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刚

　　摘要：《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认为“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不少人也认同此说。本文运用知人论世和文本细读的方法分析后认为，晚年的梁任公依然没能忘情政治，其学术生涯实则早年政治生涯的继续;否则就无法理解他终其一生“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也不能真正读懂其“热心肠”。

　　关键词：梁任公 晚年 政治 启蒙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开篇写道：“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不少人认同此说，专谈梁氏之学术造诣。梁任公晚年真的不谈政治，专心学术？因身处救亡图存的时代，艰难的时势让心系天下的梁任公走出了书斋。早年他以“公车上书”登上政治舞台，名噪一时;至1917年11月被迫从段祺瑞政府辞去财长一职，黯然退出政坛。二十多年间他曾是戊戌政变的主角，也曾是云南起义的策划者，“多次置身于中国政局变化的漩涡中心”（朱维铮语）。以他从段祺瑞政府辞职为标志，学界将其一生大致分为从政与治学两个时期。梁任公的晚年，即1917年底至1929年1月逝世这段时间。

　　一、徘徊于治学与问政之间

　　1917年底，下野后的梁任公仍是进步党变形的研究系的头领。在中止从政生涯不及两个月，他便作了欧游计划，而陪同出游的均为研究系之名流学者。或许之前混乱的政治生活让梁任公心力交瘁，残酷的现实也使其原先的政治理想化作了泡影，他应该是厌倦了政党生活，所以下定决心远离政治。在启程去国远游的前夜，他“着实将从前迷梦的政治活动忏悔一番，相约以后决然舍弃”。但忏悔终究只是忏悔，赴欧期间他依然肩负政治使命，担任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团顾问的头衔便是明证，且引爆“五四运动”导火线的是远在巴黎的梁任公，也早已是不争的事实。

　　等到1920年从欧洲考察归国，虽然距离他退出民国政坛已经两年，“只是梁启超总也忘情不了政治”。归国后他便筹组了共学社，意在“培养新人才，宣传新文化，开拓新政治”。这个小团体想为所谓学者社会代表的中等阶级“开拓新政治”，从事“国民制宪运动”，但又企图同时抓教育，造舆论，“于社会方面下筑基础之苦工”。梁任公归国后又钟情于一批学者名流倡导的“联省自治”，他说服了直系军阀吴佩孚，出面集合各省、各团体举行“国民大会”，自任起草宪法，并想借机迫使各派军阀交出兵权，在“国民制宪”的同时掀起“废兵运动”。其间所作所为让那些希望他潜心讲学、著述从而为共学社构筑基础的同道特别失望.说他是“仍于政治方面有泛运动的兴趣”，“仍在浮处用力，不在实处用力”。

　　对于梁任公此时的这种心态，朱维铮先生曾用“徘徊于治学与问政之间”来概括。而这种因政治和学术的强烈冲突而所造成的困扰，他本人在1921年所写《外交欤？内政欤？》一文中也曾提及：“我的学问兴味、政治兴味都甚浓”，“我常常梦想能够在稍为清明点子的政治之下，容我专作学者生涯。但又常常感觉，我若不管政治，便是我逃避责任。”

　　二、做个学者生涯的政论家

　　欧游归国至1929年1月病逝前，其间梁任公主要以学者面目出现于世人面前。仕途终结的梁任公再次将目光转到文化领域，接受了中国公学、南开等重要学校的教职，并到许多学校发表演讲。如此种种，让梁任公看上去确实是转向学术了;然而他依旧无法割舍其宏大的政治改革理想，学术活动也因此再次异化为达成政治目标的工具。有人认为，梁任公最后十年在各地的教育教学活动，其实旨在培养力量，组建“新党”。为此，他甚至“有野心控制全國的文科教育”。但苦于没有足够“班底”，连武汉大学等诸多主动向他求助的重要学校，他都无力去“控制”，直叹可用之才实在缺乏。而身边的门人与朋友，又不让他放弃政治，专心学术。就这样，梁启超晚年同样也无法跨出功利激进的政治变革漩涡。

　　执教清华期间，他更是数度与学生“缕述”变法之役和护国之役的经历，“不知东方之既白”，其间心事约略可知。1926年底，国民革命军渡过长江之后，梁任公曾经暂时隐忍的政治热情再度焕发，他径直将原来的“儒家哲学”课程改为“我的政治主张”，在课上讲了两次，后因遭到部分学生反对才无奈停止。次年春夏之交，梁任公在一次茶会上正式宣布，因时局动荡，他在清华的讲学不得不停止，准备东渡日本避难，同时还鼓励清华学子不妨多多参与政治活动。由是观之，清华园中的梁任公，其实并未真正做到“躲进小楼成一统”，其思想和情感也时时逸出清华园之外的。缪凤林曾如此评价：“（梁氏）欧游既归，讲学平津各校。壬戌秋复一度至东南，继乃专在清华。然梁氏学问之兴味，时或借讲学以散播种子。……世人多谓梁氏近年来自悟其短，忘情于政治活动者，非能知梁氏者也。”

