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元明

　　

　　

　　

　　李阳冰，篆书史中一个不朽的名字。最重要的是，他以超凡的个人自信验证了这一点：“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天之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然而，对于李阳冰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人物，《新唐书》《旧唐书》皆无传录，不独于此，很多资料竟然一直是“生卒年不详”，让人无语凝噎。直到朱关田老师考证出，李阳冰约生于开元九（721）或十年（722），约卒于贞元初年（约785—787之间），始让此谜案变得清晰起来。岁值辛丑，见到“适逢李阳冰诞辰1300年”的消息，说明有关生卒年的问题已基本解决。“新的问题”是，对于李阳冰篆书的关注和研究，存在视角单一和资料重复的问题，需要加以开拓。这其中，从李阳冰作为“文学家”的角度入手，无疑是最佳选择之一。

　　开篇语

　　李阳冰注定和篆书存在缘分。最典型的，其名中的“冰”存在“变异”和“变意”，到底是读“bīng”还是读“níng”，不时有争议。《汉典》中“冰”与“凝”互为异体字，然“冰”字写作“仌”，“凝”则写作“冰”。《说文解字》言：“仌，冻也，像水凝之形。凡仌之属皆从仌。笔陵切。冰，水坚也，从仌从水。凝，俗从疑。鱼陵切。徐铉等曰：‘今作笔陵切，以为冰冻之冰。”据唐张参《五经文字》载：“冰，古‘凝字，《经典》相承以为冰冻字，彼陵反。”唐代玄度《新加九经字样》中，“仌”已变为“冫”，“冰”则代替了“仌”。由此可见，在李阳冰所处的时代，“冰”与“凝”已然“分工”明确。李阳冰之“冰”，应读“bīng”无疑。又，“阳冰”二字在《海赋》可见：“阳冰不冶，阴火潜然”，因而北宋史学家宋祁撰《宋景文公笔记》云：“阳凝无义，唯阳冰有不冶之语。”清王筠《文字蒙求》中亦称：“今人读作李阳凝者，非。”

　　古人取字的方法有很多，但不管如何，一定与“名”有所关联。李阳冰“字少温”，根据词义，“阳冰”即结于水面之冰，表字“少温”，与其名相应，符合古人据名取字的规则。元人吾丘衍恰恰是根据木华《海赋》“其下阳冰不冶，阴火潜然”之句，谓“阳冰名潮，杜甫甥也，后以字行，因以为名，而别字‘少温”。现在这个结论基本不成立，李潮和李阳冰是两个人，事实很明确。然而，在这一结论明确之前，想想看，李阳冰与唐代两个大诗人杜甫和李白，皆有“渊源”。唐诗之盛，由此可见，李阳冰的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的身份，本来就是合于一体的，只是后人关注其篆书而逐渐遗忘了这一层。现在要做的，就是重新发掘。

　　一、李阳冰出现的天时、地利、人和因素

　　天时。

　　唐代乃诗歌的盛世。唐人多半天生就是诗人。在很多资料介绍中，有关李的简历，诸如“诗人”和“文学家”等字眼一直存在，但语焉不详，未能明确，后世主要是因为其篆书影响过于突出而有意无意被忽略了。最早记载李阳冰事迹的《述书赋》称“冰兄弟五人，皆负词学”。据实而论，李阳冰为缙云写过许多诗文，“秀句满江园”，除了五言诗《阮客旧居》收入《全唐诗》中，《城隍庙》碑文和《忘归铭》收入《全唐文》，此外，还有《恶溪铭》《洼尊铭》《忘归台记》等散见于一些史志。

　　在唐代，有两个人可以与李阳冰略加比较。一个是韩愈，一个是杜牧。

　　韩愈确立了“道统”，自此与“政统”并驾齐驱。韩愈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天下闻名，但他对书法极其关注。可举两例：一是《石鼓歌》：“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二是经常被引用的《送高闲上人序》评张旭：“观于物，见山水崖谷，鸟兽虫鱼，草木之花实，日月列星，风雨水火，雷霆霹雳，歌舞战斗，天地事物之变，可喜可愕一寓于书。”这番文字用文学语言阐述书法，极富想象力。文学和书法，存在天然的血肉联系。

