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残雪通过小说创作向人的内部精神世界——“灵魂”不断突进。在这一过程中，她探讨了一些极为现代主义化的精神主题，并坚持对新时期文学的主导性给予回避、质疑乃至拆解。她用混乱的街市等意象展现了现代性溃败的历史图景，通过探寻消隐的民间世界揭示了民间的自然的辩证法，通过进行灵魂探索再现了精神结构的原始图像，进而营造了一种反现代性的异端境界。
残雪是一个“鬼才”式的先锋作家。多年以来，她一直强调自己与自我和灵魂进行对话，叙述它们在世俗世界中的受压、扭曲、分裂、变形和遭受致命重创。①作为一个成名于都市的作家，在她的笔下，读者看不到她对现代化工程的价值认同，现代性的面孔似乎完全消隐了，就算是有，也是模糊难察的。同时，作为受过西方现代派文学熏陶的她，对于以“美学现代性”为标志的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认同、接受、推崇溢于言表。可以说，其小说语言是中国化的，但其小说的精神主题却是极为西化、现代主义化的，正是在这些极为现代主义化的精神主题中，一种反现代性的异端境界出现了。
一、混乱的街市：革命与斗争的延续性
在残雪的小说中，混乱的街市这一意象直接彰显了现代性的溃败。在《黄泥街》中，黄泥街的混乱、生产停顿等景象映衬了现代中国经济的瘫痪、文化的萧条和秩序的破坏。在这里，街市——作为流动的物质现代性的载体——彻底瘫痪了，丧失了往昔的繁华色彩，并滋生着令人头晕目眩的自然性暗黑欲望。从小说中“张灭资”、“造反派”、“钢球”、“标语”、“运动”、“改造”等暗语中，读者意识到这种现代性的崩溃导源于“文革”。在残雪这里，街市经常在读者忽略它的时候开始在叙述中显现，它仿佛在那里，又仿佛不在，这暗示读者：中国现代化的实现主要取决于在工农中成长起来的国家决策者的生活方式、政治信条和对街市功能的价值定位。
应该说，在非历史进化视野中意识到现代化工程的阶段性坍塌并非残雪的专利，但用“感觉”这种表现方式来书写因物质现代性追求而造成的“末日景象”，她显得非常独特。比如《小镇逸事》中的小镇曾是交通要道，运煤车昼夜不停地经过之后，灰尘弥漫、生态环境恶化，小镇人的身体机能开始退化，由“金钱至上”观念导致的人为灾难也接踵而至，就这样，“末日景象”②出现了。
如此，当街市被作为残雪的多维叙事文本的切入点时，当读者自觉地梳理它与“大跃进”、“文革”等抽象词语和概念之间有可能被忽视的关联时，反革命现代性就成为一种小说视角。这种视角揭开了由政治革命、阶级斗争、经济浪漫主义、道德理想主义造成的历史中国的恐怖景象，“文革”把黄泥街等街市彻底变成了一个非现代民族国家体制下的物自体。在那些游荡于肮脏的街市上的阶级斗争思维泛化者的眼中，街市的混乱也许比平和、繁华状态更具有不可抗拒的吸引力或诱惑意味。结果，混乱的街市消解了现代化赖以运转的理性、秩序和动力，以一种饱含革命狂欢的颤栗和一种悲剧性的存在彰显着破烂中国的现代形象。
把街市作为现代性溃败的喻体来读解，也是要解读工农阶级文化、日常生活话语以及它们与曾被批判的民主价值观念和思想意识之间纠缠互动的纽带关系。比如《五香街》上热闹的场面不是阶级斗争，这里上演的是曾被剥夺了话语权的另类女性的“突围表演”。五香街上现代性追求的溃散给女性提供了一个夺取话语权的平台，X女士、B女士、寡妇女士、金老婆子、跛足女士……的喧哗构成了五香街的强势话语，她们大谈男性生殖器、性欲，甚至公开通奸、性狂欢，从而给传统伦理道德禁忌以致命的冲毁，反过来这又进一步消解了现代性追求的动力。在小说中，个人值得“炫耀”的事并不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获得的身份认可和财富积累，而是“性能力”。就像寡妇女士所强调、宣扬的那样，她在性的能力上是非常强的，没有人能与之匹敌。