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圆美观 形式美 自然的人化 自由的形式
细数汉语词汇，由圆引申出的词语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家族：赞赏体态丰腴用圆润，形容性格善变通用圆滑，表达事毕无缺用圆满……圆在中华文化中备受推崇，与表达价值判断的善的维度联系在了一起。另一方面，圆还是一种美的标准：一步一景的苏州园林大量运用圆形元素；古色古香的团扇、窗花以圆为设计背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太极拳，其拳法也讲究“走圆”……圆作为一种形状，具有对称、均衡、饱满、流畅的特点，天然地符合形式美的法则，给人以视觉上的和谐、愉悦之感。正因如此，喜爱、欣赏圆态事物成为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圆美”也可视为形式美的一条具体规律。中国人似乎对圆尤为偏爱，除上述所言的“圆”族词语群、艺术设计中圆的广泛运用，中国人还善于构建观念上的“圆”，让圆之道融入人生、艺术、思维的方方面面。上述种种现象都可以概括为中国传统的圆美观，而围绕此观念的探究和解读，或许可以作为一把把钥匙，打开中华民族审美——思维模式之奥秘的大门。
一、追根溯“圆”
追溯圆美观的起源需要具体地、历史的研究。然而从哲学层面出发，此问题便可抽象为“形式如何美”？不妨说：形式之美在于其不只是形式，而是有意味的形式（significant form，英国文艺批评家Clive Bell提出）。意味又自何处来？不同于Bell自己带有神秘主义色彩的解释，中国美学家李泽厚以“自然的人化”说为背景进行的解说坚持唯物主义立场，因而更具人类学本体论层面的价值。外在自然的人化使客体进入审美视域，内在自然的人化使主体具备了审美素质。在双向自然人化的进程中，人类通过实践将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创造出丰硕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而美，更准确地说是审美活动，便是自然的人化的重要成果，它代表人与自然关系的根本改变——由被动变为主动，由恐惧变为亲近，在此基础上审美愉悦才有可能产生，审美活动才有可能进行。审美愉悦依托“文化——心理结构”之积淀（李泽厚“积淀”说）或种族文化的“集体无意识”的“遗传”（荣格“集体无意识”说）而保留在民族的记忆之中，成为具有稳定性的情感模式，这也是李泽厚强调美诉诸人之情感（“情感本体”论）的缘由。
可见，自然的人化在圆美观的形成中起着决定性作用：自然的人化使圆成为有意味的形式，使它牵动着人的心弦，向人敞开审美之域。并且，我们不难发现在自然的人化中主要存在着三个阶段：“自然的形式”“实用的形式”和“自由的形式”。a起初，圆以“自然的形式”存在着，是无关于人的自在之存在，赋形于自然界的物质、现象；伴随着早期人类的实践活动，尤其是生产实践（也是早期人类最主要的实践活动），圆以“实用的形式”存在，呈现在功能性的器物、建筑中；而随着实践的深化，人类的本质力量愈发凸显，其实践活动的创造性、自由性也愈发增强，结果便是人和圆的关系变得更加“自由”，圆进入了大量艺术创作中；尽管某些艺术品也具有实用功能，但审美观赏成为它们被创造出来的首要目的，圆作为审美图像而成为具有独立价值的“自由的形式”。
需要说明的是，因“自然的人化”说属于宏观层面的理论，这三个阶段的推演也主要依据逻辑的发展，而无法完全符合现实的发生。在复杂的现实世界，圆形团扇和圆形窗花是不同的事物，只有在抽象层面，它们才能因形式的共性被统称为圆。如何在历史中区划各阶段是另一难题：艺术本就是人类活动中的一种，原始人自有他们的“原始艺术”。“纯粹审美”的阶段也绝不存在，现代社会亦有实用的圆。这是因为人类的实践活动本就多种多样、心理结构本就微妙复杂。不过，以进化的视角看待历史，实践有着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向高级演化的规律。而审美确乎是一种较为高级的能力，就连艺术也是由其原始形态发展为我们所熟悉的各种现代形式的。换句话说，随着情感本体在不断积淀中的丰富和深化，艺术创作中原本包含着的实用功利性质渐渐模糊，艺术品也逐渐获得独立的审美价值，越来越成为“自由的形式”。此即把形式美的发展历程划分为三阶段的依据。圆是一种形式，圆美观的发展亦存在着“自然的形式”“实用的形式”和“自由的形式”三个阶段，兹分述之。