　　杜牧以诗人形象名垂青史，虽仅存一件《张好好诗》书法作品，然足以证明他是一个高水平的书家，而且完全能够代表诗歌与书法所表现的唐代艺术精神的集中点。李泽厚《美的历程》说过：“在中国所有的艺术门类中，诗歌和书法最为源远流长，并且同在唐代达到了无可再现的高峰，它们既是这个时期最普及的艺术，又是这个时期最成熟的艺术。唐代书法与诗歌相辅而行，具有同一审美气质，而像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中所提出的“书贵瘦硬方通神”观点，影响了很多书家。

　　韩、杜因文留名，书迹几近无存，李以篆书成名，诗文不多，三人的共同点是诗文不分家。

　　地利。

　　如前所述，有关李阳冰的记载，最早见于同时代人窦臮《述书赋》：“通家世业，赵郡李君。《峄山》并骛，宣父同群。洞于字学，古今通文。家传孝义，气感风云。”其后有窦蒙注云：“李阳冰，赵郡人。父雍门湖城令。家世住云阳，承白门作尉。冰兄弟五人，皆负词学，工于小篆”。《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记：“赵郡李氏，出自秦司徒昙。……牧为赵相，封武安君，始居赵郡。”“家世住云阳”指李阳冰生于云阳，朱关田老师考证为今陕西省淳化县西北。李阳冰一生行迹，主要在缙云和当涂，于“至德元年（756）任缙云县令，上元二年（761）三年任当涂县令”。人类由于繁衍、避难、宦游等多种原因，往往不可能永久地呆在一个地方，会不断地迁徙。可以说，从古至今的每个家族，都经历过多次迁徙。李阳冰和李白属近支宗亲，其共祖曾迁居赵郡、广汉、云阳等地。缙云成为李阳冰的福地，当涂乃是李白的终老之所。叔侄二人得以远离政治中心，也得以在动乱时代保全自己。

　　世人对于李阳冰的篆书风格和成就早已熟知，但对于书写内容未必特别关注。至于如何做到“熟悉的陌生化”，可以由此入手，深入探讨。书写文本内容选择具有倾向性——一个书家写什么样的内容，肯定有自己的喜好和想法，同时与个人经历也存在一定的关系。自作诗文不用多说，心手双畅。抄录他人诗文，则体现出某种偏好。对于李阳冰来说，书写内容乃是平生行踪的纪录。

　　李阳冰所书的石刻很多，遍布多地。缙云最多、最典型的便是号称“缙云三绝”的《城隍庙碑》《忘归台铭》《孔子庙记》，以《城隍庙碑》最为著名，此外如福州的《般若臺题记》、桂林的《舜庙碑》、武昌的《怡亭铭》。西安的《三坟记》，被称之为“铁线描”，以瘦劲取胜，从创作的角度来看，属于应命之作。事出有因或有感而发的则属“主动创作”，最典型的是芜湖的《谦卦碑》，乃李阳冰在任当涂县令期间应友人之请书而刻石。“谦卦”表示谦虚卑退之意，君子有谦德，万事皆能亨通，可以有始有终。谦卦是六十四卦中唯一的吉卦，从中看到谦卑是最有益的为人处世之道，也是李阳冰受道家思想影响的见证。

　　当然，需要着重提示的是李阳冰最富盛名、最典型也是最早的作品《缙云城隍碑》，点画瘦硬有力，神采飞动，源出李斯，与阳冰其它碑刻相去甚远。内容极其生动，堪称“神来之笔”，记祈雨、迁庙二事，核心就是四个字——“与神有约”：“五日不雨，将焚其庙。及期大雨，合境告足。具官与耆耋群吏，乃自西谷迁庙于山巅，以答神休。”由此可见李阳冰超人的胆色，更具想象力。具有丰富的想象力，无疑是成为文学家的先决条件。李阳冰为官一任，造福一方，求雨之作成了传世经典。这既是书法实用性的具体体现，也是“书文合璧”的典范之作，做到实用性和艺术性完美结合，而且还是篆书作品，殊为难得。

