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简·奥斯汀和张爱玲都擅长讽刺的技巧，但在小说中却体现出了不同的“冷”与“暖”的色调，即苍凉与温情的风格表征，原因是她们对所讽刺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张爱玲悲哀的“讽世”，指向的是存在的虚无，她的讽刺态度是“慈悲”和“超然”，审美情调是悲剧；简·奥斯汀嘲讽的“劝世”，指向的是理性的启蒙，其态度是“劝谕”与“褒贬”，情调是喜剧。
张爱玲与简·奥斯汀，一个成名在20世纪40年代乱世的上海，一个默默耕耘在英国19世纪的乡下，除了相似的风靡世界的影响力，不同文化、生活背景下的这两位女性作家表面上看来几无可比之处。其实，这两个名字早在半世纪以前就有人放在一起做了比较，那就是令张爱玲在华语世界享有今天声誉的夏志清，他曾在《中国现代小说史》写到：“她能和珍奥斯汀（英国作家简·奥斯丁——本文作者注）一样地涉笔成趣,一样地笔中带刺……”①虽然都“一样地笔中带刺”，但因为时空和文化背景、成长经历、个人情趣的巨大差异，张爱玲与简·奥斯汀的讽刺艺术在小说中却体现出了不同的“冷”与“暖”的色调，即苍凉与温情的风格表征，而在骨子里的，却是她们对所讽刺的对象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张爱玲悲哀的“讽世”，指向的是存在的虚无，她的讽刺态度是“慈悲”和“超然”；简·奥斯汀嘲讽的“劝世”，则指向的是理性的启蒙，其态度是“劝谕”与“褒贬”。
一、反思存在与理性启蒙
张爱玲常喜欢联想到“一个美丽而苍凉的手势”,这是她的大家庭背景带给她的阴影。从大家庭的鼎盛到衰落,张爱玲经历了比一般女孩子更多的人生哀乐，家世的阴影宛如一张无法挣脱的巨网笼罩着她，而她的个人经历又是“从她青春时代开始，每一个阶段的理想追求，几乎都是未完成”②。所有这一切，融成了张爱玲思想背景里挥之不去的苍凉感慨，因此对人心以及命运的理解是偏于悲观的,所以一落笔就有讽世之意,好像人生全是荒唐和无意义。
张爱玲这种悲哀的讽世的目光落脚点在何处呢？“去掉一切浮文，剩下的仿佛只有饮食男女这两项”，她笔下的人物,常常胀满了欲望和追求,前冲后突,但到最后,不论得到与否,都归于苍凉。《金锁记》中,七巧从一个被兄嫂操纵命运的牺牲品，而变为儿子和女儿人生和幸福的刽子手，她带着黄金和情欲的枷锁,“又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篇末,回顾一生的挣扎与心机,得到和守着的只是一份“空虚的胜利”；《倾城之恋》中，“流苏离了婚再嫁,竟有这样惊人的成就,难怪旁人要学她的榜样”。然而“柳原现在从来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那是值得庆幸的好现象,表示他完全把她当作自家人看待——名正言顺的妻。然而流苏还是有点惆怅”。《鸿鸾禧》中的玉清，虽然被公认为是“有学问有见识”的女人，其实她“见识”只在于如何在婚礼中占更多的便宜。她以结婚为人生的最高目标，婚礼也就是最灿烂的一刻。在别人以及她自己的心中,婚礼中的她已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婚礼是她青春的葬礼。如果说奥斯汀写出了19世纪英国婚姻的经济学，展现了金钱与爱情的冲突，那么冲突一旦解决，就是皆大欢喜，她的六部小说全部都以喜剧为收场，“灰姑娘”爱情与金钱双丰收。而张爱玲笔下的这些男女永远也不要想逃出不可知、难捉摸的生活怪圈和命运对人的摆布。如果经济的不平等尚可经由奥斯汀笔下的理性带来的睿智消除，而张爱玲笔下在一切时代受到物欲与情欲双层奴役的人格，则注定所有的努力都是徒劳无获的虚无。
