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瀛彩

　　摘要：长期以来，各界学者大都认为《放鹤亭记》体现了作者苏轼政治斗争失败后的消极情绪和出世倾向。然而，尽管文章明显将“南面之君”与“隐居之乐”对立，我们仍应看到文字背后作者对“出世”与“入世”二者关系的更深思考，进而剖析“西山为何不可久留”的困境，并研究这类出世思想的矛盾性及其价值。

　　关键词：《放鹤亭记》 西山 出世 入世 困境

　　正如孔子所言：“天下有道则现，无道则隐。”从古到今，许多中国文人的心中始终怀有一颗远离尘俗、洁身自好的出世之心，即便是一向以豪放著称的苏东坡也不例外。从苏轼的众多文学作品中不难看出，这位伟大的文学家的一生绝不仅限于诗词酒赋、风月山水，而是或多或少地贯穿着人世、治世的理想，可以说是一位始终努力在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之间寻求平衡的仕才。然而，《放鹤亭记》作为他贬谪徐州时的作品，却不似以黄州时期为代表的其他贬谪时期的作品那般有着“竹杖芒鞋轻胜马”“休将白发唱黄鸡”的豁达豪隋，反而颇具消极出世的色彩，令人浮想。

　　《放鹤亭记》一文篇幅精练，语句从容练达，记叙了作者入山访问隐士云龙山人张师厚，并在放鹤亭观其放鹤、招鹤一事。文章先以一段短小清新的描写交代了云龙山人与放鹤亭的故事，描绘了鹤生活的清幽环境;随后描写了云龙山人所养的两只鹤“清远闲放”的生活习性，并借由放鹤、招鹤一事，发出一番议论与感慨：高洁如鹤，贤人隐士玩赏它百益而无一害，而君王喜爱它却终而因此亡国;颓丧如酒，数代君王因好饮而败乱，而隐士却可以凭它保真性灵。因此作者认为，“南面之君”的快乐绝不可与“隐居之乐”同日而语。文章最后引用了张隐士放鹤、招鹤的歌谣，再次歌颂了鹤的高沽与自由。其中最后一句话十分引人深思：“归来归来兮，西山不可以久留。”

　　既然西山是自由高远处，又为何“不可久留”？既然以鹤喻隐士抒写“隐居之乐”，又为何要声声唤日“归来”？苏轼心中的“出世”，究竟是一种怎样的理想形态？

　　笔者据研读所得，总结出了答案：对于儒家体制下的仕人而言，并没有绝对意义上自由解脱的“出世”;而苏轼对“西山”的向往与“不可久留”的召唤，也代表了这一阶层内心既寻求政治解脱又渴望完成治世抱负的困境。本文将从“鹤”这一意象的本义以及“人”这一象征意义来分析“西山不可久留”这一特殊的“出世思想”与其困境。

　　一、鹤不可久留：“西山”是绝对禁锢下的相对自由

　　在讨论“西山为何不可久留”之前，必须先厘清一个事实：文中飘逸自由的仙鹤自始至终没有获得真正的自由。何以见得呢？《庄子·逍遥游》中提到，要想达到真正的“逍遥”，唯有“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从而达到“无所待”的境界。我们不难想象，真正穿游在閑云间自由的“野鹤”，至少要基本符合“无所待”的条件：不为人所圈养，不靠人类投喂，不为人类所用，并且无所牵挂。然而，凡《放鹤亭记》中出现的鹤皆为“有所待”者。云龙山人的两只鹤“甚驯而善飞”，即使飞得再高再远终究还是被人类驯服，并且在被张隐士放之西山之后，傍晚又被招之而来，回到人类身边，吃人类盈余出来的口粮——“其余以汝饱”，这显然不符合“逍遥”的标准。作者自己所举例子中卫懿公所好之鹤亦是如此：被圈养在万户侯中，饱食终日，供人亵玩，寓意上虽仍是清远高贵的，实际上却毫无真正的自由可言。文中另外还有两处诗句的引用也提到了鹤，由于该部分引用亦是在论证鹤为“清远闲放”之物，旁佐主题，所以在此一并分析：第一处，“鸣鹤在阴，其子和之”;第二处，“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这两处诗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将呜叫的鹤比作有才能、有抱负的贤士，表达了贤能之人终能声震四野，才华终不会被埋没的美好寓意。这两处的鹤看似与前两处不同，仿佛更有“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的逍遥姿态，但细细推敲之后发现不尽然。正如作者将鹤与刘伶、阮籍等隐士作比，真正的“野鹤”并不一定会声震四方，因为内心的超脱与宁静或使之“宠辱皆忘”，所谓“举世誉之而不加劝”，而不会以被发现和赏识为幸福。换言之，真正“无所待”的“隐者”应是超然现实世界之外的，因此被发现和赏识是有违他们自身构建的真空社会的宗旨的。由此可见，这两处“鸣鹤”也并非超然物外的隐士，而只是恬然垂钓的姜太公、洗耳的许由，身在高远的江湖，却满心装的都是朝廷——而这也正是出世的困境之所在。

