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妍婷

　　摘要：苏轼在《论仓法札子》一文中指出制定仓法旨在增俸养廉，但仓法实在过于严苛，即便这样，在实际操作中也未能达到预期效果。反而导致政府因噎废食，起到了混乱纲运的相反作用。因此，苏轼作此札劝谏君主废除仓法。

　　关键词：苏轼 《论仓法札子》 赏析

　　苏轼（1037-1101），字子瞻，眉州眉山（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文学家。苏轼仕途多舛，元祐六年（1091），奉召出任翰林学士承旨，并兼任侍读，不久又被调任颍州知事。元祐七年（1092），二月，苏轼以龙图阁学士充淮南东路兵马钤辖知扬州军州事。九月，苏轼又被召回朝廷，出任兵部尚书;十一月晋升为礼部尚书，此即苏轼从政的最高职位。晋升高位后，苏轼受到的党派攻击也越来越多，郁郁不乐的他请奏调任江南，未获批准。

　　仓法，全称诸仓乞取法，是北宋政府在熙宁年间为改革吏治、惩处腐败而制定的法规条例。神宗以前，吏人一般不给俸禄。熙宁三年（1070），宋神宗主持下的变法不断深入到制度的各个层面，制度与官吏素质之间的矛盾更加凸显。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引起了宋统治者的高度关注。“诸仓吏卒给军食，期盗劫取十常三四。上知其然，故下诏，且命三司条具。”官吏的贪污腐败现象一直有增无减，统治者便开始从制度层面着手解决。在这样的背景下，“仓法”应运而生。其立法思想旨在以较为丰厚的俸禄且辅以重典的双重作用下，减少乃至杜绝宋朝吏员在执行公务过程中的贪赃行为。“仓法”施行后虽然取得了些许效果，但是吏人为追求利益而贪赃枉法、朋比为奸的现象仍然大量存在。熙宁改革破产后，仓法难以广泛推行，在元{;占初年被哲宗名义上废止，绍圣年间复行。元祐七年（1092），苏轼到任扬州后开始着手处理仓法所带来的问题，也曾上奏皇帝仓法存在的诸多弊病，但是受到多方阻难，仓法的问题始终未能引起皇帝的重视。于是苏轼再作此札子上奏皇帝，请求废除仓法。

　　仓法旨在通过“增俸”来“养廉”，所以对于“增俸”后仍出现的贪污腐败行为予以重惩。苏轼在文章开头就指出仓法为猛政。“不满百钱人徒，满十贯刺配沙门岛。”此言是有据可依的，在三司、编敕所先后所立的《诸仓丐取法》《告捕获仓法取赏条》中明确规定：“在京应千仓界人如因仓事取受粮纲及请人钱物，并诸司公人取受应千仓界并粮纲钱物并计赃钱不满一百徒一年，每一百钱加一等;一千流两千里，每一千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过致并与者，减首罪二等。徒罪皆配五百里外牢城，流罪皆配千里外，满十千即受赃为首者配沙门岛。”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苏轼还将旧时的罪立法与如今的仓法相比较。罪立法从来都是“譬之权衡，轻重相报”，而如今仓法“百姓造铢两之罪，而人主报以钧石之刑”。如此，仓法的严苛性更是显而易见了。

　　仓法理论上可行，又辅之以如此严苛的惩处制度，理应发挥它“增俸养廉”的最大效用，但苏轼直接指出仓法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统治者制定仓法的目的在于“增俸养廉”。首先是“增俸”，这一举措倒是使得宋朝官员的俸禄在历代封建王朝中位居高位。据记载：“宰相、枢密使一级的高官，每月俸钱300千，春、冬服各绫20匹，绢30匹，绵百两，禄粟月100石;地方州县官员，大县（万户以上）县令每月20千，小县县令每月12千，禄粟月5至3石。”除正俸以外，还有各种补贴，数量相当可观。

　　“增俸”的前期投入已经相当到位，再加上严苛的惩戒制度，这时“养廉”的效果本该体现出来，事实却并非如此。“仓法”初行时，吏畏重法，且有厚禄，贪赃恶迹稍有收敛，“由是岁减运粮卒坐法者五百余人，奸盗以故不得纵。后推及内外吏，吏始重仍法。”可惜这种情况转瞬即逝。熙宁八年（1075），权三司使章悙上奏：“昨增吏禄，行河仓法，盖欲革绝私弊。今闻却有以假借、典质之类为名，经隔月日方受财物者，宜为防禁。诏行仓法人因职事以借便、质当为名受财者，告赏，刑名论如仓法。”由此可见，仓法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作为廓清吏治的手段，其作用是微乎其微的。因此，苏轼认为独行仓法是万万不可取的。为防胥吏从中谋取利益，应当选拔有力的监司。若监司得人，则胥吏不得作过，反之，则会愈加助长此不正之风，仓法形同虚设。