张爱玲身处的上海是一个带有典型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质的现代都市。如同张爱玲在《到底是上海人》中说的,“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生出“一种奇异的智慧”——张爱玲当然也包括其他的上海作家能更早更直接感受物质文明带给人们的生存压力和精神困惑,滋长出对社会、文化、自身状况的怀疑。亲身经历的香港之战让张爱玲认识了战争的灾难性与毁灭性,过去因为家庭而产生的不安全感扩展到整个社会和人生,“房子可以毁掉,钱转眼可以成废纸,人可以死,自己更是朝不保暮”③,透过乱世中充分暴露的人类的自私、愚蠢、虚空和绝望,张爱玲最后走向了对人的生存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拷问。
奥斯汀生于18世纪末,而18世纪在英国文学史上被称为“理性时代”,它的主要特征是“人是理智的而社会是理性的,特别是当人受了正当的教育,社会经过贤明的设计之后”。一个理性的人意味着他凡事必须“依靠理智,而不是感情和本能的感觉”④。奥斯汀英年早逝，比华兹华斯、柯尔律治和司各特出生晚几年，她逝世时，正是拜伦名扬天下，雪莱和济慈已经发表作品的时候。可以说她处于通常被称为是浪漫主义复兴的时期了，可她的小说倒可以被认为是“反浪漫主义”的，她在本质上是属于18世纪理性主义传统的。她短暂一生留下的六部小说均取材于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乡村中产阶级的日常生活和青年男女的恋爱婚姻，一反同时代女作家们普遍存在情感主义小说泛滥的情况，她的所有小说都表现出对男性、婚姻、家庭的依赖和尊重。奥斯汀在她的小说中告诫所有全天下的少女，要想得到让人羡慕的婚姻，首要的女性人格魅力即在于理性。在作品中，她侧重探讨了少女们在成长过程中怎样丢掉幻想、认识现实、认识自我。理性使女性更加睿智，从而看清楚在男权社会中自己的艰难处境，认识到唯有自尊、自立、自爱才能得到来自男性和传统社会的尊重。表现在文本中，这种理性的启蒙更多体现在“理性”与“情感”之间的总体反讽。一方面展现了一个个幻想型的少女被一个个理智的男性所驯服的过程，就像在《诺桑觉寺》中，奥斯汀小说的光明结局表现为女主人公变成了她的丈夫的女儿，一个更年长、更理智的男子成了她的指导者；在《理智与情感》中，热情的马丽安最终向理性屈服，嫁给乏味的布兰登少校。另一方面也体现在她对理智女性在男权社会获得尊重与胜利的信心，在《曼斯菲尔德庄园》和《劝导》中，芳尼·普莱斯和安·艾略特，充当了爱德蒙和文特渥斯上尉的精神向导；在《傲慢与偏见》中，女主人公伊丽莎白聪慧、大方、睿智、有主见，她的才智不亚于小说中的任何一位男性，甚至达西——奥斯汀是把他作为聪明人来描写的——也不见得比她高明，相反，他为她的聪慧所深深吸引，并受到她的一言一行的影响，最终走出了“傲慢”的误区。
可以说，与张爱玲的现代性虚无意识相较而言，奥斯汀更多了一份女性理性启蒙的用心，她在自己题材单一的六本书里始终坚持作为女性成长的导师，以理性为女性在步履维艰的社会里树起一道屏障。奥斯汀正是凭着自己理智的女性意识成为一百多年来女性的婚姻顾问，教导女性如何既能保持自我的完整又能融入社会，在女性全面而自由发展的道路上迈出蹒跚的第一步。
因此，同样是写男女、写婚恋、用讽刺，张爱玲的《红玫瑰与白玫瑰》中，佟振保无论怎么选择，面临的或者是“衣襟上的饭粘子”，或者是“墙上的蚊子血”，结局总是空虚和失望，这是人生的刺，每个人都会顾此失彼，无法拔除；而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里，伊丽莎白开始称天下男人都死光了也不会嫁给达西,但她最终还是成了达西太太并为自己的这个身份感到快乐，这种反讽让读者在一笑之余，更多的是对理性的认知：婚姻不能没有爱情，但更不能离开财产。
二、超然与劝谕
