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意在通过拉康的镜像理论和福柯有关疯癫的知识考古，剖析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中白痴班吉的形象及意义。在小说中，班吉起到了镜像的作用，即以他的眼光和意识为镜，来映照周围的人和事。但由于他只有三岁时的意识，所以，他镜像中的人和事永远都是凝固不变的、过去的形象，从而折射出当时的社会状态和人际关系。
一
福克纳的小说《喧哗与骚动》的标题来源于莎士比亚的悲剧《麦克白》第五幕第五场麦克白的著名台词:“人生如一个痴人所讲的故事，充满喧哗与骚动,却没有一点意义。”（莎士比亚：1994，272-273)该书以“意识流”的手法通过叙述康普生家庭的分崩离析和趋于死亡，真实地呈现了美国南方历史性变化的一个侧面。康普生家庭的种种不幸都是庄园主祖先造孽的恶果。蓄奴制固然损害了黑奴，它也给奴隶主阶级及其后裔种下了祸根（福克纳：1984，5，译文序言）。南方正如康普生家庭一样在分崩离析，走向死亡。作为意识流小说，《喧哗与骚动》承载了太多的意象和隐喻，以至于几乎每一个文学批评理论都可以在这部小说中找到注脚。通过挖掘人物的内心生活，隐现出藏在文字下面的真正含义。小说本身宣称“没有意义”（signifying nothing）——无意义既不是指混乱无序也不是哲学意义上的虚无，而是含有隐现于字里行间、但又不为我们所理解的意义（Polk：2007，72）。《喧哗与骚动》是以人物的心理破碎来构筑心理空间和历史时空的。福克纳采用多角度叙事的方法，让文中的每个人物从自己的视角出发，来讲述周围的一切。在小说的第一部分，他就采用白痴班吉的视角。通过他，福克纳渲染了康普生家庭衰败的气氛，另一方面，通过他的意识，反映了家庭中孩子们的童年时代。本文拟从班吉的视角出发，结合拉康的镜像理论和福柯有关疯癫的知识考古，剖析白痴班吉的形象及其承担的镜像作用。
二
小说第一部分由白痴班吉来叙述。他虽然已经三十三岁了，可他的记忆只保留在三岁时的状态。他所有的言语就是大声的哭嚎。在家里他备受歧视，连母亲都认为他是罪孽的产物：“班吉是对我所犯罪孽最沉重的惩罚，他来讨债是因为我自卑自贱地嫁给了一个自以为高我一等的男人。”他的思想没有时序与逻辑,只有消极、被动、低级、混乱的感官印象。作者从班吉的视角来记录他所看到和听到的一切，并根据其意识流动，不时地回到以前的某个场景。由于其意识的不完整和混乱，表现出的文本也呈碎片状。但是，“这个故事由一个只知其然,而不能知其所以然的人说出来,可以更加动人”（李文俊：1980，262）。法国思想家福柯认为，疯癫所涉及的与其说是真理和现实世界，不如说是人和人所能感觉的关于自身的所谓真理（福柯：2007，22）。疯癫是从人与真理的关系被搅得模糊不清的地方开始的（同上，95）。班吉观察外边的世界没有一定的视角，时间和事物在他的心里只是纯粹的表现，没有任何个人的思想在里面，因为他压根就没有任何思想。因此，外物对他来说就是绝对的自在，没有任何的前理解对他们进行加工和再创造。从这个意义上讲，班吉的意识就是一面理想的镜子，通过它，可以映照出绝对客观的外部世界。而外部世界的人和物也会毫无顾忌地在班吉这个镜子面前现出他们的真相。于是，这个镜像可尽显世间的真善和美丑。他完全无意识地沉溺于与过去的、已被他遗忘的事物与现实的联系中。对他而言，每一次“新”的经历都是对无尽的过去的重演。他眼里的世界是某个时刻的定格，人物也被视为固定的“造型”，不变的身份，如妈妈病了，爸爸堕落了，昆丁绝望了，杰生变得孤独、冷酷了，等等。而凯蒂是班吉意识当中唯一可变化的人物，因为凯蒂在他的心里代表关心、爱护、温情、母爱以及业已失去的美好的一切。所以，他的意识流动基本上是围绕着对凯蒂的思念展开的：没有了姐姐的爱护，他变得很悲哀、烦躁、孤独。
由于班吉的意识只是以往事件的永远定格重复，所以他意识中人物的任何变化，对他来讲都是不正常，不可容忍的，违反了他心目中的实在意象，特别是凯蒂。在小说中，凯蒂始终是作者和读者所关注的对象，虽然在作者的笔下她是缺席的，没有自己的话语权，但她始终是作者所要建构的意向和班吉所关联的对象。在班吉的头脑镜像中，凯蒂始终在他身边。