　　人和。

　　李阳冰虽才学丰盈，然从不张扬，一生“志不在官”，具有隐士情结，曾书“倪翁洞”三个大字于崖壁，表明“曲成吏隐”的心迹。李阳冰平生仕途基本止步于县令，以他的才干，绝不相称。其诗词有出世之感，类陶渊明，更近陶弘景。《忘归台铭》写道：“叠嶂回抱，中心翠微。隔山见川，沟塍如棋。环溪石林，春迷四时。曲成吏隐，可以忘归。”《洼尊铭》有句：“举瓢自挹，即挹曰再;方饮曰举，饮卒曰罄，不再有觥。”《全唐诗》中收录有李阳冰唯一的《阮客旧居》诗：“阮客身何在，仙云洞口横。人间不到处，今日此中行。”对比陶弘景的《诏问山中何所有赋诗以答》：“山中何所有，岭上多白云。只可自怡悦，不堪持赠君。”意境非常接近。从李阳冰的诗文，便可感受到怡然之情，千载之下，令人神往。回顾来看，自汉至唐，中国道教兴盛，朝野热衷。李阳冰信奉道教，致力于《周易》的研究，特别是对《谦卦》有心得，摘其要而成《谦卦碑》名作。除了性格原因，与当时的环境也存在很大关系。李阳冰在缙云期间，正值“安史之乱”。《问才学》中说：“是时四方乱杂，执政者以为迁，而阳冰不乱……”唐朝自此盛极而衰，这使得很多人的心态极其失落，隐居成为人生归宿的选择。李阳冰亦是其中之一。

　　说到李阳冰，必然言及李白。叔侄互动，相互唱和，所谓“冰为白序，白为冰诗”。李白此时已是61岁的老人，比李阳冰大概年长二十余岁，因为辈分缘故而称呼李阳冰为“从叔”。

　　李阳冰在中唐政坛并无太大影响。他能千古留名，除了篆书成就之外，就是收留和庇护李白，为李白编辑文集并作序。李阳冰和李白交往最密切之时，乃李阳冰在当涂县令任上“临当挂冠”之际。当时李白刚好经历了“赐金还山”和“罪流夜郎”的人生挫折，心情沮丧。他在江南赏景之余，知道了李光弼东征的消息后，于同年八月投军徐州军营，因为生病，只能回到金陵。当时的李白，一贫如洗，走投无路，遂投奔时任当涂县令的从叔李阳冰。开始李阳冰以为李白只是过境游玩。送别之时，李白献上了写给他的诗，陈述了自己无所依归的处境：“小子别金陵，来时白下亭。群凤怜客鸟，差池相哀鸣。……弹剑歌苦寒，严风起前楹。月衔天门晓，霜落牛渚清。长叹即归路，临川空屏营。”李阳冰知道实情后，毫不犹豫地收留了李白，使得大诗人晚年有了一个归宿之地。李白寓居当涂后，与李阳冰在县署和山间时相过从，屡有聚会。李阳冰最终为李白养老送终，更没有辜负李白，将其诗稿整理成十卷《草堂集》，并且亲自作序。这是李白的第一部诗集。没有李阳冰，后世很可能无从知道李白的伟大，唐诗必定会黯然失色。如是，中国文学史将留下巨大缺憾。李阳冰有恩于《全唐诗》，有恩于中国文化史。要而言之，李阳冰对于文学史的贡献巨大。李阳冰之所以这么做，一是出于和李白之间的亲情，二是他本身就是一个文学家，他深深懂得李白诗歌的含金量。

　　出于感激等原因，李太白写下著名的长诗《献从叔当涂宰阳冰》，其中有句：“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虽无三台位，不借四豪名。激昂风云气，终协龙虎精。弱冠燕赵来，贤彦多逢迎。鲁连善谈笑，季布折公卿。遥知礼数绝，常恐不合并。惕想结宵梦，素心久已冥。顾惭青云器，谬奉玉樽倾。山阳五百年，绿竹忽再荣。高歌振林木，大笑喧雷霆。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吐辞又炳焕，五色罗华星。秀句满江国，高才掞天庭。”另有《当涂李宰君画赞》，同为千古绝唱：“天垂元精，岳降粹灵。应期命世，大贤乃生。吐奇献策，敷闻王庭。帝用休之，扬光泰清。滥觞百里，涵量八溟。缙云飞声，当涂政成。雅颂一变，江山再荣。举邑抃舞，式图丹青。眉秀华盖，目朗明星。鹤矫阆风，麟腾玉京。若揭日月，昭然运行。穷神阐化，永世作程。”李白出于无比的信任，将《临终歌》绝笔交给李阳冰：“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后人得之传此，仲尼亡兮谁为出涕。”一代诗仙最后的告别者，不是文学史中的某个人物，而是篆书史的代表人物李阳冰。但谁又能说，李阳冰不是一个响当当的文学人物呢？可以进一步设想一下：如果李阳冰没有任何篆书作品传世——可能是天大的遗憾，仅凭李白专门为他而作的两首诗，仍然可以留名千古。

