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王安忆的创作中表现了她对上海弄堂的持续关注，而弄堂是王安忆创作的基地。在王安忆的创作中通常不采用宏大的叙事结构，只是通过用细节来展示人物形象。在王安忆看来，上海弄堂的内在文化精神，只有通过女性才能传达出来，女性才是这个城市真正的主人，男性则是第二位。通过对弄堂生活的细腻描写，以弄堂中的人物为载体，表现出深刻的弄堂精神。本文在重读《长恨歌》的基础上，重新探究上海弄堂文化之所在，以及作者如何對王琦瑶人物形象进行塑造，同时探究弄堂中的文化和王琦瑶内在精神的互为影响的关系。
关键词：王安忆 王琦瑶 弄堂文化 上海书写
《长恨歌》中的王琦瑶是生于弄堂，长于弄堂，一生在弄堂中挣扎徘徊。经历了上海从20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的繁华与沧桑浮沉，由“上海小姐”到军界情妇再到未婚生女，身份的浮沉转变，注定了她孤独的一生。父母的诘难，女儿的远嫁，身边男性的不断变更，可以说王琦瑶是无父母、无子女、无丈夫、无朋友的孤独一人。虽然周围人的不断退场，但深受弄堂精神的影响，王琦瑶却并未放弃对日常精致生活的追求，家具与装饰的讲究，老年时参加派对，与年轻人为伍，并且对时尚有自己的见解，这些都是弄堂给予王琦瑶的人生智慧。
一、孤独：灵魂的饱满
蒋勋曾在《孤独六讲》中谈到孤独与寂寞的区别：孤独与寂寞不一样。寂寞会发慌，孤独则是饱满的。正如，王琦瑶的人生是饱满的，表现出的是一种精神的独立。在学界的研究中，常常把王安忆看作是继张爱玲之后的海派作家。她们的作品中大多是以上海为背景，书写上海这座城市中女性的个人追求。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因对金钱的追求，心理发生扭曲变异，而王安忆却用一种温和的手法描写女性，表现出的女性形象则具有一种独立的人格。
王琦瑶生长于弄堂中，在弄堂中的小姐妹之间，她们是有一种姐妹情谊的，她们之间的友谊是没有功利心的、纯粹的友谊。这也是一种寂寞无聊打发时间的友谊，是她们平淡闺阁生活的一种社交。王琦瑶与吴佩珍就是这样一种友谊，同样是生长于弄堂的小女孩，吴佩珍与王琦瑶相互陪伴很自然地成为好朋友，也是由于吴佩珍的影响，王琦瑶的人生从进入片场开始了转折。而蒋丽莉则是王琦瑶成为“上海小姐”的一个重要的转折。即使文绉绉的蒋丽莉使王琦瑶感到心中起腻，但是她也并没有与之疏远，反而在与蒋丽莉接触之后，住进了蒋家，直到选美结束，这也是王琦瑶处世圆滑之处。吴佩珍和蒋丽莉，她们是王琦瑶人生中重要的女性朋友，可都不是推心置腹之交，吴佩珍与王琦瑶虽是弄堂中的小姐妹，保持着一种单纯的友谊，但是王琦瑶与蒋丽莉交往是有功利心在里面的，只要小姐妹情谊中有了功利性，一旦利益发生了冲突，友谊也就不复存在。
王琦瑶与程先生的交往保持着若即若离的关系，这不但是因为蒋丽莉的关系，更重要的是由于其自身利益的驱使。在王琦瑶通过选美成为“三小姐”之后，毅然选择军界高官李先生，住进了爱丽丝公寓。可是爱丽丝公寓也是寂寞的，每天的生活都是在等待中度过，这是王琦瑶选择高位与金钱所需要承受的结果。王安忆的这种对人物形象的描写并不显得很锋利，而是表现出一种权衡利弊之后的选择。爱丽丝所有的东西都是成双的，一半是真的，一半是假的。爱丽丝公寓中女人的心是茫茫然的、彷徨的。每天在等电话铃声的响起中度过，成为王琦瑶的日常生活重要的一部分。闹市之中的静，像望夫石一样的静，凝冻的静，凸显了爱丽丝的寂寞与孤独。只有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爱丽丝才是热闹的。
回到邬桥的王琦瑶心心念念的依旧是上海，她是属于上海的。上海的繁华与金钱的迷醉是王琦瑶所向往的。“王琦瑶还没走，邬桥却已在向她挥手告别。”邬桥是王琦瑶人生的一个重要的转折点，脱离了爱丽丝的王琦瑶，不再是每天在寂寞中度过，她住进了平安里，靠开诊所为别人打针为生，依靠自己的力量生活。即使未婚生女，面对康明逊的逃避，王琦瑶即使内心痛苦，但也能冷静地转身嫁祸给萨沙，可是狡猾的萨沙选择了离开。程先生的适时出现，自然成为王琦瑶与她女儿的守护者。王琦瑶很知道自己要什么，当然是不会拒绝程先生的照顾的。其实王琦瑶再坚强，她也是孤独的，也是需要寻求一种依靠的，可是随着时代巨变，程先生所代表的旧派人物，已经被时代抛弃。当这种依靠不复存在时，王琦瑶毅然选择了自己一人孤独前行。
