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梦园

　　

　　

　　

　　一、安史之乱前的颜真卿书学地位

　　“家族”是中国文化的一个主要的基石，在古代封建社会中，儒家宗法观念不仅影响了人们的道德伦理观，还影响了文化艺术传承，中华文化，可以说是从家族观念上筑起。颜氏作为名门郡望，世代擅长书法。《草篆帖》曾言：“自南朝以来，上祖多以草隶篆籀为当代所称”，其父颜惟贞之舅父殷仲容的家族殷氏也以翰墨闻名，颜真卿父辈的书法全出自殷仲容。颜真卿受其家学影响，耳濡目染，自小便打下良好的基础，其祖上善书者众多，使颜真卿具备了成名的条件。虽然书法的基础条件已经打好，但颜之推曾在《颜氏家训》明言“此艺不须过精”“慎勿以书自命”。在传统士大夫的眼中，书法的教育是以儒家“德成而上，艺成而下”为主导的，颜氏深受儒家影响，认为书法是“壮夫莫为”的小道，不可用来安身立命，多以实用性传承为主要内容。

　　颜真卿曾说“资质劣弱，又婴物务，不能恳习，迄以无成”，这不是自谦的话语，而是颜真卿“不以书名自重”的反映。但“不以书自命”和“资质劣弱”并不是因果关系，“不以书自命”和时人认为“颜书”水平高不高是不能对等的，这两个概念不能混淆。在整个古代社会，“艺”一直都被视为小道，这是一种普遍现象，“不以书自命”是整个社会的常识性认识。

　　根据史料，安史之乱以前，我们能看到的颜真卿的流传作品极少，加上最近新出土的《罗婉顺墓志》，也仅仅只有六件作品。按时间顺序来排列即下表：

　　这么少的作品流传是什么原因呢？我认为跟他早期风格不成熟有着直接的联系，对颜真卿书法地位的分析离不开其作品本身。以上都是他早期的作品，颜真卿早期的书法特征深受时代影响，尤其是《多宝塔》仍然能从中看出他受典型的宫廷风格的影响，直到《东方朔画赞并碑阴记》开始才慢慢摆脱他原本非常锋利的表现方式。在“以书判士”、大都擅书的唐代，颜真卿的早期风格并不独特，所以书名不显;活动于天宝年间的窦臮《述书赋》中曾记录了唐代以来的书法家共有45人，他盛赞张旭、贺知章，同时也称赞与颜真卿同时期的徐浩、李阳冰、蔡有邻等人，但未提及颜真卿。窦臮作为一个专业的书法评论家，他的书论是相对客观的，他记录的这些书家都是受到时人广泛认可、知名度较高的人物，这其中没有颜真卿，就能看出此时的颜真卿并没有很高的书法成就，也没有形成自己独树一帜让人认可的书法风格。安史之乱以前，颜真卿官名不显，统治者对他还没有印象，在统治者掌握绝对话语权的封建社会，不被统治者认同则很难有所成就。下面的资料就可以展现出靠近统治者对书名的影响。

　　唐代石刻资料很多，在其他类型的资料流传很少的情况下，大量碑刻（包含墓志）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文字意义，还提供了书法价值上的意义。根据对朱关田先生编著的《中国书法史·隋唐五代卷》后的隋唐五代书法史大事年表进行整理，从公元734年到公元755年，也就是对从颜真卿进士及第到安史之乱之前这期间各名家书写书碑的数量进行了统计。（其他数量少者忽略不计）

　　虽然这份统计并不完全准确（颜真卿后期出土的书碑未在其中），但从这个表格中可以简单地得出结论，安史之乱之前，颜真卿的书名并不为时人所极度认可。跟颜真卿同时代的徐浩、史惟则则被视为当时的书坛红人，颜真卿似乎还不能与他们相提并论。从历时性的眼光来看，徐浩才是引领当时书坛的人，虽然在书法史上，徐浩的身影已经远不及颜真卿。

