访名士，然而引荐之路不通，又走上了科举之路，科考失意后又一路漫游，回归故里隐居。
2.《游山西村》之创作背景
《游山西村》收于《陆游集》中，诗云：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山西村，在浙江绍兴东南方云门寺的西边，当时属于会稽县。此诗作于孝宗乾道三年（1167）春天，陆游四十三岁，在会稽云门。”因为在隆兴二年（1164）陆游积极支持抗金将帅张浚北伐，符离战败后，遭到朝中主和投降派的排挤打击，以“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从隆兴府通判任上罢官回归故里。由此可見，诗人创作这首诗时一定是有被贬的苦闷与失意之感。然作者在故乡经历了闲适、朴素的乡居生活后，看到了百姓还依然保留着古老的“春社”风俗，由此产生了诗人对社会的一种认同，又重燃起对未来的期许。
二、《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之相同处
虽跨越四百多年的历史，又为不同诗人创作，但通过对文本的细读，我们确能看出孟浩然所作《过故人庄》与陆游所作《游山西村》在创作中有相同之处。
1.题材内容相似
《过故人庄》前半部分写道：“故人具鸡黍，邀我至田家。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论语·微子》载：“子路从而后，遇丈人，……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可见，先秦时“鸡黍”就被作为很好的待客之物，这足以见故友的热情相邀。翠绿的树林围绕着村落，苍青的山峦连绵于城墙之外。眼前之景也让人心生喜爱。再看《游山西村》前半部分：“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明明白白劝自己不要嘲笑农家腊酒浑浊，丰收之年主人家拿出丰盛的菜肴来留“我”在家中做客。正疑山重水复之间无路可走，不想柳暗花明处茅舍掩映。“具鸡黍”与“足鸡豚”两词，把农家那种热情淳朴的待客之道描绘得生动无比。“绿树”“青山”与“柳暗花明”两句又把自然优美的田园风光刻画得栩栩如生。足见两位作者在凸显淳朴热情而又自然优美的田园生活取向上的不谋而合。
2.心境变化相似
朱光潜先生说：“表现情感最适当的方式是诗歌，因为语言节奏与内在节奏相契合，是自然的，‘不能已的。”而诗人在进行诗歌创作时，每一首诗所表达的情感、心境自然不是一成不变的。《过故人庄》首联中着一“邀”字，表明作者并非不请自来，而是受到了故友的盛情相邀。但尾联中却转一“还”字，这是作者反过来与友人相约，待到重阳佳节，再一同饮酒赏菊。由此可见，诗人孟浩然由被动的赴约转换为主动申请。《游山西村》也同样有这样一个由被动做客到主动登门的心境变化。陆游在首联用了“留”字，表明农家人的热情挽留使作者却之不恭，在尾联却说“无时”，这流露出对农家生活的恋恋不舍而要随时登门拜访的愿望。孟浩然与陆游想要表达的感情，与二者创作的《过故人庄》和《游山西村》这两首诗的语言节奏完美契合。
3.创作手法相似
《过故人庄》由首联到颈联，分别讲了眼前所见之景。“我”受邀于田家做客，故友以鸡黍相待。村边绿树成荫、青山延绵。“我”与友人坐于轩窗之旁，面对着谷场菜园，把酒闲谈着庄稼的长势，秋天会有怎样的收成。这些情景，都是诗人真真切切眼中所见、亲身所感。但诗的尾联话锋一转，待到重阳佳节，“我”还来与你把酒言欢，共赏菊花。这分明是诗人对未发生之事的想象，乃是虚写。
《游山西村》的前三联也是诗人且游且观、且感、且切身体会之景。诗人出游至农家，得到主人腊酒、鸡豚之盛情款待，游至曲折山水之间，正疑无路可走，转眼间又见柳暗花明、村舍掩映，击鼓吹箫的春社之日已然接近，村民们依然保留着衣冠简朴的古代风习。一幅自然和谐的农村风光跃然纸上。到这又由實转虚，诗人在尾联发出了自己的美好期许，愿今后也能乘着月色出游，拄着拐杖来敲你家的门，与农家促膝畅谈。
由此可见，这两首诗都是由实写转入虚写，表达出作者对眼前之景、所经之事的喜爱与留恋。突破了诗的单一性，形成情感上的张力。这与王维“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以及李商隐的“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 的以实带虚有着殊途同归的审美效果。
4.表达感情相似