　　李阳冰在《草堂集》序言中除对李白的家世、生平、思想、性格、交游等情况做了扼要记述外，还对李白的著述情况和诗文成就做了高度评价：“自三代已来，风骚之后，驰驱屈、宋、鞭挞扬、马，千载独步，唯公一人。”“唯公文章，横被六合，可谓力敌造化欤。”现在看来，丝毫无过溢之处。李阳冰是李白的知音。李阳冰对于李白不遗余力的照顾，不仅仅只是财物和精力的付出。尤令人感佩的是，他因为在李白临终前枕边接简，为李白诗编次作序而冰付出了沉重代价，却依然无怨无悔——由于李白是唐肃宗为太子时的政敌，李阳冰因此被撤去当涂令，重返缙云隐居十二年。

　　李白和李阳冰的交往，除了血缘关系、沾亲带故的原因之外，更主要是意气相投、性情相近、才学相当。明代薛应旗《缙云诸山志》记载：“李阳冰在吏隐山凿岩为洼尊而饮之”，所呈现出的不拘小节之气质，与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的豪气可相媲美。《草堂集》序言中所说，“阳冰试弦歌于当涂，心非所好，公遐不弃我，扁舟而相欢。临当挂冠，公又疾殛。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余为序。论《关睢》之义，始愧卜商;明《春秋》之辞，终惭杜预。”言及至此，笔者忽然想到，李阳冰没有行草书传世。若是有的话，一定是和李白《上阳台帖》风格相近。李白《上阳臺帖》的艺术性和李阳冰《论篆》的文学性，可以相提并论。叔侄两人既有外在的豪放自负，又内心皆有隐士情结。只不过是，李阳冰最终名在书法史中，李白是在诗歌史中，但两个人的历史地位是旗鼓相当的，皆是“千古一人”。李阳冰具备了作为一个文学家的能力和才学，得到了李白的充分信任，被更为年长的李白看中。世所熟知的是李白临终托付，孰不知李白深知李阳冰值得信赖，能够成事，而且有水平，有心胸，才会放心托付。否则，李白不会无缘无故地选择李阳冰。

　　好在历经沧桑变故，起承转合，所有的故事最终有了完美结局：李白有了最好的归宿，其诗歌最终得以保存、流传;沉寂千年的小篆，也在李阳冰手中重新复苏。

　　二、李阳冰篆书的“名”与“实”

　　提到唐代书法，首先是楷书之盛，其次是草书之狂。其实唐代篆书在书法史中不可或缺，李阳冰一枝独秀，一个人撑起一片天。朱长文《续书断》评价唐宋书法家时，分为神、妙、能三品，将李阳冰奉为“神品”，“阳冰篆品入神，自秦李斯以苍颉、史籀之迹，变而新之，特制小篆，备三才之用，合万物之变，包括古籀，孕育分隶，功已至矣。……当世说者皆倾伏之，以为其格峻，其气壮，其法备，又光大于秦斯矣。”

　　鉴于李阳冰的篆体书法成就极高，同时代的人评价很高。李白的赞美最具想象力：“吾家有季父，杰出圣代英”“落笔洒篆文，崩云使人惊”。唐舒元舆《玉箸篆志》称：“斯去千年，冰生唐时;冰复去矣，后来者谁？后千年有人，谁来持之;后千年无人，篆止于斯。呜呼主人，为我宝之。”“二李”已经并列。唐吕总《续书评》记：“唐宋大书法家八十四人，唯李阳冰、颜真卿、张旭三人可称‘神品，又以李阳冰为首”。北宋《宣和书谱》评李氏：“善词章，留心小篆，迨三十年。……推原字学，作《笔法论》，以别其点画。……作刊定《说文》三十卷，以纪其学，人指为苍颉后身。方时颜真卿以书名世，真卿书碑，必得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璧之美，盖其篆法妙天下如此。议者以‘虫蚀鸟迹语其形，‘风行雨集语其势，‘太阿龙泉语其利，‘嵩高华岳语其峻，实不为过论。有唐三百年以篆称者，惟阳冰独步。”