从爱丽丝到邬桥，最后到平安里，王琦瑶身边的人不断地出现，又不断退场。她由一个单纯的弄堂少女成长为可以独自忍受孤独的成熟女性，这不仅是王琦瑶一个人的成长，也是上海这座城市在巨变中所呈现出来的时代特点。王安忆是第二代进入上海的移民，也经历过“文革”的创伤，当她从安徽农村回到上海之后，与这个变幻莫测的上海社会产生了极大的距离感。这时她发现弄堂才是她最熟悉的地方，才是她真正的生活基地。所以，在一定程度上，王琦瑶的孤独也是王安忆自己的孤独。
二、精致：刻入到骨子里
上海这座城市临海，与内陆北京的宏伟大气不同，上海人更加关注日常的审美，上海文化的产生离不开弄堂。在一定程度上，弄堂构成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蕴。弄堂文化是一种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生活真理的文化，深入到生活的底子中。上海这种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最早开阜的城市，最先接受西方的开放思想，同时中国传统内敛的思想根深蒂固，开放与保守两种思想的碰撞使得上海弄堂中的女儿们想追求开放的时尚潮流同时，又不愿放弃传统的保守想法，但是她们唯一不变的就是对精致生活的追求。
这种精致是刻入到她们骨子里的，并且经过弄堂文化的长期熏陶形成的。绫罗流苏织成的窗帘，绣花的脚垫，雕花的衣柜，落地窗的槟榔玻璃花，细细的柚木地板打着棕色的蜡，欧洲式样的梨木家具等等，这些上海人的精致都体现在细节中，都是经过一代代上海人对生活日常审美不断的追求所形成的，这种对生活的追求刻入每一个弄堂人的骨子中。但是也不可否认，在王安忆的生活经历中，她很少接触到这种奢靡的生活，这也只是作者虚构的一种生活场景。但是这种文化的呈现，更能表现出上海人在面对世事变化时，内敛的生活情趣和笃定的坚守。乔以钢教授在《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中说道：“城市是消费/消费文化衍生的中心。大众消费文化与城市的扩张是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城市也是女作家‘物化描写的主要场景。”而上海的物化也正是作家创作所依据的创作材料。
王安忆认为，真正的上海内在不仅是日常的、坚韧的，而且是颇为精美和雅致的，讲究的是一种情趣，就像一个有自恋情结的女人，时刻不忘对美的追求。并且，这种用心又格外的顽强，不屈不挠。在《长恨歌》发表以后，王琦瑶笔下典型的上海弄堂女儿的形象被认可。选美比赛并不是第一名，而是第三名，“三小姐”是日常的，是最能体现民意的，是最能被人接受的，最具有亲近感的，也是最能体现弄堂人的审美意识的。
王琦瑶是千千万万弄堂女儿的代表，但是她又是独特的，与众不同的。一生想要有所依靠，却最终以悲剧收场。经历了上海最繁华的人生巅峰，同时由于意外，瞬间跌入低谷，从此隐隐于平凡的弄堂，却未婚生女而又无所依靠，最终死于小混混的手中，潦草结尾。想要平凡安稳地过完一生的王琦瑶，却又注定不平凡。
也正是因为弄堂中的精于日常的生活，给予王琦瑶对于日常生活审美的追求，使王琦瑶的一生并没有因为结局的悲惨而显得暗淡无光。其实弄堂中的生活很小，交际也很窄，但这并没有隐去王琦瑶对生活的追求与睿智。与严家师母的暗自较量，略胜一筹，下午茶的准备别出心裁又恰到好处。与蒋丽莉的生活相比较，王琦瑶的衣着与审美更高一个层次。生活中的细节充分体现了王琦瑶的精致与坚韧，与女儿的同学张永红做朋友，同样也是因为对于生活和时尚的共同追求。即使迟暮的王琦瑶依旧会参加派对，与年轻人为伍。虽然精致的妆容掩盖不住岁月的痕迹，但是对生活品质与细节的追求，依旧是王琦瑶最为看重的规矩。
王琦瑶与女儿薇薇，虽是母女，却又有不同的个性，薇薇对时尚的追求是躁动的、标新立异的。而王琦瑶则认为，时尚是一个轮回。过时的样式，等过些时又会变成新样式。时尚的规律，是根据循环论的法则。王琦瑶对时尚有着自己的独特理解，不跟风。这是属于王琦瑶和薇薇的不同时代，是两个阶层之间的差异性。同时也体现出作者王安忆对于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而这种态度是包容的，是与人为善的。
三、王琦瑶们：城中的女人
南帆在《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中认为：“王安忆更乐于为她的小说选择城市——一个开放而又热闹的空间。”在王安忆看来，城市更适合女性的生存，而女性则是城市的代言人。显然，在王安忆的作品中，女性一直是她创作的中心人物，不同的女性在都市中汲取着独自生存的力量。