孟浩然与陆游都描写了农家人的淳朴热情，田园风光的自然优美，由此也就不难看出，二人所作之诗皆流露出对农村田园风光以及这种恬淡、自然生活的喜爱。孟浩然作《过故人庄》时隐居山林、乡野之中，诗中所写之景皆是农村生活里最常见、自然不过的景象，村外的绿树、青山，与友人的把酒言欢，无一不体现出诗人轻松、自在的状态。而陆游写《游山西村》时虽是因为遭贬而无奈返乡，但诗人经过最初的苦闷，重游自己的家乡，经历了一段没有尔虞我诈的乡村生活之后，心情也自然得到放松。在这样闲适、轻松的田园生活里，好像人生都得到了升华，自有一种返璞归真的豁达与通畅。再者，二人同时发出了今后会不请自来、重游故地的心愿，那也就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农村田园生活的恋恋不舍之情。
三、《过故人庄》与《游山西村》之相异处
这两首诗既为境遇不同的两人所创作，时空上又由唐跨越到了南宋，那么它们之间必定会形成不可忽视的差异性。这些差异究竟体现在哪些方面，这值得我们细细追究。
1.诗歌体式不同
《过故人庄》为五言律诗，全诗四联八句共四十个字。《游山西村》为七言律诗，全诗四联八句共五十六个字。五言与七言，虽每句仅相差两字，但实际上诗的涵量却有很大差别。这种涵量上的不同，放在律诗中也具有重要意义。陈伯海先生精辟指出：“律诗创作的中心课题，恰恰是要在有限的篇幅中争取更大的艺术空间，于是五言与七言的差别便显得关系重大。”五言有一种向人诉说的平白之感，讲究的是对现实、自然以及内心世界的表达。而七言乃有一种流走之美，更强调的是诗人内心世界的表达，其中更掺入了诗人对现实世界的理解和思考。
五言律于初唐已有少量成熟诗篇，而真正得到发展是在盛唐，如王维、孟浩然的山水田园诗。其中孟浩然的《过故人庄》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而七言律却是中国最为成熟的诗歌体裁，发展到宋代，尤以宋人创作的理趣诗见胜。其中苏轼、杨万里、陆游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五言与七言，并不是字数上简单的加减，五律的章法和技法，在七律的体裁上得以发扬光大。在情感的表达上，七律也明显更胜一筹。孟浩然的《过故人庄》，自然体现了五言律诗的短小精简，且诗人近乎客观地把自己的心境融于自然；陆游的《游山西村》则充分体现了七言律诗作为诗人内心世界外显的媒介，诗中有诗人独具慧眼的思考和见解。
2.创作视角不同
既然写山水田园之景，那么必然有一个创作视角使眼前之景映入诗人眼帘。孟浩然写《过故人庄》时，是在去往故友庄园的路上，看到了“绿树村边合，青山郭外斜”的村外风光；在与故友坐于屋内，酒酣耳热之际，打开轩窗，由室内向外所见的“开轩面场圃”之景，然后与友人有“把酒话桑麻”的亲切絮语。但不管由院内还是由室内所见，其共同点都在于诗人写的乃是静中所见之景。
而陆游所作《游山西村》却不同。从题目“游”字可知，诗人所见之景乃是自己且行且观且感之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诗人明白地向我们作了解释，自己行游于看似相同的山水之间，疑似迷路其中，但再走几步，眼前豁然开朗，柳暗花明之间村户掩映，别有一番景致。继续前行，可以看见村民们为迎接春社日的到来击鼓吹箫做着准备，这种古老的风尚如今依然保留，让人心生别样的激荡、生机之感。整首诗紧扣诗题中的“游”字，既如此，那我们不难看出，陆游创作时乃动中观景。
通过对两首诗进行分析，可以看出《过故人庄》写到了村外绿树成荫，城墙之外有苍青的山峦横卧；而《游山西村》则一直写的都是在村内游览，由此看到了不同的景色。据此可得，这两首诗在空间范围上有一个扩大的过程。另外，《过故人庄》中“把酒话桑麻”中的“酒”，是一个笼统的名称，诗人并没有解释是什么酒。而《游山西村》中说了“莫笑农家腊酒浑”，诗人清楚地说明了所饮之酒为浑浊的腊酒，那么我们可以看出，由唐到宋，诗人所用意象有一个由笼统到具体化的过程。
3.艺术风格不同
钱锺书先生在《谈艺录》中这样说道：“唐诗、宋诗亦非仅朝代之别，乃体格性分之殊。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唐诗多以丰神情韵见长，宋诗多以筋骨思理见胜。”这也就揭示了唐诗和宋诗两种不同的创作风格。
也许，孟浩然的《过故人庄》不能完全代表唐诗“以丰神情韵见长”的创作风格，但与宋诗相比，其艺术风格却有自己的独到之处。闻一多先生在《唐诗杂论》中评价孟浩然的诗《听郑五愔弹琴》《游精思观回王白云在后》等，评论道：“诸作简直像没有诗，像一杯白开水，惟其如此，乃有醇味。”又举了其四首代表作《岘潭作》《晚泊浔阳望香炉峰》《万山潭作》《伤岘山云表上人》，并进一步论断说：“这四首诗写得平淡极了，几乎淡到没有诗的地步，可是这的确是最孟浩然式的诗。”当我们真的读了这些作品后，会发现闻一多先生的这些形容并非言过其实，而用“淡到看不见诗”来形容《过故人庄》，也是很恰切的。沈德潜先生评价孟浩然的《过故人庄》道：“通体轻妙，末句‘就字作意，而归于自然。”确实，读《过故人庄》就像是作者与你闲话家常一般，将自己所见、所经、所感娓娓道来，显得如此之平易自然、朴实无华。
