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佳

　　摘要：俄罗斯文学教授王智量先生的作品《饥饿的山村》不仅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表现深邃的意旨，作品中所流露的忏悔意识更赋予其强大的精神内涵。作品通过对苦难的展现，刻画普通百姓出自生命本能的最强烈的欲望，以揭示这欲望对社会的意义。而且融入俄国文学中独具意义的阡悔意识，使人物在这一精神支撑下与时代背景的碰撞格外鲜明。

　　关键词：《饥饿的山村》 饥饿 忏悔

　　《饥饿的山村》是当代作家王智量在其花甲之年创作的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长篇小说。作品以西北边远地区一农村中人民的生活为背景，叙述知识分子王良下乡到李家沟这一偏僻小山村“接受再教育”的故事。这期间王良目睹了村中挣扎在饥饿死亡边缘线上的男女老少所历经的种种磨难。《饥饿的山村》所构造的是知识分子亲身经历的生活场景，表现出人们精神层面的人性与隐藏的兽性之间的搏斗、黑暗与光明的对照。值得一提的是《饥饿的山村》不仅以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表现深邃的意旨，作品中字里行间所流露的忏悔意识更赋予那段历史以不可磨灭的精神内涵。

　　当代文学中以“饥饿”为题材的文学作品屡见不鲜，如杨显惠的《夹边沟记事》、路遥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以及张贤亮的《绿化树》等。其中张贤亮的《绿化树》与《饥饿的山村》有着非常类似的情节：同是知识分子下乡史;主人公们在下乡期间都遇到了善良淳朴的女子，如《绿化树》中的马缨花、《饥饿的山村》中的秋眉嫂。这两位生活在小山村的女人，对于处在特殊环境下的两位知识分子起到了唤醒作用。但是，王智量与张贤亮所表达的意旨完全不同。《绿化树》中章永麟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时刻表现出他独特的优越感，而《饥饿的山村》中的王良，则困扰于“知识分子”的身份，甚至渴望自己做一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农民。《绿化树》的结局可称完满，章炳麟坐着小汽车回到了农场，又出席了重要会议。过去在农场的所有苦楚和耻辱在那时都烟消云散。相反，《饥饿的山村》以王良离开李家沟而去往另一新的改造地点为结尾，正面审视了这段历史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也对“知识分子”这一身份有了重新定位：改造正是忏悔的过程。王良以“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方式被下放到偏远山村李家沟。他看到了李家沟的真实生活，却又限于身份原因而噤口难言。在王良的思想深处，经历了与当地人极其相似的是非善恶的斗争。他因自己一时的自私和浅薄而犯下一些错误，也正因存于他精神之中的忏悔意识使他的灵魂得以在反省后而升华。作品突出强调知识分子在苦难面前要正视自己人性中的弱点，应反省忏悔，且这忏悔的自觉性不仅仅局限于知识分子之中，甚至认为村民中的“坏人”也应如此。《饥饿的山村》与其他以“饥饿”为题材的小说不同之处就在于此。正如作品中“引子”部分所写：“我为他的父亲，也为他，而惋惜。”①王智量先生将西方文学里的忏悔意识植入到《饥饿的山村》这部作品之中，无疑是此部作品最值得细究之处。

　　王良作为负伤的知识分子，被发配到李家沟这个荒凉的小村庄“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思想方面存在错误，但他也愿意积极地理解“改造”、反省自己。近些年王良身上沾染的社会污垢使他渐渐变得虚伪、浅薄，追求功名利禄。身为一个高等学校的教师，做学问却成为身外之事。王良对他自身的种种变化并非不自知，于是决定去“大自然”中洗涤一番。为此，他和妻子离了婚来到了这荒僻的李家沟接受改造。王良以“组长”的身份进入当地村民的生活之中，为了解决基层工作用人问题，村干部薛永革决定隐瞒王良的真实身份，让王良帮助他把下村的一片工作搞好。在李家沟，王良坚持“工作”，要求“劳动”。但李家沟极度的饥饿与贫困、农村基层干部利用职权胡作非为等现实困境使他对这种“改造”产生了怀疑，对于自己到底错在哪里，需要改正什么，重新做怎样的人感到茫然，但逆来顺受的王良只能选择成为村干部薛永革鞭子下的一个驯服的工具。在与李江玉老师的交往中，王良被他那深刻且敢于直面现实的话语所折服，但王良却不敢像李江玉那样去思考，始终处于自我矛盾与困顿之中，这正是王良之所以忏悔的根源所在。