以此为衡量标准，作者进一步颠覆了常态意识中男性与女性的社会定位，她借B女士之口说：“女人，不仅在性生活上占着优势，还决定着整个社会历史的发展方向。”这不但消解了现代化进程中“男高女低”的价值预设，而且让女性取代男性成为创造历史的主体。还值得注意的是，残雪是用男性的眼光来审视五香街上这群女性的“突围表演”的，而男性的“失语”更具深意。可以说，小说无情的讽刺力度揭示了国人被异化的深度，一场性狂欢以及随之而来的历史和文化革命，昭示了女性长期遭受深度异化和人性压抑之后所积蓄的可怕能量。显然，在正统的意识形态视角中，五香街的性能量应该被应用或转移到实现“革命”、现代化目标中来，但它却在颠覆传统的男性与女性社会地位的过程中进一步撕破了现代化工程中附着的秩序、规范、理性等现代性面孔。
残雪描述街市的小说并不多，但正是在对街市的叙述中，一种对革命、物质现代性追求的反思实现了。它其实隐含着这样的语法特征，要是没有“大跃进”、“文革”的话，街市本来可以是这样或那样的。然而由于那些不合理的“革命”，街市所承载的现代性土壤被完全破坏了。对于曾经生活在这类街市上的国人来说，他们经历过的那种所有社会秩序被打破的时代是一场令人难以苏醒和忘怀的噩梦，它要比肮脏的环境可怕得多。对于残雪，这种难以忘怀的噩梦和力图摆脱痛苦回忆的渴望，使她不得不在分裂的自我和现实的回忆中游荡、彷徨、探寻，于是其小说的生涩找到了自己隐蔽的喻体——矛盾、暗示和复义。对于读者，如果没有对现代革命的亲历感，这种艺术真实是令人难以接受的。可作者对此并不关心也不担心，她继续固守自己的写作信仰，是故她笔下的街市依然现代而神秘，它们就呆在那里，希望获得更多的关注，关注它们作为一种反现代性寓言的文学实现。
二、消隐的民间：自然的辩证法的实现
在残雪的笔下，作为传统文明最忠实的传承者，民间的身份和精神都是暧昧不明的，看不到什么现代的气息，也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历史记忆，它本身似乎被自然本能的疯狂扩张完全淹没了。这也难怪，革命灾难、经济崩溃、文化凋敝贯穿于整个20世纪60至70年代的民间社会，所以民间似乎总是在一种复杂然而衰落的文化场景中淡化自己，它处于斗争场景中，又被隔离在政治权力中心之外，它习惯于把自己漂移出读者的视界之外成为这个混乱国度内部的“他者”。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现代民间的自我意识只是它在国家意识形态和革命现代性追求中的客观处境的反映，也就是说，如果没有这个国家繁杂的阶级斗争和社会黑暗来作为它的反面参照系，那么民间能获得现代身份和现代性精神也是不可思议的。当中外特权者享受着现代化带来的各种便利时，中国乡民不仅在城市而且在一般的街市仍是低等国民。民间总是被文化人和城里人看作是野蛮、落后、愚昧的场域，它在这个国家获得的多是贬义性的评价和需要被拯救、启蒙的审视，而不是主体性认可。所以它在那里，但又“不在”。
“性恶论”也许可以帮助读者解释残雪笔下的民间为什么更喜欢呈现自己的自然本性而不是现代性，尽管民间有作者预设的“光明意向”③和纯洁性质；“阴谋论”则可以帮助读者理解为什么那些小说人物痴迷于在“朦胧”的语言世界里争权夺利并建立自我认同，而根本不顾及自身的情感异化和人与人之间的心灵隔膜。原来，民间的界定是被中国的历史性事件所决定的——它须通过社会变革才能彰显自身的存在，其历史地位是无产阶级革命为它争取来的。民间社会的现代化发展机遇是20世纪40年代土地改革和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工业化运动，到了“文革”前后，民间开始呈现为一种新的无序状态，不断地游移于新的阶级斗争之间，在制造中国街市的混乱、肮脏和封建迷信的沉渣泛起上，呈现出超常的精力、无与伦比的兴趣和惊人的破坏力。当街市上的男男女女把他们的主要精力投入革命现代性追求时，民间社会不再充当“沉默的大多数”的角色，它成了社会运动的一个主战场，并在这一过程中突显了兽性等自然性维度，而不是现代性之维，仿佛它的历史存在非得靠国家秩序的崩溃才能显示出来。
