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山楂树之恋》从文本表层上看是一篇爱情小说,但其背后却是主人公在那种特殊年代冲破政治、经济、性别等层层阻碍,最终破茧而出成长为独立的女性主体的隐喻。
拿到《山楂树之恋》这本书,首先映入眼帘的是王蒙、刘心武等人对书中爱情书写的高度评价,更有著名导演、演员等对改编该书、出演男女主人公老三、静秋的强烈愿望。所以,一开始很容易先入为主地认为这本书很成功地描写了那个特殊年代的爱情。可是,我读了之后,却觉得小说对于两个人的爱情描写是苦涩的,而从静秋在老三死后的人生发展轨迹来看,这本书与其说是一本爱情小说,更像是一个女性在那种特殊年代冲破政治、经济、性别等层层阻碍,最终破茧而出成长为独立的女性主体的隐喻。
一、苦涩的爱情书写
有人说过,爱情不应该是一颗心敲打另一颗心,而应该是两颗心互相撞击。但是我们在这里读到的恰恰是前者那种情况,即老三在费尽心机地不断追求静秋,但是静秋的态度却始终是犹疑不定的。在第一个阶段中,老三时时留意静秋的处境与需要,送她回家、背她过河,为她弄来山楂、冰糖等一应需要的物品等等。而静秋在这一过程中时而接受、时而回避、时而排斥的矛盾心理,不仅体现了当时政治出身主宰人生命运的时代氛围以及严格禁锢人的情感和身体的社会环境,也使这一阶段中两个人的情感发展显得摇曳多姿、妙趣横生,无疑有着极为动人的感染力。但是到了第二个阶段,即静秋回到学校后,老三就因为神出鬼没、无处不在而具有了超人的色彩,渐渐有些失真,他像一个隐形人一样围绕在静秋的身边,静秋注意不到他,而他却熟知静秋,并及时地送上静秋的一切需求。这一阶段中对老三形象的处理,颇有些像琼瑶小说中那些的富家公子,痴情而忘我,神通广大地像魔术师一样变出静秋的需要。这一部分中使老三具有平凡男人的特征的有两处:一处是老三看到静秋的伤脚而心疼地流泪,另一处是他在游泳时面对静秋富有青春气息的女性身体时的种种不自然。但是这淹没在他细致得几乎是无孔不入的神通中,总体印象是渐渐变成了不太可信的人物。
在第三个阶段中,这个人物的不可信性因为他的扑朔迷离以及静秋对他的怀疑而变得越来越强烈。已经获得了静秋母亲认可的老三突然间销声匿迹,静秋意外地得知他患了白血病,本应感到极为悲伤的情况下,却由于老三故布疑阵而变得疑窦丛生,尽管小说最后告诉人们这是老三的一片苦心,但是由于读者已经跟随静秋走上了爱情的歧路,徘徊得太久而达不到应有的悲伤程度,从而使本来应该极为动人的爱情故事大打折扣。
说到爱情的歧路,不能不谈到小说开始时就出现的俄语歌曲《山楂树》。这首歌表现了一个姑娘在两个追求她的小伙子之间难以取舍的困惑,在当时被认为是“黄色歌曲”。这首歌不仅出现在静秋与老三相识之初,同时也几乎笼罩在二人交往的整个过程中,因为在每一个阶段中,都有另外一个男性与老三处于或明或暗的对比中,哪怕这种对比只是在静秋的思想中。在这样的人物关系格局中,如果说老三对静秋的爱是一份真正的爱情的话,那么静秋对老三的感情仍然处于如歌曲《山楂树》所描述的那种犹豫不定的状态。特别是老三已经将走到生命的尽头时,可是静秋却还在怀疑老三的品格,这种强烈的反差让男女主人公感情上的错位达到了一种极致。
爱情的歧路的另一个方面是横亘在两个人之间的政治地位、经济状况、道德的双重标准以及性别的差异带来的不同的心理感受。当老三因为爱而乐意付出时,静秋却因为自尊、倔强以及社会氛围对女性身心的极端禁锢而压抑着自己的感情。这使两个人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这种不平等既有政治、经济的原因,也有道德的双重标准、智识、性别的原因。这种种不平等使在社会评价体系中占有诸多优势的老三勇敢地付出自己的感情却无法在静秋那里获得应有的回应,也使静秋在感情中几乎总是处于失语的状态,她甚至在老三临终时竟然无法用他的名字来呼唤他。静秋在那样特殊而处境艰难的时代中保全了自己的尊严和个性,但却错失了命运通过老三给予她的最深沉的爱。老三在静秋的回忆中越来越完美,他诠释了弗洛姆在《爱的艺术》中所提倡的成熟的爱,“爱是对所爱对象的生命和成长的积极关心”,它意味着“关心、责任、尊重和了解”①。在这个意义上,这个爱情故事成为一个悲剧,不仅仅因为老三的死,更是因为这样一种执著而深沉的爱在那样特殊的年代里被排斥、被误解、被怀疑而令人无限痛惜。
