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真美”文学观 虚妄 局限性 反思
王充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思想家，他的著作《论衡》是其反传统精神的集中体现，真善美相结合的文艺观和美学观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做出了重大贡献。王充敢于揭露当时文学著作中所存在的荒诞与虚妄，对谶纬神学做出大胆批判，提倡文学创作应该讲求严格的真实性，重视反映客观真实，积极促进了现实主义文艺思想的发展与繁荣。但是，王充的“真美”文学观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局限性，他否定了文学创作中的虚构与夸张，对真实与虚妄关系的认识过于片面，限制了文学创作的全方面发展。
一、“真美”文学观的局限性表现
王充认为文学应该反映真实，与现实相符的文学作品才具有美的特点，美的前提是真。他对文学创作中的虚构与真实关系的认识以及对夸张虚妄的批判，集中体现在《论衡》的“三增”，即《语增》《儒增》《艺增》三篇中。
其一，为称赞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与高尚品德，不惜夸大事实。《论衡》中对尧的描写就分别从他的外形、事迹及其影响三个方面来彰显尧的道德崇高和治国才能。《语增》开篇写道“尧舜若腊与腒”，即尧因忧虑社会关心百姓而劳体伤神，导致身体瘦弱；生活方面尧提倡节俭，“茅茨不剪，采椽不断”，所住房子的屋顶和椽子从不修剪和砍削；治理国家方面，尧因为道德崇高治国有方所以天下太平，“一人不刑，刑错不用” 并且协和万国，民众都拥有较高的品德，中原各族和边远民族都能够和睦相处；尧在百姓中的影响也是十分广泛的，“四海之大，万民之众，无能名尧之德者”，老百姓竟不知道怎么夸赞他才好，无法用言语表达出来。又以“不言不笑不取”来夸赞公叔文子严于律己洁身自好的优良品德与以“三年不窥菜园”之辞来反映董仲舒专心一意的治学态度等，在王充看来皆为“增过其实”的虚妄之言。其二，过分描述历史人物的恶行劣迹，突出其罪行。通过描写纣王身材“垂腴尺余”以及大量的沉迷于酒色之间、嬉戏而没有节制的荒淫无度的生活场面来强调纣王放荡作乐、无所作为，又写天下民众“无不欲王亡者”，通过百姓的愤恨来加深纣王这一罪大恶极的帝王形象。书中写秦始皇为焚烧诗书而活埋收藏经传书籍的儒士，因个人愤恨而杀光荆轲的九族和乡亲，以此说明秦始皇的暴政无道。
王充对这些增虚之语做出论述，从各个方面对史书上记载的人或事进行了驳斥，否定其中的虚妄不实之词。如王充对关于纣王荒淫生活的史料记载提出了多方面的质疑，首先通过假设酒池与宾客位置的多种可能来说明“酒池牛饮”的不真实，其次，以肉为食物理应保持干净为由，推测出不可能在酒里洗澡，所以不可能“男女倮而相逐其间”，再而用前后矛盾和周公封康叔时并无言其事来论证此段淫靡生活并非事实，最后排除百姓和小臣，历数大臣数量来指出三千人牛饮是对事实的夸大。
二、产生局限性的原因
（一）谶纬学说之泛滥
自汉武帝时代开始，为了维护大一统的政治局面和中央集权的统治秩序，逐渐抛弃黄老思想而尊儒学，并且经过以董仲舒为代表的汉代儒家的改造之后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随之渗透到各个方面，也不可避免地影响到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的发展，于是形成了以先秦儒家文艺观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新儒家文艺观，要求用儒家思想作为衡量一切的标准，注重阐述文艺和现实、文艺和时代的关系。
谶纬神化刘姓皇权，把孔子奉为宗教主，将儒学发展为儒教，具有完整的宗教神学体系，成为东汉的官方意识形态。受先秦天命神权、天然感应观念流行的影响，汉代谶纬之书主要记述古代帝王的符命瑞应，以证明帝王和朝代合乎天命，授予神意。谶纬神学的目的就是要维护帝王的统治，强调天道主宰人事，君权神授，帝王的上位与统治都被视为神的启示，封建统治者的一切言行措施都被看作是神的意志之体现，以此达到使百姓顺从的目的，从思想上控制民众，使其无条件地服从统治。所以相关著作颇多记载帝王的功德，以各种方式称赞帝王的广大福泽和优良品德，将其神化并达到宣扬流传的目的。王充处于这样的时代环境下，开始对“经义”以后儒家的各种传书抱不信任态度，加之自身仕途坎坷，一生都没能逃脱为人下僚的命运，现实的残酷让他对一味歌功颂德的作品产生了怀疑，大胆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二）司马迁“实录”精神的影响