　　及至当代，邓散木《篆刻学》曾写道：“唐代篆书，旧称为乌石山《般若台题名》、处州《新驿记》、处州《城隍庙记》、丽水《忘归台铭》为‘阳冰四绝。……汉魏以还，篆书一脉，得以不至坠绝者，阳冰一人之力也。”

　　从远及近的多家品评，能够看出李阳冰的历史地位。可以大致列出要点：其一，从整个篆书史来看，李阳冰的重要性无可替代，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唐代不仅是楷书和草书的盛世，篆书也绕不开。唐代的篆书，研究李阳冰一人足矣，李斯之后到唐的篆书，研究李阳冰一人足矣。其二，李阳冰在技法上终生恪守“玉箸法”，如南宋陈槱《负暄野录》所言：“小篆自李斯后，惟冰阳独擅其妙，常见真迹，其字画起止处，皆微露锋锷。映日观之，中心一缕之墨倍浓盖其用笔有力，且直下不攱，故锋常在画中”，但其笔法和字形有自己的创造。其三，对于李阳冰篆书的评价，都是优美的文学语言，形象生动而不空洞，契合李的身份。

　　李阳冰对自己的篆书十分自负，“斯翁之后，直至小生”。对此，沙孟海有评论——“我们基本上同意他的自负”，但康有为并不以为然。《广艺舟双辑》中说：“以瘦劲取胜，若《谦卦铭》，益形怯薄，破坏古法极矣。”有意思的是，同时代的张怀瓘撰《书断》，李阳冰和张旭的名字皆不在其中。《述书赋》作为记录截止唐代书家的著作，以介绍书家的代表作品为重点，李阳冰的生平虽有列入，但代表作《城隍庙碑》和《三坟记》却只字未提。唯一能解释的原因是，同时代人的视角存在选择性，或者有不得而知的原因。

　　有一点很特殊，就是某些典籍将李阳冰称为“笔虎”，极富文学式的想象力。唐《国史补》记：“李阳冰尤精书学，其豪骏墨劲，当时人谓之‘笔虎。”有些属于转述，比如周越《古今法书苑》说：“唐李阳冰工篆书，人号之为‘笔虎”。《金壶记》称“阳冰尤精书学，豪骏墨劲，当时人谓曰‘笔虎。”不能不说，这一名称极符合李阳冰的个性。董其昌说“右军如龙，北海如象”，套用这句话可以说“阳冰如虎”，富有诗意。李阳冰篆书具有“诗性”的特点，不是虚言，“变化开阔，如虎如龙，劲利豪爽，风行两集”。

　　李阳冰相对于李斯的创造性，可以通过具体的字例来见证。“开创性”具有超级难度。有经验的书法家从事创作，普遍可以感觉到一点，如果有可以参照的現成字例，难度要小得多。“无中生有”，乃是原创。李斯遗存于世的字例极其有限，这就逼迫了李阳冰去创造。关键是，他有这个能力。如图，一组是和李斯的同字对比，一组是李阳冰代表作品中典型字例。

　　李斯作品从总体上来说，体现出大秦气象，字形宽博、均衡、阔大，李阳冰的字形则增加了各种“变数”。如“不”字收笔成了弯弧，“世”字将单一的三笔短横画变成长曲线，从而更具情趣。这些创造是需要想象力的，由此见证了李阳冰超人的文学能力，与他的“笔虎”之名极为契合。“明”字末笔改变了行笔方向，疏密关系和字势为之一变，“群”字由宽变窄，且将“君”字末笔延长，更为瘦削紧凑。李阳冰写过的字更多，最终也为后世书家所继承和发挥。这些创造性，乃是“二李”并列的理由。

　　李阳冰的用笔相对于李斯的单一、静止，变得更加生动，原因在于增加很多“小动作”。这些细节为宋、清两代书家所继承、借鉴和发挥。像“八”字处理极其生动，能够将两笔对称而又单调的笔画变得如此妖娆流动，可以说绝无仅有，言其“诗性”，绝不夸张。“有”字长笔带有弯弧，“老”字“匕”部笔画的弯扭，极为生动。“风”字行笔大胆，后世无人敢用。李阳冰追求夸张之美，“篆引”加长，如“冢、邵、逢”等字中的起笔，突出醒目。

