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论体文是中国古代重要文体之一。从创作主体、文本数量、品质及影响等方面来看，其创作发展历程可分为以下阶段：溯源于先秦，发展于两汉，独立于魏晋南北朝，繁盛于唐宋，元明清时创作热度衰减。这一文体在先秦时期以诸子论辩为主，汉代实用性强烈，魏晋南北朝时玄理与美文同在，唐宋时由理论性转而兼具现实性与文学性，元明清之际，创作走向史实与纯理论融合之路。

　　关键词：论体文 发展历程 阶段特征 现实意义

　　论，即讲清道理。清人段玉裁《说文解字注》：“凡言语循其理，得其宜，谓之论。”刘勰《文心雕龙》曰“论者，伦也”，“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论或伦意指条理、明辨是非。论体文是一种说理、权衡各种事物是非得失的文章，孕育于先秦。但汉代之前，该文体创作并不普遍，亦未获得独立的文体地位。至三国曹丕《典论·论文》：“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将论与奏议、书、铭诔和诗赋等文体并举，论体从此独立。历经两晋南北朝、唐宋及元明清时期的发展，论体文的创作渐趋系统化。其创作发展历程是中国文学史长河的重要支脉，具有鲜明的阶段性特征。但目前论体文研究多集中在经典文本鉴赏、作家个案探讨、断代作品研究等方面，对创作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问题鲜有涉及。鉴于此，本文结合作者与作品的实际情况，对此问题做一探析。

　　一、先秦：孕育成长期，百家争鸣

　　我国古代论体文源远流长，其源头可追溯至先秦诸子散文。其时，社会政治形势处于激烈的碰撞与变革之中，贵族阶层逐渐衰落，以血亲关系为核心的宗族制度渐趋崩溃与瓦解。于是百家并起，纷纷著书立说，运用概念判断、事实推理、口头游说等途径宣扬自己的政治理念，一时间各种社会思潮风靡云蒸。由此，论体创作在先秦诸子散文中涌现出第一次高潮。

　　现存文献中，最早以论为名的作品当属《论语》。《论语》属于非连续性的断片式的语录篇章的集合，但它常常以些许重复的章节来记录孔子的同一个观点，即已包含着论体文的萌芽。随后，“论”字在文本中出现的频率渐增，如《墨子》（14处），从《论语》简短式的语录和对话体发展为较长的专题式讲学篇，如《非攻》专讲反对战争，《节用》专讲反对奢侈，每篇各有核心主题，初具论文体制；《孟子》（2处）善于论辩，其中《鱼我所欲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等章论题明确，议论丰富，已具论文雏形；《庄子》（30处）中《齐物论》借寓言故事说理，使论体文生动形象、不失浪漫色彩；《荀子》（63处）中《天论》《礼论》《乐论》等篇或鞭笞唯心主义天命观，或论述我国古代礼制，或探究乐的起源与作用，议论透辟，语义昭晰；《韩非子》（61处）阐述法家法、术、势结合的主张，已含有单篇论体文形式要素。诸多文章逐渐从语录体或寓言体的体裁中跳脱出来，朝着更加成熟、完善的状态发展，成为后世论体文创作之滥觞。自此以后，论体文就成为古代文学的重彩之笔。

　　二、汉代：全面发展期，经世致用

　　汉初，统治者实行宽松的文化政策，促使诸多士人踊跃参与国家大事，为巩固政权献言献策。因而，这一时期政论佳作迭出，尤其是贾谊、晁错、董仲舒等人的创作，极大地提升了论体文的数量和质量。东汉末年，神学迷信之说充斥整个社会，班彪、张衡、王充等人慨然愤起，纷纷批驳谶纬迷信，发出疾虚妄的呐喊，要求摆脱经学桎梏，重新关注社会现实。至此，论体文在汉代得到了全面发展。

　　汉代论体文的突出特点是以论议政，具有强烈的经世致用性。如贾谊《过秦论》，通过分析秦王朝速兴速亡之历程，为汉王朝统治者提供理论借鉴：暴力是取天下的途径而非安天下的手段，安天下须实行仁义和教化。“及至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扑而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士不敢弯弓而报怨。”将秦初实行的一系列政治举措娓娓道来，铺张扬厉，秦始皇雄踞天下的磅礴气势便跃然纸上。转而写秦之暴政导致的后果：“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在极力渲染秦初兴盛场面的基础上呈现其疾速覆亡的命运，为探索其衰亡根源埋下伏笔，最终推出中心论点：“一夫作难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作者认为仅靠专制和暴力维持统治正是秦之灭亡的根由。文章据史实以说理，逐层递进，在结尾处一针见血揭示论点，实有画龙点睛之妙。鲁迅曾评此文为“西汉鸿文，沾溉后人，其泽甚遠”。除贾谊外，晁错《论贵粟疏》《论削藩疏》提出重农抑商、削藩削权等主张，涉及众多国计民生之事。文章向帝王献言进策的同时，还提出了解决经济、政治问题的实际措施，成为后世政论文的范例。其他如董仲舒《举贤良对策》、谷永《论神怪疏》和桓宽《盐铁论》也皆是对社会现实问题发表见解及提出解决对策，行文严谨，论说之中理据充足。

