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　鹏

　　关键词：罗隐 失意 忧愤 冷隽

　　摘 要：罗隐是唐末一位重要的文人，胸怀大志，但在现实生活中却时乖命蹇、潦倒失意，再加上他又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于是就愈加变得愤世嫉俗。《黄河》是他七律诗的代表作。诗歌感事伤时，激昂排奡，笔锋犀利辛辣，寓忧愤于言外，把冷隽的讽刺与深沉的悲愤很好地结合在一起。

　　莫把阿胶向此倾，此中天意固难明。

　　解通银汉应须曲，才出昆仑便不清。

　　高祖誓功衣带小，仙人占斗客槎轻。

　　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

　　——［唐］罗隐

　　罗隐是唐末一位重要的文人。他胸怀大志，“才了十人，学殚百氏”（沈崧《罗给事墓志》），但由于“姓氏单寒”、“家门寒贱”（《投秘监韦尚书启》），再加上喜讥刺，恃才傲物，尤为公卿所恶，这就注定了他科场的失意。罗隐奔波于科场近三十年，时乖命蹇、坎坷艰难，“十年恸哭于秦庭，八举摧风于宋野”（《投湖南王大夫启》），十上而不第。他虽胸中凌云万丈，奈何落拓一生，传食诸侯。罗隐在漂泊游历中也不得意，四处碰壁，“从事湖南，历淮、润诸镇，复多龃龉不合”(《十国春秋·罗隐传》)。

　　罗隐虽有文名，然相貌丑陋。据《旧五代史》载：“（郑）畋女幼有文性，尝览隐诗卷，讽诵不已，畋疑其女有慕才之意。一日，隐至第，郑女垂帘而窥之，自是绝不咏其诗。”从中可以看出，漂泊失意的罗隐由于“貌古而陋”，也很难在红巾翠袖中寻找到精神的寄托和心灵的安慰。

　　西方著名人本心理学家马思洛认为：生理的需要、安全的需要、归属、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人的需要的五个层次。当一个主体的这五种需要经常都得不到满足时，就会导致心理的变异。再加上罗隐又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于是，他精神上的痛苦自然也就越大，也就愈加变得愤世嫉俗。正如其《谗书·自序》所云：“有可以谗者则谗之”，罗隐的诗文多以讥刺为主，充溢着抗争和愤激之语。历史和现实中的一切在他的眼中仿佛都变得可憎，甚至“虽荒祠木偶，莫能免者”（《唐才子传·罗隐》）。如他咏香，“怜君亦是无端物，贪作馨香忘却身”；咏泪，“自从鲁国潸然后，不是奸人即妇人”；写仙人掌，“谩向山头高举手，何曾招得路行人”；称子规，“一种有冤犹可报，不如衔石叠沧溟”；咏浮云，“莫道无心便无事，也曾愁杀楚襄王”。如果说同一咏蝉，虞世南“居高声自远，非是藉秋风”，是清华人语；骆宾王“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是患难人语；李商隐“本以高难饱，徒劳恨费声”，是牢骚人语，那么罗隐的“风栖露饱今如此，应忘当年滓浊时”，则应是愤世人语。

　　在罗隐之前赋咏黄河的诗文不乏名篇，多是写其一泻千里、昂扬壮阔的气势，而罗隐的这首《黄河》却反其意而用之，用黄河比类污浊，借事寓意，寄慨遥深。作者在首联就用黄河无法澄清作比喻，影射当时的唐王朝混乱不堪，已无药可救。阿胶是药名。沈括《梦溪笔谈》卷三：“古说济水伏流地中，今历下凡发地皆是流水，世传济水经过其下。东阿亦济水所经，取井水煮胶，谓之‘阿胶；用搅浊水则清。”六朝著名文人庾信在《哀江南赋》中写道：“敝奡不能救盐池之咸，阿胶不能止黄河之浊”，伤悼萧梁王朝的灭亡，而罗隐更是直接以“莫把”二字点明：即使是把能澄清浊水的阿胶都倾进混浊的黄河，也都于事无补，暗示作者对唐王朝已彻底失望，对太平盛世、世事清明已不抱任何希望。接着作者把批判的矛头直指向最高统治者，即认为社会混乱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此中天意固难明”。“天意”，上天的旨意。《汉书·礼乐志》：“王者从天意以从事，故务德教而省刑罚。”后用以指帝王的旨意。皇帝的心思让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一定要把国家搞得祸乱频仍，民不聊生？罗隐所生活的唐末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黑暗的时期。唐懿宗在位十四年，荒纵失德，穷奢极欲，导致国家内盗迭兴，南诏再乱；唐僖宗较其父有过之而无不及，宠信宦官田令孜，视政事为儿戏，斥逐言责之臣，杜绝谏诤之路，在其统治时期，政治的黑暗可谓到了极点。唐昭宗虽欲行宪宗之志，有所作为，梦想成为唐王朝的中兴之君，但也并非是有道之君，常听断不明，任用非人，最终成为亡国之君，身死人手。“天意难明”四字包含着作者太多难言的悲愤。

