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雨　王志彬

　　摘要：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是刘震云2017年的长篇新作，其独特的空间叙事特征成为小说显著的艺术品格。本文以小说文本为研究对象，运用空间叙事学理论，从板块连缀式的叙事结构及“遇难——解难”的叙事模式两个方面展开论述，探索小说的叙事艺术及其价值意义。该小说独特的空间叙事艺术体现了作者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现代人的生存困境的关注。

　　关键词：刘震云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 空间叙事

　　一

　　早在20世纪，西方学术界就出现了空间这一理论观点。福柯提出“我们时代的焦虑与空间有着根本的关系，比之与时间的关系更甚”，并且深刻指出，“今天，遮挡我们视线以致辨识不清诸种结果的是空间而不是时间;表现最能发人深思而诡谲多变的理论世界的，是地理的创造，而不是历史的创造”①。中国学者龙迪勇对空间理论也有较深的研究，他认为空间元素具有重要的叙事功能，它不仅是叙事必不可少的场景所在和故事发生的地点所在，更是一种安排小说的结构，推动整个叙事进程的叙事策略所在。②同时他还提出“空间形式构成了现代小说中最具独创性的一面”，并认为“小说中，时间和空间是相互依存，不可分割的统一体。研究空间不等于否认时间，从而消解了‘空间叙事这个概念可能引起的负面解释”③。空间在小说叙事中具有重要作用，小说的空间叙事研究是小说理论研究的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④这部长篇小说是刘震云在2017年11月出版的新作。这部小说以反腐为题材，书写的是四个素不相识的人的故事，农村姑娘牛小丽、副省长李安邦、县公路局长杨开拓和市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四人地处不同的地区，更不是一个阶层，彼此间却发生了命运的交错和联系。在这部小说中，刘震云运用独特的空间叙事艺术，实现了对小说主题的有效表达，同时也丰富了小说的艺术内蕴。本文即通过空间叙事理论对小说的文本所呈现的空间叙事特点进行分析，以求探究其空间叙事的表现方式及意义。

　　二

　　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时间叙事较为微弱，在其中少见传统的线性叙事模式，即起因、经过、高潮、结果这样的叙事模式，也较少包含具体的时间描述。取而代之的是，该小说以类似于电影中蒙太奇手法般的场景切换方式来推进故事展开，原本连贯的故事被分解为一块一块，呈现出板块连缀式结构。小说的这种场景描写将历时性的连贯叙事切割，建立起一个个独立空间的叙事。《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牛小丽、李安邦、杨开拓和马忠诚的故事分别在四个独立的空间内进行叙述，而这四个故事又通过偶然事件建立了微妙的联系，如同骨牌效应一样，一个环节出了问题，其他环节也跟着发生变化。前言部分中，与牛小丽发生性关系的恰好是省长李安邦这样的大官，因在公路爆炸案中一个偶然的微笑被人肉搜索而鋃铛入狱的杨开拓又恰好也参与在牛小丽所在的色情交易中。而正文中，环保局副局长马忠诚又因为一起钓鱼执法案件与上述三人发生关联。小说中空间场景的叙述使小说中的时间得以隐匿，这就形成了空间对时间的消解。小说叙事涉及的人与事纷繁复杂，小说人物上至省长富商，下至普通乡村中的底层人物，故事情节涉及贪腐、人口买卖、权色交易等各类事件。但由于作者运用了场景依次罗列的板块连缀式叙事结构，这就使得小说叙事结构清晰、井井有条。

　　在这部小说中，每个独立的叙事空间内的小故事能形成连贯性，是因为运用了“遇难——解难”这样一种叙事模式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小说中的人物遭遇了一次又一次的劫难，而这些劫难将人物从一个场景推到另一个场景，从一个空间推到另一个空间，由此推动着故事的进展。最典型的例子是牛小丽的故事，以她借钱给哥哥买的媳妇儿跑掉为起点，牛小丽为了找回人和钱，踏上旅途，这一路上磨难一个接一个袭来，最终将她推向苦难的宿命。下面再谈李安邦，他的仕途之道可以说是遇到了诸多阻拦：他费力讨好已经翻脸的朋友，使其不要阻碍他的升官之路;他的儿子突然遭遇车祸，他必须做好公关，使这场车祸相关人员闭口不言;他的妻子倚仗他的声名，收受商人的非法贿赂，还到处张扬;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又接着被审查，他担心这个懦弱怕事的部下交代出有关自己的问题。万般无奈的他竞选择了向“神通广大”的赵姓商人寻求解决之道，这也就为之后的锒铛入狱埋下了伏笔。在这部小说中，不同时空中的人物奔走“解难”，由此建立起了人与人的联系，推动着故事情节的发展。