基于对人生虚无的认识背景，张爱玲对她笔下的众生皆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张爱玲对人生的展示不是血淋淋的直接鞭笞，而是将其对于人类的深刻怀疑融入作品的反讽意味中。因为对这社会清醒的认知，所以她懂得妥协，在张爱玲的世界里，是非是不重要的，美与丑、善与恶、崇高与平庸、娼妓与贞妇、英雄与懦夫都被奇异地统一在一起。《殷宝滟送花楼会》的副标题是“列女传之一”，据辞海释义，“列女”亦同“烈女”。古时称为保全所谓贞节而死的女子为烈女，也称重义轻生的女子为烈女。小说女主人公殷宝滟的“烈”字倒更像是按普通人的标准，“热烈的情妇”和“重义轻生”，从她自己嘴中诉出的故事似乎也验证了这一点。殷宝滟为了不使罗潜之家庭破裂而与他断绝关系，说明她是重义的，不过最后她轻轻的一句揭示出她“义”的背后真正的世俗算计:“你不知道，他就是离婚，他那样有神经病的人，怎么能同他结婚呢?”又如《创世纪》，选了这样一个神圣的题目，与女主人公漾珠在其家族中前所未有的走出家门这创世之举相对应。但她走出家门碰到的无非是男人，其结果又无非是上当，最终又无非退回家里，这逃脱不了的女人命运与她当初的壮举形成强烈的反讽。其他的如《五四遗事》借用五四时期的轰轰烈烈作小说背景，然而副标题“罗文涛三美团圆”明白无误地打破了那个时代关于爱情的理想传奇，他们的自由恋爱，最终还是不可避免地落入一夫多妻的窠臼中。通过反讽技巧，张爱玲有意隐藏了自己的褒贬，甚至故意造成一种暧昧、模糊与陌生，使读者必须通过对叙述和语境之间的对比和矛盾的思考来达到对事物的真正认识。
她的讽刺,更多的是对人性劣根的理解和宽恕,讽刺过后,是凄凉的同情和悲悯。“一般的讽刺作家看见世界上的人不肯老老实实做人,激于义愤,所以笔下刻薄。”⑤张爱玲却从普通人的有失高贵中,看到了无奈。比如说到霓喜,“她倒像是在贪婪地嚼着大量的榨过油的豆饼……豆饼里也多少有着滋养,但终于免不了吃伤了脾胃。而且,人吃畜生的饲料,到底是悲怆的”⑥。凡人众生身上的弱点,看得透了,都会让人产生恻隐之情。“我的小说里的人物的那种不明不白，猥琐，难堪，失面子的屈服，然而到底还是凄凉的。”⑦
恰如夏志清所说：“张爱玲的讽刺并不惩恶劝善,它只是她悲剧人生观的补充。”⑧
与张爱玲对讽刺对象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相比，奥斯汀则有意无意地进行是非褒贬，这也是基于她“劝谕”的目标考虑的。她在文学史上被称为“理性的作家”，而理性的光辉在任何时候对任何人都不仅是一种享受,而且是一种提高。英国文艺评论家安·塞·布雷德利说道:“简·奥斯汀有两个明显的倾向,她是一个道德家和一个幽默家,这两个倾向往往搀混在一起,甚至是完全融合的。”⑨在小说中，奥斯汀自觉地运用反讽艺术来评价生活，以真实而夸张或真实而巧妙的手段，将“人生无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像班纳特太太那样粗俗和平庸的女人，“奥斯汀固然看到了她的有趣，却从头至尾都是憎恶她的”，“她(奥斯汀)需要人们的情谊，对由她们维系的那个井然有序、文雅体面的文明社会从心底里怀有尊敬的感情。但是，她又对这个文明中表现出来的粗俗和平庸十分敏感，认为自己在本质上是要抗拒这些价值观念的。写小说为她摆脱这种困境提供了一条出路”。她嘲讽的目的“是要找到一切不引人注目的维持精神生活的方式”和“洁身自好的方式”⑩。在《诺桑觉寺》中，奥斯汀嘲讽了当时的哥特式小说；在《理智与情感》中讽刺了玛丽安的过于多愁善感；在《傲慢与偏见》中，作者也无疑是在颂扬理性、贬抑感性。她通过主人公伊丽莎白之口声称自己不过是“明事理的凡人”，可见“明事理的凡人”，这才是作者的价值取向。奥斯汀作品中的人物按照作者的好恶可以清晰地分为几类，有她喜爱的寄予了热情和希望的“丰满人物”，如伊丽莎白，奥斯汀曾说她没办法想象会有人不喜欢伊丽莎白；还有一类就是她所厌恶的“扁平人物”，班纳特太太就是其中的代表。奥斯汀经常通过言语反讽表达对小说中“扁平人物”的荒谬之处、“丰满人物”的缺点的嘲讽。随着“丰满人物”特别是主人公改正其缺点的发展过程，叙述者的反讽也渐渐减弱。正是在这伴随着言语反讽的过程中，我们能看出作者明确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取向。
三、悲剧与喜剧