　　黄河源远流长，落差极大，如从天而降，故李白称“黄河之水天上来”，但罗隐并不着眼于这种壮观景象，而是言“解通银汉应须曲”，突出九曲黄河之“曲”。银汉指天河、银河，在古人诗词又常喻指朝廷。黄河古来被认为是发源于昆仑山，故作者又云“才出昆仑便不清”，强调的是黄河的源头就已“不清”。作者在这一联真正想要表达的是：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残暴、荒淫无道，自然导致政治昏暗、仕途艰难。如果士人要想通过科举考试取得高官显位，就要扭曲自己的人格，使用不正当的手段，正如黄河之所以能够“远上白云间”，是因为它河道曲折。统治者的倒行逆施致使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贤才处下、不肖居上，也正如黄河在发源地就已经混浊了一样。

　　作者接下来在颈联中使用了两个与黄河有关的典故。据司马迁《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载：汉高祖在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时剖符作誓曰：“使河如带，泰山若砺，国以永宁，爱及苗裔”，即誓指这些功臣的所受恩宠与国同休，只有等到黄河像衣带那么狭窄，泰山像磨刀石那样平坦，他们的爵位才会失去。这实际上是喻指唐王朝的那些达官显宦世蹑高位、把持朝政、贪得无厌。另据张华《博物志》卷十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查（按：查、槎二字，古并通用）上，多赍粮，乘槎而去。……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后人乃附会此人即张骞，认为其已成仙，乘槎溯河而通天汉。诗中的“斗”即是指北斗，古人用以象征帝王或朝廷。作者通过这两个典故讥讽那些世代簪缨、助纣为虐的贵族盘根错节、占据要位，那些攀附他们的趋炎附势之流，很容易就能科场得意、青云直上。

　　唐末士人的出路非常狭窄，终南捷径只有在太平盛世下才有可能，国力的衰弱已不允许他们像盛唐诗人那样立功边塞。他们要想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就只有通过科举一途。“大中、咸通之后，每岁试礼部者千余人”（《唐语林》），可见当时科场竞争的残酷。再加上由于战乱原因，朝廷有时在偏僻之地开考，有时甚至停举，这更加导致士人科场的艰难。唐末科场风气极其败坏，请托钻营之风盛行，许多正直的考官常因不受请托而被贬，而那些出身寒门、拙于钻营的才华之士，在科场上备尝艰辛，甚至终生不第。桀骜不驯的罗隐也由于要路无媒，奔波于科场近三十年，屡试不第，他生命的大多数时间都处于漂泊困顿、颠沛流离之中。这两联诗句其实隐含着罗隐对于唐末科场腐化的切身之痛，所以也就描写得格外真实感人。

　　古人认为“黄河千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拾遗记》卷一），而罗隐却在尾联宣称“三千年后知谁在，何必劳君报太平”，认为三千年（应是一千年）后黄河即使澄清了，我们还有谁能看得到呢？何必再劳驾您告知这种没有任何意义的所谓好消息呢？作者对唐末的社会腐败、官场污浊，进行了有力的揶揄和鞭挞，绝望之情溢于言外。事实上，罗隐也的确对唐王朝不再抱有任何幻想。唐昭宗光启三年，奔波失意大半生的罗隐回到钱塘，依附于当时雄踞吴越的钱奡，终老于故土。

　　到了唐末，诗人们主要创作近体诗，尤其是七律、七绝，而罗隐则无疑是其中的佼佼者。据统计，罗隐今存诗472首，其中七律273首，可见罗隐是有意识地着重创作七律的，这首《黄河》就是他七律诗的代表作。诗歌感事伤时，激昂排奡，笔锋犀利辛辣，寓忧愤于言外，把冷隽的讽刺与深沉的悲愤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在艺术手法上，句句紧扣黄河，而又句句别有所指，寓意深远。描写和议论、诗情和哲理、揶揄和严肃，在这首诗中得到有机的统一。清洪亮吉称罗隐诗“感慨苍凉，沉郁顿挫，实可以远绍浣花，近俪玉溪。盖由其人品之高，见地之卓，迥非他人所及”（《北江诗话》卷六），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首诗由于奔涌着愤激不平之气，因此也常被指责为过于偏激直露，“失之大怒，其词躁”（刘铁冷《作诗百法》），即认为不符合我国古代“温柔敦厚”的诗歌传统。其实，这种程式化的批评并不可取。诗歌的园地应是百花齐放，正如叶燮《原诗》所论：“盛唐之诗，春花也。桃李之奡华，牡丹芍药之妍艳，其品华美贵重，略无寒瘦俭薄之态，固足美也。晚唐之诗，秋花也。江上之芙蓉，篱边之丛菊，极幽艳晚香之韵，可不为美乎？”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鹏，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