残雪的小说中描绘了民间社会的如下景象：母亲的眼睛盯着“我”时像狼一样放着“绿光”，父亲在“我”的小木屋周围转悠，在夜半时发出狼一样的嚎叫（《山上的小屋》）；阿梅的丈夫大狗和阿梅的母亲鬼鬼祟祟，邻居不停地在阿梅家的墙上捣一个洞（《阿梅在一个太阳天里的愁思》）；“我”的眼角流着绿色的眼屎（《公牛》）；当“我”气势汹汹地质问母亲时，她的蓝脸上爬满了黑虫子（《雾》）；“我”在黎明前发现一个老头原来是一只老鼠（《布谷鸟叫的那一瞬间》）；三毛任由母亲化为污水上的肥皂泡（《污水上的肥皂泡》）；老者对痕说，在这荒山野地里，如果他杀了痕，然后挖坑埋了，上面铺些乱草，完全不会有人知道（《痕》）；黄泥街人大半烂眼睛、喜欢做噩梦、爱发疯、老是睡觉，区长老婆说黄泥街人家家腌死人肉吃（《黄泥街》）；泥朱觉得祖母的双脚像一团鱼网（《双脚像一团鱼网的女人》）；如姝走的时候像一股阴风（《两个身世不明的人》）；三妹将瓷渣和着饭粒瘪着嘴咽进肚子里（《种在走廊上的苹果树》）；丈夫和妻子在黑夜里如两个鬼魂般四处游荡，将对方都吓得够戗（《旷野里》）；烧尸的老人不停地吃着柔软的、湿乎乎的、像动物内脏的、腥酸味的“葡萄”（《天窗》）；街坊袁四老娘敲不开“我”的房门就用一把锄头猛挖“我”家的砖墙（《绣花鞋及袁四老娘的烦恼》）；艺术家举动贪婪、谈吐猥琐（《艺术家们和读过浪漫主义的县长老头》）；老木西杀掉了霸占自己财产的朋友后，在逃亡的旅途中变成了野人（《不祥的呼喊声》）；“我”因为不愿意打开父亲留下来的箱子而被诬陷与一桩谋杀案有关（《罪恶》）；叔叔不断地掩埋自己的财产又把它们挖出来（《掩埋》）；骷髅般的邻居依然日日注视着别人的一举一动（《邻居》）；远蒲老师和女佣云妈相互依赖，又不停地互相猜忌、排挤（《永不宁静》）；伊姝给父亲钱用却被骂为“不孝之子”、“黑了良心”（《下山》）；等等。毫无疑问，这些景象彰显了人性的恶与病，是故有学者形象地说：“孤立无援忐忑不安地混居在敌意的包围中，是残雪小说常见的个人处境和不可能摆脱的悲剧命运，这一命运是令人作呕的。所有在她笔下来来去去鬼鬼祟祟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是变态的、神经质和陌生的，他们永远是一些外人，被抽去了灵魂，只剩下惊惶、戒备、焦虑、自卑和无效的攻击欲，完全沦为无可疗救的非人格化的病人。”④
我们知道，“文革”后80年代的思想文化背景决定了对“文革”反思的新的表现方式的必然出现。在这种意义上，残雪的小说是独树一帜的，因为它们本身就是作者在处于被侵略的恐惧、孤独无援、缺乏存在性安全感的非常态时代环境中感受荒谬世界的梦境的艺术再现，是作者的幻觉、梦呓、潜意识或曰“自己的世界”，是一种荒诞的非理性的“异境”，是一个自闭、超验又略带孤芳自赏色彩的现象界，是一种难以用日常经验、工具理性、价值观念去判断的“青蛇之梦”，是一个充满了“无词的言语”的民间精神世界。描述这样的民间世界无疑是艰难的，缺少生气的世俗语言是难以表述这种“异境”的，所以残雪说：“我想让我的灵魂说话，但我无法开口”，“我终于开口说话，但我说的全是废话，我没有说出那个词，我进入不了天堂的故事，世俗的沉渣压得我要发疯。也许那是一个会灼伤嘴唇的词，而我吐出的词语已经冷却。”⑤