奥斯汀1775年出生于英国汉普郡一个快乐的牧师家庭，在八个兄弟姐妹中她排行第六。与张爱玲无爱的成长环境相比，这是一个非常“奋发、明智、愉快”的家庭。虽然她终生未嫁，最大的苦恼就是经济上的拮据，有点尖刻，喜言是非，但这不妨碍她成为一个乐观主义者。奥斯汀的语言和同国的毛姆、司各特大不相同，它犀利、尖锐，有一种小市民情怀的讽刺在里面，充满了英国式的乡风民俗。如《傲慢与偏见》著名的开场白：“凡有产业的单身汉，总要娶位太太，这已经成了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这样的单身汉，每逢新搬到一个地方，四邻八舍虽然完全不了解他的性情如何，见解如何，可是，既然这样一条真理早已在人们心中根深蒂固，因此人们总把他看作自己某一个女儿理所应得的一笔财产。”在这里，奥斯丁幽默而不无尖刻地说出了女人从未公开说出的一句话，挑明了男人从未充分看清的把戏。而在自己的女儿得了“其中一笔财产”后，班纳特太太以商人眼光看待伊丽莎白与达西的婚姻，满意地说“这是一宗不坏的买卖”，在这里与其说作者是在尖锐地批判庸俗小人，莫如说让庸俗者自我暴露，而作者居高临下把他们当成喜剧笑料，增加了作品的机智与趣味。在她从容的调侃中，偶尔有些可能降临的伤感也被周遭俗世的热闹冲淡了。《理智与情感》中的妹妹玛丽安最早断定,布兰登上校“年老体衰”,根本“没有资格考虑结婚”,可是后来的事实恰恰是她做了布兰登太太；另一个女性露西,她先前是那样鄙夷罗伯特,说他“傻乎乎的,是个十足的花花公子”,可她最后又心甘情愿地嫁给了他。这理智对感情的胜利，让人难免感觉委屈，但是，奥斯汀用温情的笔墨、机智的语言营造了一片笑语，一片春光。在她的笔下,现实就是这么恶作剧,喜欢对世人的判断、愿望和行动进行嘲讽。奥斯汀展播的一幕幕乡间喜剧犹如生活的一面镜子,读者可以从中照出某些人的愚蠢与荒诞,让人放心也让人解颐。
对比奥斯汀温情的乡间趣事展播，张爱玲灵动机智的文字里是对人性近乎残酷的解剖，在她的作品里，一切美好的东西都没有容身之地，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如同一个个肥皂泡，很快灰飞烟灭， 极尽曲折的情节发展到最后，常常是意兴阑珊的萧索，曲终人散的荒凉，仿佛是命里注定的悲剧。就像她在《红玫瑰与白玫瑰》里写的：“许多叽叽喳喳的肉的喜悦突然静下来,只剩下一种苍凉的安宁,几乎没有感情的一种满足。”《琉璃瓦》被公认是一篇充满幽默趣味的小说,情节的设置,人物的刻画,无不洋溢着一种轻喜剧的色彩,语言更是诙谐风趣。如:“姚先生放出手段来:把陈良栋的舅父敷衍的风雨不透,同时匀出一只眼睛看住陈良栋,一只眼睛管住心心,眼梢里又带住了他太太,唯恐姚太太没见过大阵仗,有失仪的地方。”张爱玲的语言极具中国文学的腔调,简约的白话,处处精妙。但浮在语言表面的这种小市民气的幽默讽刺，内里藏的还是刻骨的虚空。夏志清说：“表面上是写实的幽默的描写,骨子里却带一点契诃夫的苦味……一方面是隽永的讽刺,一方面是压抑了的悲哀。这两种性质巧妙的融合,使得这些小说都有一种苍凉之感。”{11}
奥斯汀因讽刺可以造就幽默，而张爱玲因讽刺给读者的却是无限的感慨与悲凉。
（责任编辑：水涓）
作者简介：郭丽萍，广东工业大学通识教育中心讲师，现当代文学硕士。
①⑧{11}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张爱玲》，转引自向弓主编《贵族才女张爱玲》，四川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②张子静：《我的姊姊张爱玲》，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③张爱玲：《烬余录》《流言》，花城出版社,1997年版。
④Paulakepos,ed,Nineteenth Century Literature Crit-icism，V01.33,Gale Research Inc.1992.
⑤宋家宏：《走进荒凉——张爱玲的精神家园》，花城出版社，2000年版。
⑥⑦张爱玲：《张爱玲散文全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2年版。
⑨⑩ 转引自《奥斯汀研究》，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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