　　至东汉，社会上谶纬符命与迷信风气盛行。此时，一批指摘实事的论体文应运而生，如桓谭的《陈时政疏》《抑谶重赏疏》《新论》等。王充评《新论》曰：“（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辨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又有班彪《王命论》、班固《秦纪论》、张衡《黜图谶疏》、窦武《谏党事书》、张奂《上书对灾异》。在浩繁的论体作品中，王充《论衡》（84篇）超群绝伦。其文始终以疾虚妄为主线，探究性命问题、论述天人关系，批判了谶纬思想的荒诞无稽。范晔认为王充：“著《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外，再有王符《潜夫论》、崔寔《政论》批判谶纬迷信和颓唐世风，论点突出，直言激切，有的放矢。可见，汉代论体文名篇佳作众多，在紧密联系文学与政治的同时，亦将文章的现实性和思想性纳入关注视野。

　　三、魏晋南北朝：文体独立期，大雅绝伦

　　魏晋南北朝是历史上精神自由、思想活跃的时代，其时传统价值体系失范，士人不再局限于对经学的钻研，而是以独有的方式感悟世界，体味人生，创作了大量深厚精辟、清妙挺拔的论体文章。

　　本时期论体文已经具有独立的文体地位，并新增了谈玄说理的因素——这也是与前代论体文最大的不同点。阮籍《乐论》借刘子的问话引入，最终旨规在于阐释音乐教化对移风易俗有着巨大影响的缘由。“合其体，得其性，则和；离其体，失其性，则乖。”文章从正、反两面论述了音乐与人的主观情感之间的关系，突出其社会功能，认为和乐之声有助于个体修养身心和构筑理想社会形态。其中，对音乐“至乐无欲”之最高境界的阐发，渗透着道家无欲无为、遵循客观规律的理念，带有强烈的玄学倾向。稍后于阮籍的嵇康存留作品15篇，论体文就占了9篇。刘师培指出：“嵇叔夜文，今有专集传世。集中虽亦有赋箴等體，而以论为最多，亦以论为最胜，诚属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又曰：“若嵇康持论，辨极精微；贺循订制，疑难之解，并能陵轹前代，垂范将来。”论体文确是嵇康数目最大、超群轶类的文体。其时士人之间的玄学论辩围绕自然好学、声无哀乐、言不尽意三个中心议题展开，嵇康的部分论体文即是论辩活动的结晶。如《声无哀乐论》：“假使鹿鸣重奏，是乐声也；而令戚者遇之，虽声化迟缓，但当不能使变令欢耳。”他认为音乐本身与人之情感的哀乐是无关联的，暗含应该打破封建政治功利的禁锢来看待音乐的主张；《难自然好学论》：“今若以明堂为丙舍，以诵讽为鬼语，以六经为芜秽，以仁义为臭腐；睹文籍则目瞧，修揖让则变伛，袭章服则转筋，谭礼典则齿龋。”文章在探讨仁、义、礼之起源的基础上，揭露了儒家名教伦理思想体系下卫道士的虚伪和愚蠢，言事说理逻辑严密，论辩色彩浓厚。刘师培认为嵇康论体文“析理绵密，亦为汉人所未有”，且“长于辩难，文如剥茧，无不尽之意”。

　　这一阶段论体文玄妙超逸、风度自佳者不唯阮、嵇二人。何晏《道德二论》《无为论》《圣人无喜怒哀乐论》、王弼《难何晏圣人无喜怒哀乐论》、夏侯玄《本无论》、钟会《四本论》等，玄言与理趣结合，具有颖悟旷达真率之美；又有裴頠《辩才论》、欧阳建《言尽意论》、张韩《不用舌论》等，亦是因循自然与玄理阐发相融合，对自然与名教之辩、天性与人性之辩发表真知灼见，滋味渊永，寄托高远。

　　四、唐宋：繁荣兴盛期，文质相融

　　唐宋是我国散文繁荣发展的鼎盛时期，论体文在这一时期得亦到了长足的发展。唐代古文运动以后，论体文创作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写作范围从讨论前朝政治得失，扩大到论述各种社会现实问题。宋代文人在确定古文至尊地位的同时，将论说文的创作继续向纵深推进。其蓬勃兴盛可从韩愈、柳宗元、苏轼、欧阳修等人的创作中窥知一二。下表概括了其时较有代表性的部分作家论体文的创作情况：