但是，王安忆往往把这些女性置于主流历史之外，为她们独自开辟一方空间生存。正如在《长恨歌》中隐藏了一个时间流：1949、1957、1966这种比较特殊的年代中，王琦瑶的生活并没有太大的波澜，她们只是在自己的小天地中经营着自己的日常。在1957年的冬天，中国社會正在发生着巨变，外面的世界将要发生重大的改变，但这些巨变跟这些守在炉边、关心自己小天地的人们无关，对这些人来说倒也安全。窗外飘着雪，屋里有一炉火，是怎样的良宵美景啊！烤朝鲜鱼片、烤年糕片、涮羊肉，外面下着雪也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围炉而坐，似乎还滋生出一股类似亲情的气氛。
把这些女性放在一个稳定又安静的环境里面，让她们躲避掉当时社会的黑暗与政治斗争。对于经历过“文革”创伤的王安忆来说，这是她对那个社会的一种抗拒和回避。她把这种美好的感情寄托在身处于城市中而又不能离开的女性身上，为她们创造出远离主流文化的安静一隅。
王安忆是上海的外来移民，在上海没有家族根基，“军转二代”“外省人”的双重身份带给王安忆的更多是孤独感。之后，从农村回到上海，王安忆感受更多的是与城市疏远的距离感。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寻根小说、性心理小说创作，到90年代回到上海都市题材之后，王安忆才终于找到了属于她自己的创作天地“弄堂世界”。弄堂是王安忆最熟悉的地方，而这弄堂也是她小说创作成熟的立足点。
弄堂构成了上海的主要建筑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弄堂与上海是一体的。王安忆曾明确表示，王琦瑶的形象就是她心目中的上海，她是在通过一个女人的命运演绎一座城市的历史。王安忆熟知上海弄堂的本质，能够通过种种表象，深入到上海最本质的精神内核。在弄堂中生存的人们，她们对政治并没有过多的关注，是边缘人。只是生活在弄堂中，埋头于自己每天日常的柴米油盐。当蒋丽莉出现的时候，王琦瑶自觉与蒋丽莉不是同一阶级的人，更没有重新和好的道理，只是往事的纠缠，才会有往来的理由。相比于蒋丽莉，王琦瑶更多的是凭借着自身的坚韧与独立，经营着自己的安分守己的生活，但是蒋丽莉拼命地奔走，忙于不同角色的转换，焦虑又迷茫，最终丧失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汪政认为王安忆在创作中所呈现的城市观中，“城市的生态并不是由政治来维系的，而是应由城市人积累起的生活方式来支撑的，这样的生活方式有时也许并不是抒隋诗，甚至，它们也如政治一般是一些特殊的‘战争，但是这种战争不关‘风云，只不过是城市人为了自我生存而世世代代挤兑、腾挪与算计的延续。”所以王安忆想要揭示的是上海的这种生活方式是如何渗透到每一个城市人的生活日常中，成为城市潜在的支配力量，最终形成相对稳定的一面，从而成为城市中的精神文化内涵。
城中的王琦瑶们不关注政治，外面社会的更替与她们无关。弄堂的拥挤与隔绝，使她们把更多关注的焦点放在了对日常生活的追求中，弄堂中的人天生带着一份对独立与坚韧，也正是这种对生活的自信，支配着王琦瑶在经历人生百态之后，更能应付自如。弄堂中的人其实就像生活在一座围城中，城中的王琦瑶们只有在这个地方才能体现出她们的价值，城市对她们有着束缚，可是她们依旧从邬桥逃离来到这里，在上海的弄堂中她们才生活得更安心、更妥帖。
参考文献：
[1]王安忆.长恨歌[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0.
[2]乔以刚.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文化探析[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
[3]南帆.城市的肖像——读王安忆的《长恨歌》[J].小说评论，1998 （1）.
[4]张新颖，金理.王安忆研究资料[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5]程呖.王安忆小说与弄堂世界[J]文学评论，2016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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