　　综上所述，尽管作者一再描写鹤的“清远闲放”，努力构造一个自由隐逸的象征物，但归根到底还是没有能打开真正的“隐者”的概念世界，因为文中所提的鹤都生活在绝对的禁锢当中，只能享有相对自由，比如在西山外“纵其所如，或立于陂田”，“独终日于涧谷之间兮，啄苍苔而履白石”。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鹤的实质并不是完全自由的，但对于在西山的鹤而言，翻飞翱翔、饮涧啄苔已经是它们受到最少管束、得到最多自由的状态了，而这一部分的相对自由于鹤而言是解放天性的，是弥足珍贵的。我们不妨对比一下鹤在西山与东山的不同生活状态：飞向西山是带有暂时的逃脱性质的，自由飞翔、玩耍，与山涧、苔藓为朋;而回到东山却是被张隐士召唤的，靠人的余粮填饱自己的肚子。可见，西山代表着短暂的自由与远方，而东山像是拴住飞鹤的笼锁，代表着难以逃避的驯服。那么，为什么不能久留西山呢？一是因为，凡“无所待”的状态在现实中是行不通的——不回东山，就会被饿死。二则是西山外的世界太过于超然，久留在外，意味着相对自由变为绝对自由，而鹤并不一定做好了完全返归自然的准备。它想要的真的只有自由而已吗？它真的放得下那个“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每天与它分食的人吗？一切尽是未知。而一旦选择了久留西山，就必须面临这样的未知。因此，对鹤而言，西山果然不可久留。

　　二、人不可久留：进退皆忧的仕人困境

　　“众禽中，唯鹤标致高逸。”在中华文化中，“鹤”这一意象与贤人隐士之间的联系可谓是源远流长了。据前人考据，《周易》最早以文字形式建立了“鹤”这一意象与“隐士”“君子”之间的联系，也奠定了“鹤”的基本意象内涵。道教中亦有“仙鹤”的仙学图腾，认为鹤是神灵与凡界的使者，是最为超然与灵秀之物。因此，道士也被称为“羽士”。《放鹤亭记》更是在议论中直接点明了这一联系：“盖其为物，清远闲放，超然于尘埃之外，故《易》《诗》人以比贤人君子。”由此可见，在《放鹤亭记》的语境下，“鹤”具有的双重指代含义——“君子”与“隐士”是可以同归于一体的，因此由鹤的“自由”推及人的“出世”也是顺理成章的。

　　然而基于前文的讨论，我们无奈发现：即便是山间飞鹤也难逃进退两难之困境，人亦如此。既然“西山”即出世，那么对于仕人而言，与自由乐土相对比的“东山”便代表着儒学体制下的宗法体系、社会关系以及官僚系统。这样一个庞大的社会系统对仕人起到的作用往往是双向的：一方面，封建官僚體制为仕人提供了一片可靠的屋檐，在科举、入仕、立家立业的固定流程中，仕人们可以享受安稳的人生。比如固定的俸禄、固定的人生规划、固定的生活水准，而这样的生活对于小农经济时代的人们而言，是再合适不过的了，这便给予了仕人在物质上的吸引力。但另一方面，森严的儒学价值体系又将仕人们牢牢地捆在“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轨道上，而当这样的价值要求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仕人们便难免会遭遇“进亦忧，退亦忧”的困境。冲击这一稳态的因素有许多，从文学领域的折射来看，常见的有政治斗争的失败、怀才不遇或遭遇贬谪、疾病、衰老等等。诗仙李白“且放白鹿青崖间，须行即骑访名山”是憎恶官场浑浊而尝试超脱世俗的“退”的意求;诗人陆游年老力衰之际仍在病中写下“尚思为国戍轮台”，这是现实不济却仍要“进”的执着。而苏轼自己也曾写道：“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然而长期以来，儒家文化一直致力于鼓励仕人克服现实的阻力而“事君”“事父母”，从而对有出世之心的仕人造成精神上的牵引，这才更深层次地造成了“进退皆忧”的困境。可见，“人世”的价值观对于仕人的牵引力是不可忽视的，正所谓“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也。