　　从字形处理来看，第二个“风”字极其有趣，险象环生。“云”字笔画少，两横画间距拉大，第三笔用大圆弧，不用小圆钩，营造疏密对比，真有“云起”之感。“字”中“子”部的不对称，圆弧斜势，生动无比。“躬”字左右互动，这种处理极其罕见，和“风”字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一个是左右结构，一个是上下结构，所谓艺高人胆大。“翊”字左正右斜，“羽”部四个短斜笔向左下而行，动态感十足。这些技法皆为清代书家所继承，更重要是，它打开了求变的思路，顺利进行风格创造。

　　李阳冰的成功除了自身文学家的特质催生了丰富的灵感之外，他对篆书怀有一种使命感。这和韩愈所倡导的“道统”是相符的。《上李大夫论古篆书》中有言：“吾志于古篆，殆三十年，见前人遗迹，美则美矣，惜其未有点画，但偏旁摹刻而已。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晶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对于篆法悉心纠偏，以正视听，回归正途。“常痛孔壁遗文，汲冢旧简，年代浸远，谬误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豊;李丞相将‘束为‘柬，亦鱼鲁一惑，泾渭同流，学者相承，靡所迁复，每一念至，未尝不废食雪泣，揽笔长叹焉。天将未丧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圣运，逮兹八叶，天生克复之主，人乐维新之命，以淳古为务，以文明为理，钦若典谟，畴咨故实，诚愿刻石作篆，备书六经，立于明堂，为不刊之典，号曰《大唐石经》。使百代之后，无所损益，仰圣朝之鸿烈，法高代之盛事，死无恨矣。”

　　李阳冰的篆书在当时就具有特别的重要性。史载“颜真卿以书名世，真卿书碑，必得李阳冰题其额，欲以擅连璧之美，盖其篆法妙天下如此。”时人遂将李、颜二人的书法，称之为“双绝”，可见李阳冰篆书的地位。颜字具有篆籀气，与之极为匹配。所谓“篆额”，即是碑首，可见篆书的象征意义始终存在，重要性不可动摇。篆书虽然在商周秦汉之后逐步失去实用性，但篆书永远不能缺席，原因在于，篆书为“五体”之祖，如果退出舞台，必然来历不明，故而篆书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还有一层原因是，商周时代已经有足够的金文作为学习取法的资料，取之不尽、用之不竭。

　　李阳冰篆书具有开创性意义。具体来说，就是实现了“法”的重建。篆书在商周时代达到顶峰，汉篆《袁安碑》之后，渐趋衰微，篆法乖谬，字形散乱。李阳冰重拾法度，实现“由奇返正”，使得篆书回到“正脉”。言及至此，需要说明一下，李阳冰曾刊定许慎所著《说文解字》，对原书的篆法和解说加以改动。此后，许慎的原本渐隐，李氏刊本盛行。宋代初年，徐铉奉诏校订《说文解字》，恢复许著原貌的同时，批评李阳冰。对此需要辩证地看待。宋元之际戴侗撰《六书故》一书，保存了丰富的《说文解字》异本材料，认为李阳冰《广〈说文解字〉》是一部有创见的文字学著作，所以近代学者唐兰的《古文字学导论》中说：“从东汉到唐代是《说文》学的起始者，其代表人物是李阳冰”。

　　从外部因素来看，李阳冰篆书风格是在唐代尚法观念中影响形成和发展的。所谓的“法”，简而言之，就是一种规范、规则。唐代迎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高峰期，是一个“尚法”的朝代。诗歌格律走向成熟，臻于巅峰，绘画、舞蹈、建筑等艺术门类也在尚法思潮中得到了快速发展。书法也是如此。唐初就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尚法高峰。正是这种“尚法”环境促成了李阳冰篆书的产生。李阳冰篆书具备了理性的美感，直接继承了李斯小篆的法度，与大唐盛世健全的法律制度、秩序井然的社会风气和繁荣的经济状况同步，充分体现了“尚法”的特征。