福柯认为，疯癫恰恰处于梦幻和谬误的接触点上。它以各种变形在它们的接触面上纵横移动。这个接触面既将二者结合起来，又将二者区分开。疯癫既分担了谬误的非真理性和肯定或否定的任意性，又从梦幻那里借来了源源不断的心像和五彩缤纷的幻觉。但是，因为谬误是纯粹的非真理，而且梦幻既不能肯定也不能判断，所以疯癫就用心像来填补谬误的空白，而且用对假象的肯定来把幻觉联结起来。（同上，96）
在班吉的意识流动中，数个“经验中心”反复出现，给人一种繁杂的印象和回旋往复的感觉。在球场上，每次当有人叫球童（Caddie）时，班吉就会忍不住哭嚎起来。因为球童的读音和姐姐凯蒂（Caddy）的读音相同，这使他马上想起了心爱的姐姐。他的衣服被钉子钩住了，也使他马上回忆起和姐姐一起钻栅栏缺口时，被钉子挂住的情形。他每次哭闹时，黑保姆迪尔西就会把凯蒂穿过的破拖鞋塞给他，他马上就平静下来了。而且，“树的香味”在他的意识中不断出现，每一次出现都承载着过去班吉从凯蒂身上得到的温情爱护。从班吉的怀旧思绪中，读者有一种梦幻感：这不是病症，而是对人的生存状态的一种形象写照：荒谬与虚无。福克纳在致麦尔考姆·考利的信中说道:“生活是一种现象而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儿，是到处都相同的一场通向虚无的疯狂越野赛跑，而且不管处在哪个时间阶段人体发出的臭味也都是一样。”（福克纳：２００３，２４）
福柯指出，语言是疯癫的首要的和最终的结构，是疯癫的构成形式。疯癫借以明确表达自身性质的所有演变都基于语言（福柯：２００７，９１）。班吉的语言就是大声的哭嚎。凯蒂１４岁时第一次打扮，并使用香水后，班吉哭嚎不已，但当凯蒂用水洗去后，“又像树一样香”了；凯蒂１６岁时和查理打秋千并拥吻后， 班吉也大哭不已，但当“凯蒂拿了厨房里的肥皂到水池边使劲搓洗她的嘴”后，她又“像树一样香”了；可是，当凯蒂１７岁失贞后，尽管班吉“拽着她的衣裙……走到洗澡间”，可是，凯蒂却再也没有“像树一样香”了。凯蒂结婚那天，班吉回忆道：“凯蒂伸出胳膊搂住我，她那闪闪发光的披纱也缠在我的身上, 我一点也闻不到树的香味，于是我就哭起来了。”尽管班吉的“哭嚎”未能阻止凯蒂的失贞，更不可能阻止凯蒂的结婚以及堕落，但班吉已竭尽所能了，在这个衰败的家族中，似乎只有他在真正尽力挽救凯蒂，并阻止其沦落。正如拉康的镜像理论认为的那样，镜子阶段表现了情感动力，借助这种动力，主体从一开始就使自己认同于自己身体的视觉格式塔。相对他行动上尚且存在的严重的不协调，这个格式塔是一个理想的统一，是个有益的意象（马元龙：２００６，５５）。自我并不来自天生的感知系统，而是相反，感觉自身是从外在形成的，是对其他事物形象、快感、自我理想等的认同而形成的。但在此之后，言说的主体再也不能以这种一元化的方式想到这些无意识状况了，因为在意识和无意识的意义系统之间并没有一个坚固的连接点，除非是在移情和重复的幻象和梦境之中。班吉的自我认同是建立在凝固的外部世界基础上的，外部世界的细微变化，都会影响到他的自我建构。因为他的白痴状况，只能使他永远呆在想象界，而想象界主要靠镜像来完成。他对凯蒂每次变化的大声哭嚎，都是竭力使之回复到以往的“本真”状态。在他心目中，凯蒂始终是纯洁、善良、充满爱心的，她的每次变化都是暂时的，都是在向过去的复归。
疯癫是在想象之外的地方发生的，但又深深植根于想象。因为疯癫完全表现为它允许这种心像具有一种自发的价值，即全面而绝对的真理（福柯：２００７，８５）。凯蒂在班吉的映像里，被建构成“自我”意识中的母亲形象，带有“恋母情结”的性质。班吉对她的每次哭闹，都是缘于她的变化，因为变化的凯蒂都变成了班吉意识中的他者，即非凯蒂，破坏了他镜像中建构的母子和谐系统。他不像昆丁表现为焦虑、压抑与迷茫，只能以哭闹的方式表现出来。所以，班吉的意识内容表现的与其说是事实，不如说是幻象，他永远沉浸在三岁前的记忆碎片中。凯蒂对他来说永远是一个漂浮的能指——虚无的，不现实的，一个永远停留在过去，凝滞不动的他者形象。