二、初起：自然的形式
“人类的五官、大脑和神经系统，是进行审美活动的生理基础”b，是作为审美主体的人进行审美活动的必要条件。离开人谈美，美便苍白无力；但谈美不可囿于人，因美还有其客观性的一面。客观性之根源须向前追溯，将目光投至先于人的存在，便是广义上的自然——“自然而然”，不依赖于人的意识而存在的自在事物。“天地有大美而不言，万物有成理而不说”（《庄子·知北游》），自然作为人类栖息之居所，有其自在规律，作为“自然的形式”的圆赋形于自然界的物质与运动。
圓是自然界常见的物质形状。水的漩涡自成圆形，树的年轮好似同心圆，藤蔓的卷曲、螺壳的纹理、流转的云气、池塘的涟漪……都是那么平滑流畅、近似圆态。太阳是最重要的那个圆，它给予人类光和热，由是四时始，万物生。农耕文明主导下的华夏民族严格地遵循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法则，并在日复一日的劳作中形成了本民族的太阳崇拜（Max Muller提出）。太阳崇拜体现在原始图腾中：象征太阳的圆圈，周围点缀着代表阳光的线段，这种图形在我国云南地区的岩画中十分常见。此外还有三星堆出土的太阳轮器、仰韶彩陶上的太阳纹……这些图案无一不反映出先民的太阳崇拜。可以说，早期人类正是从作为“自然的形式”的圆中提炼出圆的初始概念，并由此将圆引入他们的“艺术创作”中。
圆态之外亦有圆运动，二者为一体的静动之分，而圆运动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别。狭义的圆运动指圆周运动。古希腊的毕达哥拉斯学派以数为万物的基点，认为和谐的圆形孕育着宇宙的奥秘，由此推导出“一切天体都是球体，天体的运动是匀速圆周运动”c。古代亦有天圆地方之说。发达的现代科技更加证明了圆运动有其存在论意义上的普遍性：宏观至天体，卫星围绕圆周轨迹运转，星云受引力形成螺旋结构；微观至颗粒，原子稳定态呈圆态，核外电子的运动轨迹近圆。而广义的圆运动诸如寒来暑往、花开花谢、潮涨潮落、月圆月缺……万事万物的周期性运动仿佛都在画圆——从一点出发又回到原点。此意义上的圆运动因其抽象性和隐喻性而近乎中国哲学中的“道”，可称为圆道。在西方亦有此类表述，比如荣格认为圆（或球状体）乃是“‘自身的象征。它从各个方面表示了心灵的完整性，并且包括人类和整个自然界的关系……它总是指出生命最重要的方面——根本的统一”d。
在中国，圆这一观念的建构过程亦受到来自圆运动的影响。从训诂角度来看，“圆”字饱含着浓浓的动态义，透露出古人的宇宙观。东汉许慎释：“圆，圜全也。”（圆，浑圆无缺）后又释圜为天体（《说文·口部》）。段玉裁注曰：“许言天体亦谓其体一气循环，无始无终。”（《说文解字注》）圜、圆二字意义相通，代表了圆具有“一气呵成”之动态义，而这一意义的来源大概就是先民体会到的那周而复始的圆运动。不过，在“自然的形式”这个阶段，人类的实践水平较低，因此对工具的利用水平不足，对规律的把握能力有限。见诸早期壁画的圆，与其叫艺术的创作，不如称作自然的模仿（关于艺术起源的一说，模仿说）。至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生活方式，恰恰是受制于自然条件的结果。诸如天圆地方的感性认知也属于较为朴素的自然观。可以说，自然的人化正当其初起之时，圆还属于“自然的形式”。尽管如此，人类仍然在自然的律动中朦胧地感知着圆这一图像，植根于远古的诗意将在圆美观的建构中潜藏而广存。
三、发展：实用的形式
伴随着人类的实践活动，自然开始发生根本性的改变。一方面，自然接受着人的改造，变得合目的；另一方面，人亦在改造自然，把握着自然的规律。在合规律性与合目的性的统一中产生的自由感便是美的根源。不过，在自然人化的初期阶段，生存资料的获取是人类的主要实践活动，因而，圆主要以“实用的形式”而存在。
早期人类对圆的这一形式的感知能力（即形式感）正是在“利用圆态”的过程中产生的。从制造角度看，圆形器物具有如下特点：省力、易成型、节约用料。原始人在制造器物的过程中，敏锐地发现圆形器物制作起来简易顺手、变换自如，对圆的偏爱就是在此过程中不知不觉地培养起来的。从使用角度看，人的身体存在许许多多圆，伸展的四肢共圆，圆（球）状器物与人手臂环绕、手指弯曲的弧度相吻合，提供了使用上的便利性。另外，圆还有平滑无棱角的特性，以圆为轮能够省力地运送货物，以圆为轴可以迅速地提升物品。基于上述优势，圆早早进入了人的生产实践：考古出土的大量圆形器物，古人发明出的水车、风车、轮轴等一系列工具，今人更是利用圆设计出复杂的机械。从几何角度看，圆具有均衡的特性，这一优势在建筑设计中广为应用。“古罗马克洛西姆竞技场的椭圆形设计保证了在可以容纳5600多人的观众席的任何一个位置都可以清晰地看到竞技场中搏斗、厮杀的场面。”e中国福建圆土楼保温又节省原料，对内开敞对外封闭的结构使它具有安全性和防御性。作为“实用的形式”的圆进一步提高了人类的生产效率，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