在“以筋骨思理见胜”的宋诗中，理趣诗可以说是其中别开生面的一极。张毅先生在《宋代文学思想史》中阐释“理趣”这一概念时精辟指出：“理趣是由形与神、情与理结合而产生出来的，已不是单纯的物理，更不是二程所说的那种除情去欲的抽象性理。”也就是说，所谓“理趣诗”体现出的鲜明特征即是形神兼备、情理结合，针对作诗就是诗中有景、景中有情，情与理和谐统一。陆游的《游山西村》是宋代理趣诗中极具代表性的作品之一。诗的颔联“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被钱锺书先生认为是“陆游这一联才把它写得‘题无剩义”。表面上看似是写自己行走于山重水复之间，迷失方向，但再走几步就会出现柳暗花明与屋舍俨然的景象。但实际上这又何尝不是陆游在遭受贬谪之后的一种心理状态呢？诗人的一腔报国热情被政敌当作排挤打压的借口，仕途的受挫使得诗人苦闷不堪，甚至产生自我怀疑，犹如跌入深渊之中，眼前迷雾重重，看不到出路。但诗人却并没有因此放弃自己的理想与抱负，通过乡村生活的洗礼与时间的沉淀，诗人渐渐从中官场受挫的苦闷中脱将出来，又对未来充满了希望。这种将情景与道理结合的写作风格，充满了理趣意味。这便形成了陆游这首诗寓理于游、委婉别致的艺术风格。与苏轼《题西林壁》“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类“理趣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4.创作心境不同
孟浩然创作《过故人庄》时，正隐居于山野村庄，潜心苦读，以求得渊博的学识，好去长安求得功名，争取入仕的机会。这时候的孟浩然受邀去老朋友家里做客，與友人谈论的也都是田园村庄这类极为平常、平淡的事情，他此时的心境是平和的，他是抱着一种欣赏的态度去看待周围的一切。
《游山西村》时的陆游又是怎样的境况呢？乾道二年（1166）春天，还在隆兴府通判任上的陆游，被弹劾罢职：“言者论游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归。”此时，他正被罢官，闲居在家。虽是闲居，但他的心境却极为复杂。有被政敌排挤打压的苦闷，有被皇帝毫不留情罢官的愤懑，“山重水复疑无路”就是他内心的真实写照，但还不仅限于此种情绪。从“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句，我们分明看到了诗人对未来的期许。看“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一句，在苏轼《蝶恋花·密州上元》中也有此类描写：“击鼓吹箫，却入农桑社。”这说明此种风俗一直被保留下来。诗人对这种古老风俗的赞许，也折射出他对社会的一种认同。诗人的爱国热情并没有熄灭，他用乡居生活的闲适来对抗官场攻讦的纷争，而他也确实在农村生活中获得轻快与放逐、蕴蓄着力量与希冀。
综上所述，孟浩然与陆游二人虽处于不同时代，但他们却有着相同的创作上的默契，这是由于两位诗人当时都处于田园山水之间，都有着与民同乐的经历，因此都用了热情淳朴、风景优美的田园生活这一相同题材。又因为作者被闲适自然的农村生活所吸引，所以同时经历了由被动变为主动的心境转变过程。相应地，创作手法和表达的情感也有了不谋而合之处。然而，二者在创作时毕竟跨越了四百多年时空，在此期间，诗歌的体式经历了由五言律向七言律的转变。且由不同作者创作出的诗歌，艺术风格存在差异这也顺理成章。同时，又由于作者的不同境遇，因此有了孟诗为单纯的平和、欣赏，陆诗为被贬的苦闷、对未来的期许等不同心情交错这两种完全不同的创作心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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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沈芳，陕西理工大学2019级中国古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唐宋文学；通讯作者：付兴林，文学博士，陕西理工大学文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与文化。
编 辑：水涓 E-mail：shuijuan3936@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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