　　作为“古文运动”的代表人物，韩愈、柳宗元的论体文创作虽数量不多，却篇篇经典，推动了中唐以后论体文的创作。如柳宗元《四维论》，文中极力否定管子以“仁义廉耻”并立为“四维”之说，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应该对礼义重新认识；《封建论》在分析历代政治制度的基础上，认为分封制与郡县制同属于社会发展的产物，进而指出后者对前者的取代是历史发展的必然结果：“圣贤生于其时，亦无以立于天下，封建者为之也。岂圣人之制使至于是乎？吾固曰：非圣人之意也，势也。”由此可以窥见柳氏进步的政治理念与历史观。该文论史、论政融于一体，得到东坡如此评价：“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废矣。”

　　宋代论体文承继前代遗风，在欧阳修、苏轼诸人的努力下，形成了一种“讲求立论醒豁、辩论讲究技巧、强调行文气势、修辞性因素很强的文体”。苏轼《留侯论》是针对汉代张良为圯上老人纳履的故事发表议论。作者否认了老人为神怪的说法，认为其只是秦朝暴政下的一位别具慧眼的隐者。他之所以要试探张良的隐忍度，是要其能练就临大事而善忍的品质。文章开宗明义：“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讨论能忍与否，是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行文雄辩而波澜壮阔，力透纸背。欧阳修《原正统论》系统地讨论正统问题：“私东晋者曰：‘隋得陈，然后天下一，则推其统曰：‘晋、宋、齐、梁、陈、隋。私后魏者曰：‘统必有所授。则正其统曰：‘唐受之隋，隋受之后周，后周受之后魏。”作者就讨论过程中出现的自私之论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斥责作史之人罔顾事实，恣意确立正统的行为失之偏颇。议论精警有力，余味不尽。

　　五、元明清：创作低迷期，兼具史实与纯理论

　　元明清以降，由于社会政治形势逐渐严峻，思想管控日趋严格，士人论体文创作低迷，多局限于论道、论学、论文等方面，风格上亦不似前朝浑融劲健、气贯长虹。刘勰：“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囿于特定的社会政治背景，其时论体文往往借助史实来说理，表现出纯理论学术倾向。

　　从《全元文》《明文衡》《国朝文汇》等文集收录的此类文体来看，其文本特征首先表现为谨慎行文、说理透辟。郝经《郝氏续后汉书》（卷66上）认为论体“大抵反复明理而已，词达意畅，不以文为胜也”，强调了“论”之明理特性。如王夫之《桑维翰论》据史而论，以抽丝剥茧的方式层层剖析，揭露了桑维翰的辅晋之功实属可耻的卖国行径。“契丹弱，而女直乘之；女直弱，而蒙古乘之；贻祸无穷，人胥为夷。非敬瑭之始念也，维翰尸之也。”指出桑之卑躬屈节为历史埋下无尽的祸患，指斥其为祸国殃民的千古罪人。观点鲜明，掷地铿锵，船山之铮铮铁骨可见一斑。方孝孺《深虑论》将君王治国理政中重智轻德的行为作为议论对象：“当秦之世，而灭诸侯，一天下……汉惩秦之孤立，于是大建庶孽而为诸侯……唐太宗闻武氏之杀其子孙，求人于疑似之际而除之……宋太祖见五代方镇之足以制其君，尽释其兵权……”以大量史实为依据，指出统治者仅靠吸取前朝衰亡教训而不重视德治的做法不可取，总结出唯有大德可以治天下的道理。逻辑严密，言简意赅。又如章太炎《秦政论》，聚焦于秦代政治，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创帝制的历史建树，认为秦朝以法治国、赏罚严明的政治举措和商鞅、韩非、李斯等人的政治主张均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文章议论中肯，文辞壮丽，师心而独见。可见，尽管元明清时期论体文题材范围有所缩减，创作热度有所下降，但这一文体依然在不断克服消极影响的过程中呈现出了新的内容。

　　总之，论体文创作经历了一个长期的过程，在不同的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先秦时期以一个中心议题为主，初具论文雏形；汉代全面发展，史论、政论、经论跌出，往往经世致用；魏晋南北朝时期形成自觉的文体意识，兼具玄理与美质；唐宋以降，人们在继续創作论体文的同时，还表现出将实用性与文学性相融的自觉追求。迨至元明清，论体文创作远追汉魏，近绍唐宋，借史实写真理，走向了纯理论学术之路。 知晓我国论体文创作的发展历程及阶段特征，学习和发扬这一文体写作的优良品质，对于目前议论文的写作，亦极具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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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 龚平，重庆师范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学科教学（语文）。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