　　仓法不仅对于反腐毫无裨益，甚至还起到了混乱纲运的反面作用。为了佐证这一观点，苏轼举出了“真、扬、楚、泗转般仓斗子行仓法”的实例。粮纲连年欠折，户部执掌仓廪的仓部就认定这是仓司头子向纲梢要钱要物的缘故。于是立下仓法，命令真、扬、楚、泗转般仓依照该仓法，将各处斗子裁减一半。命令下达之日，扬州转般仓斗子四十人，全部陈请归农。其实粮纲欠折的原因主要在于：“发运司旧主东南漕法，听操舟者私载物货，征商不得留难。故操舟者富厚，以官舟为家，补其弊漏，而周船夫之乏困，故其所载，率无虞而速达。近岁不忍征商之小失，一切不许，故舟弊人困，多盗所载以济饥寒，公私皆病。”分析下来主要是从前的发运司听任纲运的船夫们搭载部分私货，而征商不得留难，所以船人生活富裕，视官舟为家，自行弥补漏缺，货物运输速度快且很少有欠折。但熙宁以后，金部官吏与转运使执掌库藏、金宝、货物权衡、度量等事，他们如今要求点检私载，以从中谋取利益。其结果是纲运梢夫被敲诈得穷困骨立，富商大贾也不肯冒险交漕船载货，船夫们只好专门偷盗官米。因此漕运欠折，且年年增加，纲本漕法，两皆败坏。在没有查明事情原委的情况下，户部遽然立下仓法，这种倒果为因、因噎废食的办法，除了使纲运更加紊乱，别无他用。于是，苏轼状请朝廷撤销仓法。为了论证此法的可行性，苏轼权衡利弊，全面分析：废除仓法不过牺牲了转运司所收粮纲税前一万贯，换来的却是每年粮纲运输量的保证。不仅如此，还能够维持百姓的生计，促进经济的发展，保证京师的繁荣富庶，实为一举多得之计。

　　苏轼的谏言固然十分中肯，但之前多次上奏，均受到多方阻难，未能得到执政者的认同。无独有偶，苏轼还在杭州做官时，朝廷就曾因灾殄诏求直言，他即应诏论列四事，其中有宽免民欠一事，不料为执政所格，初则谎称未见此状，苏轼别录再奏，朝廷这才籴米备赈。有了前车之鉴，苏轼对待这样的问题就显得尤为慎重。这次苏轼在文末称自己年事已高，病痛缠身，恐不能久居于人世，因此希望自己能夠在风烛残年之际，为陛下尽忠，为苍生谋福，因此恳求陛下仔细考量。

　　公文写作十分考验作者的写作技巧和思辨能力，苏轼独具匠心，写作特色十分突出，主要有以下三点：

　　（一）语言含蓄委婉。苏轼在论述仓法的弊病时说：“但信仓部小吏，妄有陈请，便行仓法，臣所未喻也。”苏轼并不直接点明决策者的失误，只表明自己不能理解，间接地表达了自己对此项措施的不满，语言委婉。苏轼不仅在表达观点时措辞谨慎，在最后将文章呈请给皇帝时也充分运用了这一技巧。他在文末写道：“若陛下以臣言为是，即乞将此札子留中省览，特发德音，主张施行。若以臣言为妄，即乞并此札子降出，议臣之罪。”苏轼并没有肯定自己的观点，而是将决断权交给了皇帝，这样既尽到了为君主谏言的职责，又恪守了为人臣子的本分，表现出苏轼为官多年所学到的政治哲学。

　　（二）运用对比。对比是这篇文章中较为突出的一个技巧，文中苏轼在论证仓法的严苛与不合理时说：“自有刑罚以来，皆称罪立法，譬之权衡，轻重相报，未有百姓造铢两之罪，而人主报以钧石之刑也。今仓法不满百钱人徒，满十贯刺配沙门岛，岂非以钧石报铢两乎？”这一段话中有双重的对比。一是将百姓所犯之罪和人主所判之刑进行对比，其间以“铢两”和“钧石”为喻，以鲜明的对比表现了仓法的不公正性。二是将罪立法的公正性与如今仓法的不公正性进行对比，突出表现了仓法的不合理性。苏轼在提出解决措施的时候也用到了这一手法：“若监司得人，胥吏谁敢作过，若不得人，虽行军令，作过愈甚。”将是否选拔有力的监司所得到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进行对比，突出表现了选拔监司的重要性。对比手法的运用能够让读者更为清楚地认识到作者想要表达的观点，增强文章的感染力。

　　（三）运用反问句。文中他在论述仓法为猛政之时说：“今仓法不满百钱人徒，满十贯刺配沙门岛，岂非以钧石报铢两乎？”以反问句的形式突出强调了仓法的严苛性与不公正性，将原本已经显而易见的观点表达得更加鲜明、强烈。苏轼谏言选拔有力的监司时也用到了反问句：‘冷執政不留意于拣择监司，而独行仓法，是谓此法可恃以为治也耶？”通过反问句强调独行仓法，而不加以有效的监督，其结果只能是治标不治本，这样的表达方式语气更加强烈，突显出自己的观点，更具感情色彩。

　　《论仓法札子》在思想内容方面，苏轼主要强调了仓法的严苛与不公正性，指出了仓法的实行并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甚至起到了相反的作用，然后提出了相应的解决措施，最后总结出废除仓法的利弊得失。苏轼这个人向来为官清明，忧国忧民，正是由于他对国家命运的关心，对黎民百姓的关怀，才让他在此风烛残年之际，冒着违背圣意的风险，上书要求废除仓法。士大夫之中，像苏轼这样正直不屈、敢于直谏、取怨一身而不悔的屈指可数。

　　在写作技巧方面，苏轼为官数十载，这篇公文凝聚了他久居官场、侍奉君主的经验，其中的言谈措辞，一字一句都经过反复斟酌，颇有深意。他用语谨慎，言辞婉转，这也启示我们在工作当中，要充分尊重领导的权威，委婉地提出自己的建议。其文章中的反问句式和对比手法的运用，也将指导我们在现代公文写作中如何做到重点突出，所以这篇公文无论是在写作，还是在工作方面，都对我们有着极大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