　　由此，我们便可以类比文中飞鹤的例子：“东山”留住鹤的引力同样有两层。“其余以汝饱”的食物供给是物质牵引，是仕人对官僚体系的物质依赖;“黄冠草屦，葛衣而鼓琴”的云龙山人对鹤而言是精神牵引，是仕人对君主、对社会、对百姓的精神牵挂。

　　有趣的是，《放鹤亭记》中所选取的“人世”的形象载体并不是普通的仕人，而是如周厉王、纣王等九五之尊的君王，这便巧妙地对笔者的上述观点起到了极端演绎论证的作用。即便是久居官场的仕人们，向往一片“采菊东篱下”的自由净土，都始终难以脱离严整的儒家价值体系对其“人世”的道德期待，因此不可避免地处于“有所待”之境地，那么至于君王又如何呢？“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基于各层仕人在儒家宗族体系中的地位不同，其“有所待”的程度也不同，“留西山”的难度自然也不同。而其中“有所待”之至者便是身负江山社稷，体及万民的“君父”天子了。作为天下之大宗，“南面之君”的快乐所依赖的是整个国家的公共资源，所承担的是百姓之生计，这样双向的牵引关系比普通仕人要牢固千万倍。第一，就其所依赖的资源而言，为何卫懿公“好鹤则亡其国”，而“隐德之士”却可“狎而玩之”而无害？其罪不在鹤，而是因为皇帝之所好非其一人之花费，而是公共资源的动用。试想卫懿公若是普通野夫，其爱鹤养鹤既不占用税款，也不占用行政资源，那何来“亡国”的后果呢？可见凡官僚体系中的成员的部分利益皆来自于制度本身，所得利益越多，“有所待”的程度越深，便越难“留西山”。第二，就承担责任而言，纣王、周厉王酗酒而荒废朝政造成亡国，而刘伶、阮籍却因酒“保全其真”，可见罪不在酒，而在于君王所负担的巨大责任因其爱酒而被忽视，因而酿成惨剧。同样，责任越大越“有所待”，西山便越遥远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苏轼对距离自由与解脱最为遥远的“南面之君”，难免怀有些许同情;而这样的同情，他也留了一份给自己——他终究也是儒家体制中的产物，既需要资源，也放不下责任。他深知自己受束缚的程度远低于天子，但“有所待”的本质却是一样的。由此可见，“久留西山”不过是失意仕人们美好而虚幻的梦，而无论他们自身是否自知，都无法改变一个事实：独居入山“归隐”所达到的效果绝不是到达蓬莱仙岛般完全离开尘俗，而只是由庙堂走人了江湖，心却还是与“南面之君”一样绑在社会制度的母体之上，这便造成了“进退皆忧”的仕人困境。 综上所述，无论是就“鹤”意象本身的性质还是其象征的仕人阶层处境而言，“久留西山”的绝对自由都只是客观现实下的美好幻想。但也正因有“仙鹤”和后人神化过的远古隐士这样的“榜样”存在，才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仕人在迷惘失落之际有了寻求解脱的途径。无论是隐居山水、皈依佛门还是寻仙问道，都是有识之士在封建官僚体系下求得心灵净化的仅有的，但收效未卜的方式。然而，正是这样一场儒学‘‘人世观”与仕人自身灵魂需求之间的拉锯战，让我们能够更深入地找寻社会意识形态与个人精神追求之间微妙的辩证关系，从而在当今时代，为如何更好地引领政治与社会文化保持良性交互关系带来一定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