司马迁是一个史官，在他的伟大著作《史记》中体现了严格的“实录”精神，他对《春秋》有极高的评价：“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a而他所写的《史记》也是以此为原则仿照《春秋》而写的。司馬迁敢于直面现实并真实地记录下来，对帝王将相及相关事实做出客观的描述，即使为此遭受迫害，仍然坚持他的公正和“实录”精神。汉朝当时对于开国皇帝有着神化的色彩，但从《史记》中汉高祖刘邦的相关事迹可看出，司马迁并不忌讳这些，没有一味地崇拜和高捧，而是既书写刘邦微时的穷困潦倒，又记述他推翻暴秦统一天下的丰功伟绩，知人善任深谋远虑的政治家风范，但同时又不隐瞒他的好酒好色和满嘴妄语，揭露了他虚伪狡诈、残忍无赖的一面。《史记》中对汉武帝的相关记载较少，虽然司马迁受到汉武帝的残酷打击和迫害，但他在狱中发愤著书时仍然对汉武帝做出客观的记述和评价，不仅记载了汉武帝的功业又不避讳其求仙问道、追求长生不老的愚昧事实。司马迁秉持忠于历史的原则书写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鲁迅评之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b，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王充受到司马迁“实录”精神影响较深，他认为当时的书籍中存在过多的“虚妄之言”，在写作中要做到严格的真实十分困难，连古之圣贤也很少达到，因此《史记》在王充心目中占有极大分量，他肯定司马迁是“书汉世实事”的，并十分信任《史记》中记载的一切，所以对司马迁的“实录”精神极为敬佩。于是在王充写作《论衡》过程中就常常引用《史记》，用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作为标准来审视文学作品，批判虚妄之言。《论衡》的《谈天》篇中论述“案禹之《山经》，淮南之《地形》，以察邹子之书，虚妄之言也”c，就引用了《史记·大宛列传》中关于昆仑山以及玉泉、华池的记载：“太史公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其上有玉泉、华池。”d作者以此为根据进行反驳，并直接说明按照太史公的说法，《山经》《禹本纪》都是没有根据的假话。《命义》篇中肯定“项羽且死，顾谓其徒曰：吾败乃命，非用兵之过”e是“此言其实也”，而这段史实正是出自《史记·项羽本纪》中“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岂不谬哉”f的相关记载。由此可见，王充的真实文学观继承了司马迁的“实录”精神，并将其贯彻于对文学创作中的虚构与夸张的认识，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和理论体系。
（三）对文学作品的认识不足
王充提倡论说文的写作，注重条分缕析地摆事实讲道理，有根据地进行叙事说理，对论说文表示了极大的重视。然而他对文学作品持有一定偏见，对其特征认识不足，认为文学作品中的虚构、夸张以及想象是堆砌辞藻、弄虚作假的，尤其反对辞赋一体中的华丽之辞。王充肯定非文学作品的经艺之中的“增益之辞”，而对于其他书籍文章又做严格的要求，并没有把对真实与虚妄关系的正确认识贯穿到文学作品中。文學作品的创作不可能仅仅局限于对现实中亲眼所见的景象进行描摹，尽管是对真实的反映也并非是完全照搬的描写，创作者的思想必定会掺杂其中。
三、“真美”文学观的影响
由于过多追求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无法正确看待虚妄与真实的关系，略有些矫枉过正，王充这一过分严格的真实文学观对文学创作和文艺思想的发展都起到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在一定程度上束缚了浪漫主义文学的繁荣，限制了文学的全方面发展。例如西晋的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提倡“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g，认为文章应反映事物的本来面貌，尊重事实，不应过分夸饰，对文章的虚构与夸张也进行了否定，并指责司马相如所赋《上林》及扬雄所赋《甘泉》等作品皆为无意义的辞藻堆饰。
四、关于文学真实性的反思
俄国文艺理论家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文学来源于生活，却又高于生活”，而文学作为一种综合性的艺术形式，其真实性应该包含内外两个方面，一方面表现为对外部现实生活真实且客观的反映，即来源于生活，另一方面则是忠于创作主体内心的真实想法，从这一层面上来说又高于生活。
不可否认，文学作品的创作源泉来源于现实生活，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真实现象或者作家的亲身经历见闻都可能会激发作家创作灵感的出现。作家本人处于复杂的社会环境之中，外部社会的各种因素都会对作家产生影响，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或揭露批判社会黑暗丑陋的一面，或歌颂赞美人民的美好生活。达·芬奇提出的“镜子说”正是主张自然界和人类生活是文艺描写的对象，而艺术家的任务就是用不同的媒介将它再现出来。对于文学创作者而言，即通过笔下的文字描绘现实生活，再现真实的社会场景。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也认为文学艺术并非孤立的存在，必须从社会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实践中获得对文学艺术的最终解释。