二、女性成长的隐喻
从静秋的角度来看,老三在她的生命中不仅仅是爱她的男性,还有启蒙者的意味,正如“五四”时期的涓生与子君。
小说开始时是1974年,静秋是一个高中女生,第一次出门远行,遇到的第一件事就是关于村头山楂树的传说。关于山楂树,村长讲了一个抗日英雄英勇牺牲、他们的鲜血把白色山楂花染成红色的故事,稍后,老三告诉她有些山楂树本来就是开红花的,消解了村长故事中山楂树所具有的革命性与传奇性,而烈士的墓碑在“文革”初就被当作四旧给挖掉了。这样一些互相矛盾的信息令当时对外部世界一无所知的静秋迷惑不解,甚至影响到她对于老三这样很优秀却不合时代潮流的人的认知,从而为日后两个人的感情发展埋下了不和谐的种子。
与静秋对这个世界的懵懂无知不同,年长她几岁的老三充分显示了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把握与理解,他不仅为静秋买来钢笔、指导着静秋的教材编写工作,像一个先知一样告诉静秋,她不会久留农村,世道是会改变的。特别是告诉静秋,她妈妈“即使真是历史反革命,她也是个伟大的母亲”、“不要用政治的标准来衡量你的亲人”②。和《伤痕》一样,作者都把男性恋人设置为在政治上有一定远见卓识的人,而把女性设置为只会盲从轻信的角色。但是与《伤痕》不同的是,在《伤痕》中,王小华将依然躲在小林的身后充当一个被保护的角色,而在这里,老三的死终将把世界直接呈现在静秋面前,她将独自面对并承担自己的命运。
如果说政治出身只是从精神上制约着静秋的话,那么现实生活中捉襟见肘的经济困境也为静秋的成长带来了重重障碍。为了能够找到临时工作,缓解家里的经济困难,她在求职中不得不保持着一种谦卑的姿态。即使是毕业之后留校做炊事员,暂时取得了试用的资格,也依然因为工作的不确定性而谨小慎微地生活着。在这里工作呈现为一种悖反的双重性,它一方面为静秋提供了成长为社会中独立个体的前景,另一方面也把静秋重新纳入另一种规训的体制中,使她成为“雷同”的一员。正如弗洛姆所说,“这个社会需要人成为原子,个个同一,以便使他们的作用在一个群体中没有阻力地充分利用;需要所有人都服从同一命令,而同时使每个人坚信他所遵从的是自身的意愿。”③个人生存所需把外部的强制性指令内化为每个人自身的意愿,在压抑自身作为独特个体的生长方面成为外部世界的合谋。
母亲作为女性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家庭成员,她对女儿的成长也起着阻遏的作用。静秋无疑是深爱着母亲的,她为了能救治母亲的病,不仅付出了超负荷的劳动,也压抑了自己的情爱。而母亲对她“不能一失足成千古恨”的谆谆教诲也每每阻挡了静秋对自身生命真相的探索。她对性的无知与恐惧为她平添许多担忧与烦恼。在这样严格禁欲的社会氛围中,母亲和整个社会环境一起,扭曲了静秋的观念也扭曲了她的心灵,使她“由衷”地认为“无拘无束的欢乐,本身就是行为不检点。强加于女人并变成‘有教养少女的第二天性的自我控制,扼杀了自然的本性,压抑了她充沛的活力,其结果是紧张、厌倦”④。这种自我压抑使她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与老三纯洁的爱中,她变得三心二意,最后等到老三因得了不治之症而藏匿起来之后,本来应该十分焦急与悲哀的她却因为怀疑而移情、因为知道了性的真相而懊悔,终至于事无补。