镜像阶段是一部戏剧，主体对富有吸引力的空间认同感抓住不放，想出种种幻象，这种幻象从对于身体的支离破碎的图像出发，最终形成我们可以称之为具有矫形作用的完整形式，形成一副甲胄，其僵硬的结构将决定主体整个心理的发展。从内在世界到周围世界的突破就成为永无终止的自我考验（格尔达：２００８，３０）。镜子充当的是描述想象中的主体间性的模型。就人类的自我发现取决于被当成与他人统一的自我统一的幻想而言，他阐明了人类的自我发现的自恋性。这种努力既是必要的，但也是白费力气的（同上，３２）。当一个人不具有时间差异感的时候，内心便处于混沌状态。混沌意味着混乱、破碎，缺乏连贯性。班吉完全没有时间概念，没有当下意识。他完全无意识地沉溺于与过去的、已被他遗忘的事物与现在的联系中。对他而言，每一次“新”的经历都是对无尽的过去的重演。班吉隐隐约约的、破碎的、断裂的感觉与印象，常常靠外部存在的偶然刺激引发，读者将它们串连、汇聚起来，才呈现为一种指向凯蒂的连续性。班吉的意识常常是一个混乱无序的大杂烩：时间上颠倒错乱，事件上混淆不清。他甚至会在头脑里将祖母的葬礼与凯蒂的婚礼混合在一起，将悼亡歌与婚庆曲搅作一团。这固然象征了当时社会的混乱不堪，但更重要的是，准确地表现了人物的无意识层面。
镜像阶段的同化和异化预示了主体存立的辩证，这一辩证贯穿了拉康关于主体与他者的相互关系的论述。镜像不过是婴儿在接触社会和进入语言之前的一个理想的我，或者说虚构的自我。此后这个特殊的自我将面对他人、社会和语言，纯粹主体也将很快进入知识和经验的能指世界，但镜中的自我意象依然将一直影响着主体的全部心理发展过程。因此拉康说，此一发展也是作为给整个的个体形成史以不可磨灭的影响的时间辩证（陆扬：１９９８，１５2）。班吉是一个智障儿，虽然三十多岁了，可他的智力却停留在三岁的水平上，因此他的镜像阶段并不像拉康认为的那样，很快进入知识和经验的能指世界，而是永远停滞并一直影响着班吉的全部心理发展过程。
凯蒂对于班吉就像母亲一样，充满了关怀和爱护，班吉也就在自己的镜像构成中把凯蒂设想与假定为母亲形象。因此，福勒说：“用拉康的语汇来说，凯蒂在小说中充任的功能是一个母亲形象，表现为母亲／他者之形象，母亲是被他者建构出来的。”（Ｄｏｒｅｅｎ：１９９７，３２）因为父母对班吉是出自义务性的抚养而没有多少温情；黑人勒斯特对班吉是职责性的照管而无关乎情感；更有甚者，亲兄弟杰生等自父母一去世就将班吉送入疯人院，毫无亲情可言。所以，在整个家庭中，真正从心里爱班吉的只有凯蒂与迪尔西。但迪尔西对班吉的爱，是一份慈爱，它出自一个基督徒的平等观念与博爱之心，同时也是作为仆人应尽的职责。而凯蒂对班吉的爱是发自内心的疼爱和关怀。凯蒂小时候背着小书包回家，班吉把着院子的铁门迎接她，凯蒂搓着他的手，问他冷不冷的场景，就很令班吉难忘。班吉后来摸着铁栅栏时，就会想起姐姐告诫他那样会冻手的话。班吉的建构一方面奠定了凯蒂的人性美的基调，展现了凯蒂的善良品格；同时，也体现了一种“恋母情结”。他对凯蒂与别的男人在一起表现得非常敏感，似乎不能有其他男人作为“父亲”形象介入他们“母子”关系之中。
从中世纪到文艺复兴，疯癫就作为一种美学现象出现在艺术作品中，具备有展现和揭示的功能。例如，在莎士比亚的剧作《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是在变疯时才开始说出真理的。当得知自己的妻子已经死了，麦克白有这样一段真切的独白：“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画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莎士比亚：１９９４，２７２－２７３）
三
萨特在一篇评论《喧哗与骚动》的文章中说：“福克纳看到的世界可以用一个坐在敞篷车里往后看的人所看到的来比拟。”（李文俊：１９８０，１６１）他认为，福克纳把人写得似乎完全没有未来，只有过去。尽管福克纳本人曾以莎氏的“人生如痴人说梦，充满着喧哗与骚动，没有任何意义”来解释自己小说的篇名， 然而，他笔下的“痴人说梦”却并非真的没有意义。他的小说充满了对失去自我、没有灵魂和思想的“痴人”们的同情，充满着对压迫人性的各种社会力量的指责。班吉的哭嚎是“光天化日之下所有无声苦难低沉而绝望的声音”。此外，班吉也是用来反衬其他人物的，因为白痴是不可能给任何人回报的，别人在他面前也无须掩饰，直接展示出自己的本相。因此对白痴的态度是最能够客观反映人的善恶美丑的。他像“一面道德镜子”，映出了世态万象。
白痴班吉的心灵感应具象化了凯蒂的真体。她因具有真正的爱心而让人忘记她的一些不甚光彩的经历，成为具有真正意义上的、能让班吉得以平静的心灵港湾。
（责任编辑：水 涓）
作者简介：朱亚平，浙江育英职业技术学院外经系讲师，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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