　　作品中明确提到有关西方赎罪观念、忏悔意识之处应从几个窝窝头说起。王良所处的李家沟承包的示范田需要突击追施三万斤肥料，因劳动力短缺村中派他前去支援。薛永革故意陷害，派老弱病残与王良一同前去支援，于是施三万斤肥的重担自然就落到王良的身上。沉重的负荷和酷热的天气让王良身心俱疲，饥饿占据了他整个身心，途中经过的食堂中飘出的胡麻籽油渣窝窝头的香味使王良终于无法克制自己的意志，三两口把偷来的窝窝头填进嘴里：“他无力控制自己的手，当他的手接触到一只窝窝头并把它一把抢起塞进衣襟时，他的心在猛跳，头在发昏，眼在发花。”王良内心深处的谴责在饥饿难耐和欲望的双重压力下终于投降。当事情将要败露，但被好心的食堂大嫂挽回时，王良“没有说话，忽然百感交集，放声大哭起来”。回到李家沟的王良因秋眉嫂早已为他烧热的炕而“哭得更厉害了”，这个男人一次又一次的大哭正是他心中的忏悔意识使然：“幸亏秋眉嫂现在不在家，要不，我何颜面对她！……假如她在，我一定要俯在她的怀里痛哭一场，忏悔我的罪过，我要她帮我洗涤我的灵魂，就像索尼娅帮助拉斯科尔尼科夫洗涤灵魂一样………‘索尼娅”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出现正是王智量将《罪与罚》中的“阡悔意识”本位带入《饥饿的山村》中并碰撞出了文化的火花。索尼娅的出现改变了两个人的命运，而索尼娅对于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意义无非可对应地置于秋眉嫂与王良的情感之中。当王良想起秋眉嫂时他的理性已完全回归，秋眉嫂虽未正面与王良对话，但秋眉嫂已与索尼娅一样在精神层面上拯救了他的灵魂。由此，-阡悔意识”不断在作品中深入并升华。

　　“饥饿”在作品中的意旨不仅存在于人物的生理层面，心理的畸形与卑微更能经由那令人谴责的行为而突显，与此同时个人“忏悔”也充斥于其中。有夫之妇李七姑对于王良的迷恋甚至引诱几乎使王良跨越底线，最终其内心深处的“忏悔”意识将处于危险边缘的王良拉了回来。“她并不甘心，王良的身影在她心里无法排去，这个男人啊！他还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一个有味道的男人，而且是个精壮的男人。”王良给李七姑留下的独特印象使她由“饥饿”而产生了邪念：“她心中只有一个火辣辣的念头，她需要一个干净、文雅、壮实的男人来躺在自己这张宽大的，空荡荡的炕上。”于是，在李七姑的设计之下，王良在李七姑家的门缝里看到了令他困顿纠结的一幕：“只见李七姑脱去了外衣，只穿一条大红短裤，胸前带着一条翠绿兜肚，直直地躺在一张临时用长板凳和麻袋铺起的床上，她闭目含笑，两手搁在头下，在等待着什么。…‘刹那间王良真想把门一推冲进去”，“但是，他猛地想起了秋眉嫂和她美丽的白光，他羞愧了”。此时的王良抑制住了心理上的冲动，由净化他心灵的秋眉嫂将他解救。在回家的路上，作者正是通过王良的之所想以穿插“忏悔意识”：“他脑中浮起了斯脱克的一幅题为《罪恶》的袒胸露腹、面含淫色的裸女画像。他发觉，正是一种害怕被罪恶诱惑的意识，使他心中的冲动转为恐惧，他才会在那一顷刻间没有去推门，而是扭转了脚跟。”这由“冲动”化为的“恐惧”是由于“忏悔意识”起到了作用。《罪恶》是德国象征主义画家弗朗茨·斯托克的作品，整幅作品弥漫着情欲的氛围，以黑色为主，色调暗沉。画中女子的眼神摄人心魄，观赏者似乎随时都有可能被她带入罪恶的深渊。正是王良内心深处的某种意识使他在紧要关头并未选择冲动，而是陷入对罪恶的深思。秋眉嫂的“白光”使王良将其视为灵魂伴侣，作为村中进步分子的秋眉嫂最为信任的人也是也是王良。但是当秋眉嫂向他倾诉以寻求从薛永革的过分要求中脱身的办法时，王良胆小自私的一面暴露出来，即使将要受侮辱的是能够与自己精神产生共鸣且有感情的秋眉嫂。在个人处境及道德正义的两难之中，王良还是选择了明哲保身。善良的秋眉嫂因听了王良的话，等待她的是噩梦般的而又无力抵抗的侮辱。得知此事的王良深痛的忏悔涌上心头：“这是为什么？是心里恨，她不肯见我？要这样，我该怎么办？我怎样向她赎这场罪过？……”《饥饿的山村》以“食”“色”二者为欲望，铺垫了王智量先生从苏俄文学中继承来的某种知识分子所特有的、类似“多余人”的忏悔和自省。正如王智量先生所说：“三位大师让我对俄国文学和整个文学世界的认识扩大了，也让我对人类社会生活的了解深入了。我的前半生就是在和他们的相处中度过的。”18世纪末，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东正教纯自然的赎罪观念转换为对普遍存在的专制压迫现象的反思，这加深了知识分子的负罪感与忏悔意识，从而俄国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成为经典。受俄国文学影响，让王智量先生对忏悔意识存在的必要性深信不疑。《饥饿的山村》从“忏悔意识”这一层面分析也可谓是一部具有突破意义的长篇作品。

　　《饥饿的山村》这部作品的价值不仅在于对知识分子精神层面的深刻剖析，重要的是通过对王良“忏悔”这一心理状态的展现，刻画普通百姓出自生命本能的最强烈的欲望，使人物在这一精神支撑下与生活状态的碰撞格外鲜明，人物心理与空间环境的对比也因此突出而刻骨。

　　①王智量：《饥饿的山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文中相关引文皆出自此版本，故不再另注）

　　参考文献：

　　[1]王智量.饥饿的山村[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

　　[2]王智量.几位俄国作家和我的前半生[J]上海文学，2013（5）.

　　[3]缪军荣.大苦难与真文学——读俄罗斯文学教授王智量的小说《饥饿的山村》[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2（ 11）.

　　[4]夏中義.黄土高坡与馍、乳房及坟——论《饥饿的山村》的意象和意蕴[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1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