从女性成长的角度来看,老三可以说是一个正面引路人的角色。他身上体现了“在知识和道德上接近于完美的引路人”所具有的特征:1、他们能够以平等的身份与比自己年幼的人相处;2、他们乐于助人,富有同情心;3、他们的身份或性格往往比较特殊,这种特殊性使他们与主流社会保持一定的距离,也使他们乐于与年轻人交朋友;4、与受他们帮助的青少
年一样,他们中许多人也属于社会边缘人物,还没有被主流社会所同化。⑤老三边缘人的身份使他能够自由地表达对政治的见解以及对静秋的爱恋,这既打动了她的心扉,又不能使她完全信服,由此形成了两人情感世界中特有的张力。
结 语
随着时局的转变,静秋作为一个女性主体也在重重重压下得以成长,政治出身已经不再重要,经济上的困窘也随着她的就业、哥哥的回城而得到解决,母亲对她的感情也予以了必要的认可,老三这样一个引路人的使命也在逐渐完成之中。他的匆匆离世使他成了静秋生命中的一个过客、(下转第60页)(上接第54页)一个偶然的引路人。这种偶然性代表了现代生活的不确定性、感情的不确定性,这也是一种人类的原型经验。在这个意义上,老三的死,就不仅是情节使然,也有了他的必然性。
当社会去除了政治、经济的樊篱,使两性能够在社会空间中并肩而立之后,一贯占据强势地位的男性就成了女性生命中的最后一层遮蔽。在这个意义上,只有老三的死才能把静秋从一个被启蒙、被保护的位置中解救出来,让她从此独立地面对自己的人生和命运中的种种可能性。与《伤逝》中通过子君的死来象征启蒙的失败不同,在这里通过男性启蒙者老三的死宣告了启蒙的终结,把女性关于自身的选择权还给了她自己。在没有了老三的余生中,静秋勇敢地一路远行,在另一种文化中振翅高飞。
老三在静秋三十年后的追忆中变得越来越完美,但是这种“道德纯粹、全知全能的引路人不是理想化的产物,就是简单化的结果”⑥。这种高、大、全的人物形象在一定程度上也削弱了人物的艺术感染力,他未能更深地打动读者,也未能有效地打动静秋,静秋在社会与家庭的层层禁锢、爱的愚昧与偏见中不断质疑着老三的爱,一方面这种质疑延宕了爱的实现,但另一方面这种质疑却是静秋作为女性主体生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静秋由质疑而确定的过程,始终伴随着她作为女性主体的生成过程,到了小说结束的时候,从大洋彼岸归来的静秋终于可以在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情感,那就是经由相信老三到确证自己对爱的信念。
作者简介:沈红芳,河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
① [美]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② 艾米:《山楂树之恋》,江苏文艺出版社,2007年版,第37页。
③ [美]弗洛姆:《爱的艺术》,刘福堂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3页。
④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385页。
⑤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第129页。
⑥ 芮渝萍:《美国成长小说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6页,第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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