残雪还进一步将民间精神世界视为一种“天堂”、“异境”的所在。在《天堂的对话》这部关涉民间诗意恋情的小说的横切面中，残雪像她的现代派前辈一样，带着难以开口而又必须言说的折磨继续吐露那些关于灵魂的词语，她试图捕获幻影中永恒的天堂景象。结果，绵绵的情意和把梦中世界——民间——作为自由意识中的立体图景来描写的努力，使这部小说与注重批判民间藏污纳垢特性的这类文化启蒙视角划清了界限。对于残雪来说，梦游者的天堂和最诚挚、恳切、猛烈的私人情感⑥只能从藏污纳垢且常常被政治意识形态所遮蔽的民间才能找得到。这部小说的现象学意义上的真实性还在于：一个瘫痪在床的女孩的爱情之花必然在飞翔的狂想曲中绽放。⑦这同样是残雪小说中值得注意的地方：她在狂乱、疯癫、怪诞、丑恶的世界中，在孤独、恐惧、焦虑、分裂、自恋的意识中，仍深存着诗情、爱意和纯洁的情感。又如，残雪在《温柔的编织工》中借主人公之手编织了宫殿与城市完美合一的民间的天堂图景。⑧而编织工理性的眼光和他充满诗性的浪漫情怀让读者体知到了民间巨大的涵容能力，它的环境在不断恶化，但它也在不断提升自己的精神品格以抗衡这种恶化。
至此可以说，残雪小说的反现代性指向，不仅是通过努力把民间的不受限制的想象与它沉默的历史缠绕纠葛在一起的方式来显示的，也是通过描述灵魂、异境自然发生的方式来使之得以实现的。在这种意向中，“无词的言语”的流动之于民间，就如凝动的时间与现代机械轰鸣所彰显的能量一样，都提供了现代社会的理性经验下被抑制的集体无意识。同样，残雪在梳理民间自然史的过程中，用苦难、纷争、精神奴役等历史景象注释了现代化追求者永无休止的暴力和贪欲。这令人感到意味深长。她还认定，作为一种心理、精神的空间，“民间”才是知识分子坚持操守、反对现代性压迫的最后一块阵地。就这样，她揭示了民间的自然的辩证法。
三、漂移的灵魂：再现精神结构的原始图像
残雪说：“我将我写的作品称为纯文学，这是我的领域，是我的内部的精神得以成形的方式。按照我的理解，在文学这个领域里，纯即意味着深，意味着向核心的突进。”⑨在这里，“内部的精神”和“核心”是指人的灵魂。那么，突进“灵魂”与反现代性有什么具体直接的联系呢？她的思想、精神、体验和作品怎么体现出“反现代性”？或者在何种意义上同“反现代性”紧密相连？笔者认为，残雪的独特乃至矛盾之处在于，一方面她认为“文革”对她的创作影响很大⑩，另一方面她又不愿意承认“现实”对她创作的影响，而是强调“凡是不属于我的体验而又被我写出来了的那些东西，必定是最成功的”。换言之，残雪通过“阴谋论”、“性恶论”来隐喻“文革”、批判其革命现代性，但也通过隐喻、叙述“文革”来回避新时期的主流现代性话语，进而来展现自己创作中的反现代性内涵。当然，她并不完全认同人们对先锋作家风格习见的惯性认知。她强调自己不会因为媚俗而写作，她坚持对新时期文学的主导性给予回避、质疑乃至拆解，她要进行灵魂探索，再现精神结构的原始图像。
通过不断书写世界的、真正的、现实的本质——灵魂——的努力，残雪小说的审美现代性建构实现了，进而形成了其小说的叙述空间架构。在这种叙述空间架构中，人类生活所依托的脆弱的现实世界同文本时间的消隐纠葛在一起，灵魂在自然、阴郁和黑暗的包围中自在、欢乐、充满激情地活跃起来，且这种消隐现实和复活灵魂的仪式使现代性的人性异化图景和它具体的社会历史场景在文本中生动地交融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像其他现代主义文学先行者卡夫卡、贝克特、博尔赫斯等一样，残雪试图直面人性的假恶丑和充满激情的欲望之井，并创造性地利用自己和小说叙述视角之间的审美距离进入那些被异化者的心灵深处。她在这些同胞的身上找到了影射灵魂的忧郁视角，她也因为这种异化的存在方式得以自由地在现实（客体）和灵魂（主体）之间漫游。所以她的小说语言充满了暧昧性、不确定性和忧郁的诗性。这种语言会干扰接受者的生活认知和价值理性，会使他们因抗拒世俗周围而产生沉重感，也会使他们产生不可思议的心境。