　　三

　　法国文学批评家布朗肖在《文学空间》中认为，文学空间的生成源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在体验，是一种生存体验的深度空间。因此，文学空间是一种个体孤独的体验空间，而“写作正是要投身到时间不在场的诱惑中去”⑤。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的故事情节虽然始终围绕空间的转换而发展，但作者始终关心的却是空间中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问题。互联网时代下，人与人的“关系”问题

　　首先通过“远与近”来展现。“远与近”一方面表现在相隔千里的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之间会产生连锁反应，偶然事件推向人物走向必然宿命;另一方面，也是更为重要的表现是隐藏其中的另一种关系，即熟人之间可能十分陌生，而最远的距离可能是最近的。省长李安邦和朱玉臣是几十年的好朋友，子虚乌有的几句闲言便使得他们心生间隙。再如，多年的恋人和夫妻，李安邦和夫人心意难通，冯锦华更是背叛了牛小丽，而陌生的李安邦却激动地称初次见面的牛小丽为“亲人”。李安邦仕途遇阻时，竟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交流的朋友或亲人，孤立无援的他只能选择听信道士的歪招，这也导致了他最后的落马。这就是隐藏在事物背后的个体的人的悲剧，我们好像身处亲密的关系之中，但有时却又无比孤独。表面上看，作者是在讲述一个个传奇的故事，但其真正的用意是思考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问题和“关系”困境。

　　《吃瓜时代的儿女们》中杨开拓的一张桥梁爆炸现场的微笑照片在网上被疯传，这不仅直接导致了他命运的转折，也影响了千里之外的两个人的命运，即导致了李省长的落马和牛小丽的入狱。由此，互联网时代（即“吃瓜时代”）的空间关系凸显出来。在互联网时代，不同的空间虽然地名各有不同，但其实是同质化的存在，乡镇和省会在本质上并没有什么区别。也就是说，“吃瓜时代”其实是空间同质化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大事与小事之间的划分界限并不明显，如同蝴蝶效应一般，它们可以互相影响、互相转化。在互联网时代的背景下，人们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人人都是舞台的主角，人人又都是围观的观众。而当我们在围观他人的趣闻时，同样也可能随时被他人所围观。

　　四

　　在这部小说中，“名与实”的关系同样值得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牛小丽不知道跟她发生性关系的人是省长时，他们之间是没有建立“关系”的。对她而言，李安邦同其他与她有染的男人相比，并没有什么不同，都只是服务的客人和赚钱的工具而已。而当他们被赋予名分（即政治身份）后，这些男人之间才建立起了差别。在此处，“名”与“实”、能指和所指之间关系的建立，正是作者在写作中期望还原的。小说中还有一个有趣的细节值得我们关注，那就是牛小丽被抓进监狱之后，“宋彩霞”这个名字火遍全国。与省长有染的人是牛小丽，而人们记住的却是她的假名“宋彩霞”，大家其实并不关心“宋彩霞”这个名字对应的究竟是哪个人。在此处，“宋彩霞”只是空洞的符号和能指，需要由落马官员这一与之相关的所指来填充和赋予意义，才能完成自己的所指，而至于与它对应的这个所指或者说其所指向的究竟是谁其实是不那么重要的。

　　“吃瓜时代”其实是一个有名无实、夸饰渲染、色厉内荏的时代，网络这一虚拟媒体使得在这一时代背景下，想象要大于现实，人们看重“名”而轻视“实”。尽管我们可以和远隔千里的人建立联系，但我们之间其实仍是风马牛不相及，难以跨越彼此心灵间的距离。吃瓜时代中，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故事的主人公，同时又都是吃瓜群众，我们热闹而又孤独。我们享受着观看热点事件的集体狂欢，同时也沉溺在热闹背后的冷漠和孤独中，这或许就是“吃瓜时代”的含义所在。网络时代给现代人带来了精神层面的生存难题，“远与近”“名与实”是刘震云在这部小说中通过空间叙事来探讨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困境的两个方面。

　　从早期的创作开始，刘震云一直保持着对现实的关注以及强烈的批判意识。进入21世纪以来的一些作品，如《我叫刘跃进》《手机》和《我不是潘金莲》等小说的创作与现实生活的变化息息相关。小说《吃瓜时代的儿女们》运用了独特的空间叙事艺术，对互联网时代背景下人与人的“关系”困境投以关注，彰显了一个作家的社会责任感。

　　①包亚明主编：《后现代与地理学的政治》，陈志梧譯，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0页。

　　②龙迪勇：《空间叙事学：叙事学研究的新领域》，《天津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1期，第56页。

　　③龙迪勇：《空间形式：现代小说的叙事结构》，《思想战线》2005年第11期，第102页。

　　④刘震云：《吃瓜时代的儿女们》，长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⑤[法]莫里斯·布朗肖：《文学空间》，顾嘉琛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版，第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