　　为什么在书法史上没有什么踪迹的徐浩在唐代引领风气？唐代作为历史上书法艺术发展到高峰的一个朝代，书法人才辈出。帝王们热爱书法留心翰墨，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设崇文、弘文馆广纳学士，当科举考试加入书法的内容后，学习书法的士人也越来越多，出现“以书判士”的史实，“书判”考试几乎成为了唐代人获取任官资格的唯一途径，“书判”已然成为唐代选官的核心标准，它在社会上所产生的影响是非常广泛和深入的。因此产生了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御用书家”，他们成为唐代书法家的主流，从初唐的欧阳询、褚遂良、虞世南到中期的徐浩、史惟则、韩择木、蔡有邻和后期的柳公权等当时的书坛名家都是属于“御用书家”这一主流群体，他们不是供职于集贤院、翰林院就是担任太学的专职教师，或者就是皇室的书法教师。他们是时代书风的代表，有更多的机会接近统治者，也更有书坛的话语权，而这是颜真卿没有的条件，他一直不属于主流书家的队列。

　　二、安史之乱后的颜真卿书学地位

　　公元755年末，安史之亂发生，安史之乱作为颜真卿的一生转折点，让他从一名普通的官吏一路加官进爵，走进统治者的视线中。随着他官名的不断显赫，忠臣的形象不断深入人心，他的书名也开始慢慢有了起色。

　　唐代立碑风气盛行，《容斋随笔》中“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贾然。大官薨卒，造其门如市，之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李邕曾有轶事，“邕早擅才名，尤长碑颂。虽贬职在外，中朝衣冠及天下寺观，多赍持金帛，往求其文。前后所制，凡数百首，收纳馈赠，乃至钜万。”《旧唐书》中也有记载：“当时公卿大臣家碑版，不得公权手笔者，人以为不孝。”可见人们对碑刻书写者水平的重视。从书写书碑数量的角度来看，颜真卿的书碑比安史之乱前的数量有了显著提升。下表是公元756年至公元785年也就是安史之乱之后到颜真卿去世之间的书碑数量。

　　但从书碑数量角度来说，颜真卿已经有了跟“御用书家”一较高下的机会，这基本都是因为“安史之乱”才让他有了这个机会。颜真卿一生的书碑数量有23通，其中一半是给自己的家人或亲戚。而徐浩的书碑中只有一通是写给家人的。从这个比例来说，颜真卿还是无法和徐浩相比的。关于颜真卿书法的记载最早是怀素在《自叙》中提到：“书家者流，精极笔法，水镜之辨。”怀素认为颜真卿笔法精到。颜真卿的好友陆羽在《论徐浩·颜真卿书》中认为他;“得右军筋骨心肺。”以上两人都是颜真卿的朋友，不免有夸赞之嫌，不具有普遍意义，这也是他生前仅有的两个有记载的文本评价了，虽然还是在“二王”的书法评价系统下。综上所述，颜真卿在安史之乱后书名的稍有提升主要依赖于他的官名渐显，被统治者熟知。

　　公元783年，宰相卢杞建议让已经73岁颜真卿去许州劝降叛将李希烈。公元785年，颜真卿“守吾兄之节，死而后已”，李希烈因弟弟之死迁怒于颜真卿并将其杀害。唐德宗知道后，赠其谥号为“文忠”。