此外，通过对灵魂世界的寓言空间的构建，残雪小说的审美取向和现实主义原则之间的矛盾加强、深化和转换了。它变得如同物质现实与精神直觉这样的结构性对立。她对永恒、自由和灵魂的寓言式把握讥讽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的现代性焦虑。这种讥讽既是对一种常人被裹胁心理的透视，也是对新道德体系崩溃前景的预知。更有意味的是，在随之而来的全球化浪潮中，常人逐渐丧失了审视自我灵魂的时空维度，他们日益在平庸化、机械化、市场化的场景中沦为消费意识形态的附庸。在这种消费意识形态“黑洞”的霸道及其逻辑阴影的笼罩下，纯文学却因为在审美领域里拥有自己独立的时空维度，而以它看似柔弱实则坚韧的思想力量，提供了另外一种生存方式。不过，问题还在于，这种所谓臆想的灵魂世界和自由的精神图景难道不是历史和未来持续绞缠的产物吗？为什么残雪要坚持不懈地为自己和她心目中的读者建构一个内心世界风景或曰心灵告白寓言？对此我们仍然难以回答，我们只知道，在她的笔下，灵魂不断穿过现实世界和臆想、梦幻之间的缝隙与空白，这种白日梦的叙述间架把一种想象空间、精神空白转化为了文学语言，当这种想象的体验通过它在现代性溃败过程中作为叙述对象被表述出来的时候，以消费文化为核心的现代社会对这种灵魂的分裂仍表现为不置可否的冷眼旁观。
面对消费社会对终极关怀的无视，残雪的写作表现出自身意义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小说中的灵魂世界的建构是对国人被戕害人性的深切关怀；另一方面，它也是写给中国现当代文学逝去的辉煌时代的挽歌，它哀悼的并不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黄金时代，而是一种强大、蛮横的意识形态传统——革命现实主义，这种传统长期以来经常把苦难当作幸福来歌颂并依托政治权力将之制度化。在某种意义上，残雪小说独特的美和力量正是来自于她反对革命现实主义和建构灵魂世界背后的价值预设。在此，对仍在进行中的中国革命现代性的消解又一次指证了纯文学经验在文学史叙述中的必要性。与此同时，残雪和她的小说人物从另一个世界不断投来探寻的眼光，既注视着一个时代的兴起或败落，又注视着一个世界的两极分化。他们注视中的情绪转换被变成了一个个寓言。这解释了为什么残雪小说似乎永远没有现实、经验意义上的结局。然而，这样的文本造成了令人震惊的阅读效果：接受者发现了自己的人性异化与消费文化或意识形态之间多重的因果关系。总之，残雪的灵魂世界与中国现代性宏大的历史变迁和全球化时代的消费意识形态是绞缠在一起的，而她与自我对话的目的并非是要强迫读者做某种价值取舍，她是要告知那些被俗累所窒碍的灵魂：你们有这样一个无需“思想汇报”或价值判断的审美现代性世界来休憩、生息或者死灭。
（责任编辑：吕晓东）
作者简介：陈红旗，嘉应学院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①⑤ 残雪：《前言：异端境界》，《从未描述过的梦境》（上），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
② 残雪：《小镇逸事》，《从未描述过的梦境》（下），作家出版社，2004年版，第848页。
③⑩ 残雪：《为了报仇写小说——残雪访谈录》，湖南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第292、17、120页。
④ 吴亮：《制造“白日梦”——评残雪小说〈黄泥街〉》，《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2期，第60页。
⑥ 残雪：《天堂里的对话之一》，《从未描述过的梦境》（上），第53页。
⑦ 残雪：《天堂里的对话之五》，《从未描述过的梦境》（上），第69页。
⑧ 残雪：《温柔的编织工》，《大家》，2004年第2期，第5页。
⑨ 残雪：《残雪自选集·序》，海南出版社，200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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