若说“利用圆态”是人类的普遍现象，是使圆成为美的形式的现实依据，那赋予圆美观以中华民族特色的便是“把握圆道”这一行为。由于心、物间存在着异质同构（格式塔学派提出）的关系，形式上的圆投射到心理层面便形成了“观念上的圆”。由于各民族的实践活动以及在实践中形成的思维方式具有差异性，因而“观念上的圆”在不同民族的文化中具有不同的象征和内涵。
圆道是中国人对“观念上的圆”的抽象与总结，这种圆道首先体现在中国人的循环观念上。循环作为一种自然界的普遍机制，对于以农立国，注重精耕细作的中国人来说尤为重要。在农耕文明下，人的生存主要依赖于土地、农作物和自然节律。中国自古以来便有注重总结自然经验、顺从“天道”的传统。在古人眼里，天道即圆道：“天道圆，地道方……圆周复杂，无所稽留，故曰天道圆。”（《吕氏春秋·圆道》）古人以一种循环的眼光把握自然界，他们将十天干和十二地支循环组合，形成六十甲子历法。从甲子到癸亥，年月日时都是六十一循环；又将自然的节律总结为二十四节气，服务于农业活动。循环观亦成为中国人看待历史的视角，自战国时期邹衍提出“五德始终”说，历史循环论就成为古代社会的主流观念；汉代的董仲舒在此说基础上提出“三统”循环说；司马迁认为历史的命运恰似一个圆形轨道，盛衰交替，轮转循环，这种观念体现在他所著的《史记》里；至今仍为人津津乐道的那句“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罗贯中：《三国演义》）亦是历史循环观的延续。
因圆一气呵成、无首无尾的特点，圆道又有生生不息、永无止境之内涵。以《周易》为代表的中国古典哲学体系内含圆道：“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易传·系辞上》）太极的圆象亦是其圆道：阴阳二气相济相长，万物才得以永远处于流动变易的过程中；阴阳二气互为补充，宇宙才能达到和谐圆通的平衡态。不同于西方哲学对矛盾斗争性的强调，传统的中国哲学更讲求矛盾的自我和解，追求一种太极般的圆融、圆满之境。对此，有人總结为“矛盾斗争辩证法”和“矛盾和通辩证法”的区别。f中国人尚圆思想的另一重要原因便是传统哲学中的“矛盾和通辩证法”蕴含着“圆”理。
四、成果：自由的形式
随着实践的深化，未知被已知替代，对自然的恐惧感转为亲切感。自然中亦包括“美的规律”，当“美的规律”被人所把握，审美愉悦感便油然而生，并在历史积淀中塑造着具有民族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即具有稳定性的情感本体。正是这一积淀的过程使圆由“实用的形式”到“自由的形式”的转变成为可能，也使圆美观这一审美范型不仅内蕴深邃，而且涵盖丰富。在圆美观指导下的中华民族美的活动，以圆美为标准，创造出大量的艺术成果。其中，以艺术创造中的“以圆造境”和艺术评论中的“借圆论艺”为主要代表。
“以圆造境”指的是将“圆”的意味融入艺术创造，以打造圆融无碍、浑然天成的圆境。书法落笔讲究起承转合，以达成圆融天成的境界。太极拳的精髓就在于一个“圆”字，追求拳法圆活，各部位配合协调，将圆的姿态与动律贯穿于整套动作。古典章回体小说环环相扣、首尾呼应、恰似连环。传统戏剧往往是大团圆的结局，讲究破镜重圆、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以此达成逻辑上的“自圆”。“以圆造境”集中体现在视觉艺术上，无论是早期的青铜、玉器之圆，还是作为传统装饰纹样的圆涡纹、联珠纹、宝相花纹，抑或是现代艺术设计中的圆形元素，都是圆这一图像之运用。此时的圆已经脱离了实用目的，转变为具有独立审美价值的自由形式。
“借圆论艺”则是古代诗文评论中的常见范式，最早将圆引入艺术评论的是南朝山水诗人谢朓，在他看来，好诗应该“圆美流转如弹丸”（《南史》卷二二《王筠传》）。正式把圆美确立为一种艺术标准的是创作于齐梁之际的文艺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全书用“圆”字共十七处，涉及批评论、作品论、创作论等方面。比如连珠一体就被刘勰称赞为：“义明而词净，事圆而音泽，磊磊自转，可称珠耳。”（《文心雕龙·杂文第十四》）唐代是诗歌文学的顶峰，圆熟二字被用来称赞白居易的诗句朗朗上口，有如“大珠小珠落玉盘”；宋初的“白体”诗亦取法白居易诗的圆融、浅易，代表作者有诗人王禹偁、五代降臣李昉、宋太宗赵光义等。明清的诗文评论也沿用了这种理念，清初诗人王士祯为《四溟诗话》作序，推宗诗歌声律圆稳：“茂秦诗有两种，其声律圆稳，持择矜慎者，弘正之遗响也。”（《四溟诗话·序》）