　　三、“有热心肠”的学者

　　《记梁任公先生的一次演讲》认为梁任公是“有学问，有文采，有热心肠的学者”。“有学问，有文采”似不难解，难在“有热心肠”。通览全文，若将“有热心肠”简单地理解成“待人热情，做事积极”，恐失之肤浅。梁任公在《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一文如此评价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屈原：“他心肠又很热，常常悲悯为怀，看不过‘民生之多艰。”与此比照，“有热心肠”同样表现了梁任公对政治的关注、对民生的关怀。

　　先看梁任公开头讲的《箜篌引》。《箜篌引》写的是一出至情至性的爱情悲剧，但也隐含了梁任公的政治倾向与立场。如果联系梁任公极不平凡的人生经历，那么他讲“白首狂夫，乱流而渡”颇有“夫子自道”的意味。早年梁任公积极投身政治，参与维新变法，可谓困难重重，但他义无反顾，奋然前行，后虽不幸失败，还差点丢了性命，但从未因此停下救亡图存的步伐。无论是早期领导戊戌政变还是后来策划云南起义，无一不是梁任公先生在为实现他的“少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执教清华期间，他数度与学生“缕述”变法之役和护国之役的经历，灯影下的梁任公不正类似那“乱流而渡的白首狂夫”吗？如今虽已退出政坛，授业清华，却仍致力于思想启蒙，以唤醒更多的人投身于改造旧中国的战斗。正是生命不息，“渡河”不止！

　　梁任公曾自述儿时读《桃花扇》，“不知淌了多少泪”。“我自己对于满清的革命思想，最少也有一部分受这类文学的影响。”如今政治动荡、生灵涂炭的社会现实让晚年的梁任公在讲《桃花扇》时别是一番滋味在心头。当他讲到“高皇帝，在九天”那一段时，“他悲从中来，竞痛哭流涕而不能自已”。确如《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所言：“这种生命是要亲历其境的人自己创造，别人断乎不能替代。如‘壮士不还‘公无渡河等类，大家都容易看出作者亲历的情感。即如《桃花扇》这几段，也因为作者孔云亭（孔尚任）是一位前朝遗老（他里头还有一句话说：那晓得我老夫就是戏中之人）。”岂止写戏的孔尚任是那戏中之人，讲戏的梁任公又何尝不是呢！正因这些沉痛在他心中积蓄多年，加之入戏太深，故喷薄而出，悲不自已。

　　“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任公先生的“热心肠”固然有命途多舛的个人之叹，但更多的是对国是民瘼的深切忧虑，是一种“忧以天下，乐以天下”的爱国情怀，正是“饮冰十年，难凉热血”。

　　四、把“谈政治”理解为“从政”失之浅陋

　　梁任公晚年的学术转向虽被政治牵引，但业绩也显著，“他的学术文章对于青年确有启迪领导的作用”即为明证。当时一些后学竞错误地以为这位曾经引领时代进步的革新领袖其实就是个单纯的学者。但若将“谈政治”等同于“从政”，就容易将梁任公的晚年与早年割裂开来，看不到他终其一生“家国天下”的儒者情怀，也就无法真正读懂他的“热心肠”。晚年梁任公不止一次说过：“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梁任公一生无论角色如何变化，都始终围绕救亡图存展开。且在中国的传统里，政治与学术一向关系密切，甚至完全可以说，“凡是可以占有学术史上一个位置的人物.没有一个不曾和政治发生过关系的”，区别只是在台前还是幕后而已。梁任公曾说，他早年投身政坛，是“实行的政务家”;晚年致力启蒙，是“理论的政谭家”。然则“民治也，社会也，与变法维新、立宪革命等是一名词耳。有以异乎？无以异乎？”[6]因此，梁任公晚年的学术生涯实则早年政治生涯的直接继续。

　　然令人遗憾的是，梁任公从事的政治活动多为舆论宣传，对国人影响最大的也并非实际的政治举措，而是其著述，故不少人只看到了他作为学者的一面。但无论如何，梁任公首先是一个以改造社会、振兴国家为己任的政治家，然后才是一个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大学者;然“政治声名为学术造诣所掩”，何其悲也！总之，认为“梁任公先生晚年不谈政治，专心学术”，乃“非能知梁氏者也”。

　　参考文献：

　　[1]梁启超.饮冰室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9：39，159.

　　[2]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21-22.10.

　　[3]张朋园.梁启超与民国政治[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7：128-152.

　　[4]彭玉平.王国维与梁启超[J].中山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