　　在颜真卿去世后，令狐垣在为颜真卿撰写的神道碑中说：“尤工文词，善隶书，书格劲逸，抗行钟张。”他认为颜真卿的书法地位近于王羲之（还是没有脱离王羲之的评价系统），但这种书法地位的评价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没有得到认可。在同代史学家的眼里，他也仅仅得一句“得笔法于张旭。”（李肇《国史補》）其他也没有一句评语。刘昫《旧唐书》中对颜真卿书法的评价只有一句轻描淡写的“尤工书”。朱关田先生《中国书法全集·颜真卿卷》中认为颜真卿在当时史学家的心目中、只是一个忠臣的形象，他的书法艺术成就，并未得到他们的承认。如果说史学家偏重政治方面的记事，轻视艺术，是不成立的。史学家讲究真实客观地再现历史真相，如果说是为了突出颜真卿的“忠臣”形象，而有意减轻其在书法上的成就是完全没有必要的。因为同样的例子，虞世南、欧阳询也是一代明臣，在史学家的记录中既有他们的政治上成就，也没有忘记他们的书家身份。所以用“忠臣”形象来模糊颜真卿在唐代的书法地位是不客观的，我们只能推测，他的艺术成就只是没有被认可。

　　三、晚唐及五代对颜真卿书法认识

　　颜真卿书法再次被人提及，已经到了唐末五代时期。最早称赞他的书论家是吕总，他在《续书评》中提到;“真卿真行书，锋绝剑催，惊飞逸势。”此时颜真卿位列唐代真行书家二十二人之一的行列，朱关田先生认为按照古代人行文习惯来看，徐浩一直位于颜真卿名前，徐颜并称，那么在评论家的眼中，徐浩的书法地位还是高于颜真卿的。包括在张彦远的《法书要录》、卢携的《临池妙诀》中的记载，徐浩一直位于颜真卿名前。晚唐释亚栖主张通变，故他认可颜真卿将其列为极高地位，并与王羲之等开始并称，“凡书通即便。王（羲之）变白云体，欧（阳询）变右军体，柳（公权）变欧阳体，永禅师、褚遂良、颜真卿、李邕、虞世南等，并得书中法，后皆自变其体，以传后世，俱得垂名。若执法不变，纵能入石三分，亦被号为书奴，终非自立之体。是书家之大要。”释亚栖受时代的影响，主张“通变”，因此颜真卿成为了亚栖笔下唐代一流书家之一，这也是颜真卿书法被认可的过程中的一大跨越。将颜真卿列于唐代一流书家的还有南唐李后主李煜，他在《书述》中记;“书有七字法，谓之‘拔镫，自卫夫人并钟、王，传授于欧、颜、褚、陆等，流于此曰，然世人罕知其道者。”此处笔法传承中的书家皆是名家，李煜显然已经把颜真卿列为唐代名家之一，但是依然将颜真卿笔法传承列为传统的“二王”一路。虽然李后主曾鄙之曰：“真卿之书，有楷法而无佳处，正如叉手并脚田舍汉耳。”他认为颜书楷书没有好的地方，正如叉手并足如“田舍郎翁”耳。因为他们的评判标准和审美依然停留在魏晋风韵，颜真卿的书法仿佛如异类，不符合大众审美。

　　有批评的声音就有学习的影子，现今所知最早的学习颜真卿书法并近其风神的应该是林藻。他于贞元六年（790）登进士科，其人虽然在书法史上名声不响，但他仅存的行书作品《深慰帖》刻帖，流传至今。这是最早的被认为学颜得其神的书家，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记;“唐林纬乾书学颜平原，萧散古淡，无虞、褚辈妍媚之习。五代时少师特近之。”柳公权书法出于颜鲁公也是当今书坛较为认可的说法，柳公权（778—864）作为书法史的重要人物之一，是翰林侍书学士，在当时也是一流书家，求其书者众多，历任穆宗、敬宗、文宗三朝侍书，担任宫廷专职书法教师长达二十年，名声显隆。在苏轼眼中柳体有谓“本出于颜，而能自出新意”。至范仲淹《祭曼卿文》谓“曼卿之笔，颜筋柳骨”，“颜筋柳骨”被世人承为定论。在解缙《春雨杂述》中直接将柳公权记为鲁公嫡系。五代时期，书坛日渐凋零，人物凋落，到五代时文采风流已经扫地殆尽，惟独杨凝式（873—954）其人，“笔迹雄杰，有二王、颜、柳之馀，此真可谓书之豪杰，不为时世所汩没者。”杨凝式书学颜真卿也是现在被学界认可的论调，杨少师擅长行草，其行草得力与颜书的笔法最多，天真烂漫、气度非凡。