刘勰在《文心雕龙》的《原道》篇中也主张天地万物皆有文采，文与天地同生，而文之美在于“写天地之光辉，晓生民之耳目”h。而自古以来文学作品无不反映外部社会生活，描写作者的真实处境或遭遇，用文字书写社会与生活。早在先秦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中就有大量篇幅描写劳动和社会生活，《豳风·七月》详尽地叙述了奴隶们从年初至年终的全部劳动与生活，通过大量地铺写客观现实勾勒出一幅形象生动的古代奴隶社会的图景，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时期的阶级矛盾；盛唐时期白居易创作的《卖炭翁》描写了一个烧木炭的老人以烧炭卖炭艰难维生的困苦遭遇，以个别事例作为典型来反映当时社会的普遍状况，具有强烈的社会性；新时期诗人闻捷的诗歌《天山牧歌》用清新的格调和朴素的语言描绘了少数民族的生活景象，尤其是青年男女之间的爱情生活，洋溢着新生活的明朗与美好。
文学作品是由作家所创作的，而创作者又是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不管主动与否，创作者在创作过程中必定会受到自身思想意识的影响，其个人的气质风格或多或少地显露在自己笔下。若是没有自主思想意识的人所创作出来的定非好的文学作品，甚至可以说不能成为一部文学作品。创作者通过文字抒发自己的内心情感，身处异乡的思念之情、怀有大志而不得重用的愤懑之情以及国破家亡的感伤之情等，文学作品是表达情感的工具也是宣泄情绪的出口。创作者忠于内心，表达自己心中所想所望，这无疑也是文学真实性的一部分，只是在此情况下，创作者表现的并非是可见可触的社会现实，而是可感的心灵真实。科林伍德明确指出，真正的艺术有涉情感，但它是表现情感而不是激发情感；真正的艺术有涉制作活动，但它是想象性的创造而不是技艺。表现不是针对哪一类观众而发，而是首先指向表现者自己。文学作品是表现情感的，因而具有一定的想象性与虚构性。屈原在《楚辞》中通过自由的幻想与黑暗势力进行斗争，“驾青虬兮骖白螭，吾与重华游兮瑶之圃。登昆仑兮食玉英，与天地兮比寿，与日月兮齐光”i，作者在其中描绘了一幅理想强国的图景；李白在《蜀道难》中以“上有六龙回日之高标，下有冲波逆折之回川”j等语句再现了蜀道峥嵘、峻峭、崎岖之景和不可跨越的磅礴气势；雨果在《悲惨世界》中赋予了冉阿让超凡的能力，他能够拯救深处危难中的同伴，化腐朽为神奇。由此看来，这些文学作品皆超乎现实之上，不符合客观事实，都具有虚妄之嫌，但其实符合作者的内心真实，是作者心灵深处的真实想法的外在表现。
文学作品不同于自然科学类书籍，不应用科学真实来苛求艺术真实，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与虚构性可以同在，真实性提供了文学创作的基础与源泉，虚构性赋予其更多的色彩与意义，一定程度的夸张、想象与虚构深化了文学作品中的真实性。
a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史教程》（修订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页。
b 鲁迅：《汉文学史纲要》，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53页。
cde 北京大学历史系《论衡》注释小组：《论衡注释》（第二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610页，第610页，第77页。
f 司马迁：《史记》，上海书店1988年版，第203页。
g 孙宝妹：《王充文学理论中的真实论》，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
h 周振甫译注：《文心雕龙选译》，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21页。
i 马茂元选注：《楚辞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126页。
j 马玮：《李白诗歌赏析》，商务印书馆国际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1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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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韦柳娜，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2018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文艺学。
编 辑：曹晓花 E-mail：erbantou2008@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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