五、结语
沿着自然人化的线索，圆经历了由“自然的形式”到“实用的形式”再到“自由的形式”的发展轨迹。而在每一阶段，其参照点皆落在“人”上。正是人和圆不同的关系形态决定了圆呈现出不同的形式；也正是在人与圆密切而多样的关系中，圆美观获得了层次丰富的内蕴，成为具有民族个性的文化符号。正如诗人威廉·布莱克曾说：“从一粒细沙中窥探世界，在一朵野花里寻觅天堂。”（《天真的预言》）在那看似简单不过的圆中也蕴藏着人与世界的关系。
值得说明的是，在提及“观念上的圆”时，笔者将之归纳为循环观和矛盾和通辩证法，然而限于篇幅和主题未能详述，仅在结尾处呈现一些更为深入的思考与发问。首先，除却循环观和矛盾和通辩证法，圆形思维模式还包括哪些内涵？其中哪些是具有人类共性的，又有哪些是体现民族个性的？这是值得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其次，有人指出循环观容易导致逻辑的闭环：认为万事皆可自圆其说、循环论证，因而陷入一种缺少反思意识与怀疑精神的思维模式，造成新思想产生的动力不足。而“矛盾和通辩证法”更是使得一切矛盾皆走向消解，可以说这是一种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却非现实世界的真实状态。所以，我们到底应该如何看待这些传统的思想资源，又该如何对自己的思维进行反思？这是另一个需要探究的问题。
不过，恰恰也是中国传统哲学中“圆”的底色，即注重体验与强调实践理性（循环观）、崇尚和谐与追求天人合一（矛盾和通）的特质弥补了以推崇进化、二分主客与理性至上为特征的西方思维方式的不足。尤其是当生态问题日益成为当今世界发展的重大议题之时，不少人主张利用中国传统哲学（美学）中丰富的思想资源建设与人类中心论相抗衡的生态整体主义；相应的，中国古典思想中孕育的人生哲学也能通过“时代再阐”，成为当今社会的个体心理生态建设的良方。总之，以美启真、以美储善绝不仅是古典美学中真善美一体的理想之延续，更意在为充斥着现代性问题的当今社会提供一种自我反思、自我教育的角度，而这一角度恰恰是实践美学“谈美须复归于人”的价值根基之所在。
a 关于“自然的形式”和“自由的形式”，均由李泽厚提出，分别指未經过人化的形式和美的形式。笔者则以“实用的形式”指代具有明确实用目的的形式。“理性积淀在感性中，内容积淀在形式中，自然的形式才能成为自由的形式”。见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三联出版社2007年版，第415页。
b 尤西林主编：《美学原理》，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57页。
c 北京大学哲学系美学教研室：《西方美学家论美和美感》，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14-15页。
d 〔瑞士〕卡尔·荣格：《人类及其象征》，张举文等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19-220页。
e 李丽环：《论视觉艺术中“圆”的美学特征》，《新余学院学报》2012年第5期，第2页。
f 葛荣晋：《简论〈周易〉的辩证法思想》，《孔子研究》2012年第1期，第9页。
参考文献：
[1] 李泽厚.美的历程[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9.
[2] 李泽厚.批判哲学的批判[M].上海：三联出版社，2007.
[3] 阿恩海姆.艺术与视知觉[M].朱疆源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19.
[4] 刘勰.文心雕龙[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
作 者： 卢心语，吉林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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