　　上述资料的出现给颜书地位的研究提供了许多参考，但是学习的人还不多，没有在当时形成大范围影响，而且上述书论中有三位被认定为是得颜书笔法，但是这种认定都源于后代的评论中，当时并没有人将他们和颜真卿联系起来，这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颜真卿书法成就的辐射范围和影响不大。晚唐南北割裂，民生凋敝，士人对朝廷儒家不满，很多文人试图找寻新的通道，五代书家倡导摆脱拘束，藐视传统严苛法式的权威性，追求笔墨。亚栖主张“通变”，颜真卿是自立的典范，故称为时人眼中善书者。综上所述，颜真卿书法地位到了晚唐五代开始稍有提升。

　　四、北宋初期的颜真卿书学地位

　　根据史料来看，北宋初期，颜真卿的书法地位并未发生明显变化。宋太祖建隆二年（961），王溥《唐会要》中的卷三十五是书法卷，专门记载了有关唐人书法的事件和言论，其中提到了唐太宗、陆柬之、王方庆、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薛稷，甚至更晚的柳公权，但是却只字未提到颜真卿。这基本是延续了唐后期的观点。到了宋太宗时期，李昉奉太宗的命令编纂《太平御览》，此书用了三卷的篇幅来专门谈论古今书法，凡是宋代以前的书法名家多有评述，但是依然没有一笔提到过颜真卿。992年，宋太宗下令匯刻《淳化阁帖》，这是宋代的第一本刻帖，也是此后最著名和最有影响力的法帖。《淳化阁帖》作为宋太宗时期的官方刻帖，是十分具有权威性的，但其中也并未有颜书的痕迹。直至1185年之前，在官方的刻帖中并没有收录过一件颜真卿的作品。这三本著述都是上呈宋代皇帝的官修之书，是“百科全书”性质的著作，三本官方书籍都未提及颜真卿的书法，不免让人联想，颜书在北宋初期真的不温不火。在田畸《蓬山志》中出现了有关于颜真卿书法的记录，他在宋徽宗时期曾任秘书少监，专门负责管理馆阁史料。同样关于颜真卿书法的记载在《宋会要辑稿》、北宋末年《麟台故事》《玉海》所引《太宗实录》中均有出现。为什么宋代宫廷有收藏颜书，却不在官方刻帖中收录？主要原因其一是：颜书地位还不及后代隆重;其二是官方刻帖第一次，拿《淳化阁帖》来说，它来源于南唐的《升州帖》，《淳化阁帖》不过是在此基础上增加了一些太宗秘阁所藏的一些“历代真迹”。而且宋太宗时期宫廷有没有颜书真迹还无从谈及。

　　在北宋初期李建中曾学习过颜字，但没有造成什么巨大的影响。专门论述颜书的文字也是凤毛麟角，最早出现在关于宋太宗时期的大臣范质（911—964）的一段文字中，即明人汪珂玉所著的《珊瑚网》卷二中所载的《颜鲁公书华严经跋》。在之后就只有释梦英在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的《颜氏家庙碑跋》中提到颜真卿书法，但是像释梦英这样的颜楷被提拔在宋代初期难见第二例，这有可能只是释梦英的个人兴趣，是个例，不具有普遍意义。宋代有人在评论杨凝式时提到过颜真卿，但颜书只是评论杨凝式书法的一种必要的背景资料。在960年到1023年间的半个多世纪中，颜真卿的书学地位一直未得到提升，这当然也跟当时整个书坛低迷的现象有所关联，直到欧阳修、苏轼、韩琦等人的出现，才把颜书捧上神坛。

　　结 论

　　根据现存的史料来看，独占书法史篇章的颜真卿显然不是唐代时人眼中的真正的颜真卿。他在书法史上的地位是被宋代的文人集团有意识的制造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