　　从篆书本体内部来看，李阳冰通过回归“古法”，最终实现“我法”。宋朱长文《续书断》有言：“盖李斯去古近而易以习传，阳冰去古远而难于独立也。”从前文的字例对比可以看出，李阳冰的求变很多时候是无法参照的，存在创造性的机会，也存在创造性的难度。所谓“法”中有“意”，“我法”即“我意”，李阳冰通过通过篆“法”自然来实现。《论篆》中有：“缅想圣达立卦造书之意，乃复仰观俯察六合之际焉。于天地山川，得方圆流峙之常;于日月星辰，得经纬昭回之度;于云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于衣冠文物，得揖让周旋之体;于须眉口鼻，得喜怒惨舒之分;于虫鱼禽兽，得屈伸飞动之理;于骨角齿牙，得摆拉咀嚼之势。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可谓通三才之晶汇，备万物之情状者矣。”这段话是李阳冰小篆的审美核心理念。李阳冰对小篆的用笔和结体之道进行深入研究，认为小篆源于自然，许多字形本身不仅是自然的形象反映，同时也是自然物象与神态的高度总结与凝练，只有了解原理，才能做到“随手万变，任心所成”，写出生动的篆书。这一理念从本质来说，源出“远取诸物、近取诸身”的观点。

　　李篆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古来小篆皆寂寞。李阳冰和李斯并称“二李”，两个人时间相差一千年。从李阳冰到邓石如，又是一千年。真是“千年等一回”！现在研习小篆，所遵循的思路是“二李+邓石如”。其实起初，“斯翁之后，直至小生”这句话最初被钱坫挪用，改一字而成“斯冰之后，直至小生”。钱确实可以自负。他在同时代的书家中属于佼佼者，致力于跳出“二李”范式。对照其创作来看，笔法没有根本改变，主要是字形经营，然失之振荡，有违自然，无法成为一种“可以效法的范式”，也就是说，对于大师而言，不仅自己开辟出一条新路，也可以让后人站在自己的肩膀上继续前进。从这一点来看，钱坫是自负过了头。真正的“小生”，应该邓石如。邓石如在用笔上吸取了“二李”之长，同时又突破了李斯的用笔单一和李阳冰严谨的法度，加入隶法，形成深朴多古的艺术风貌，独树一帜，引领了清代篆隶书创作。这又是一种“开创”！统而言之，李斯和邓石如之间，正因为有了李阳冰，实现了“法”的稳定性和延续性，篆书才有了“正脉”的延续。

　　为了更方便地看出李阳冰篆书承前启后的价值，我们可以通过具体字例进行对比。

　　对比三人的同字，这是纵向对比，可以看出继承和创新的关系。李阳冰学李斯，邓石如学李斯和李阳冰，似又非似。

　　为了进一步理解李阳冰篆书中的“诗性”，可以把李阳冰《城隍庙碑》和《三坟记》中的同字进行橫向对比，能够看出风格跨度。“变”与“不变”，完善与成熟，总之，风格持续生变而不固化。这是一个大师最基本的判断标准。

　　李阳冰这两种代表作中的字例可以大致分为四类：一是基本不变，如“之、山、曰、元”四字;二是用笔小变，如“有、以、冰、阳、焉、无、既、迁”八字;三是字形小变，如“于、不、其、李、年”五字，重心明显下移;四是字形大变，如“大、风、城”三字。不变的是用笔恪守“玉箸法”，正如明赵崡《石墨镌华》言：“余观其篆，瘦细而伟劲，飞动若神。欧阳公以为视阳冰篆最瘦，余谓佳处正在此。”当然，随着年岁增长，岁月霜华，会自然生变，北宋赵明诚《金石录》说：“阳冰在肃宗朝所书，是时年尚少，故字画差疏瘦。至大历以后诸碑，皆误暮年所篆，笔法愈淳劲。”对比此二碑 ，当知此言不虚。不能不说，李阳冰传世作品皆为翻刻本，风神有失，在所难免。清孙承泽云：“篆书自秦、汉以后，推李阳冰为第一手。今观《三坟记》，运笔命格，矩法森森，诚不易及。然予曾于陆探微所画《金滕图》后见阳冰手书，遒劲中逸致翩然，又非石刻所能及也。”

　　评述李阳冰篆书存在“诗性”特点，属于文学语言。从纯粹书法专业的角度来说，李阳冰篆书最大特点是“圆活姿媚，骨气遒正”，文秀和雄强并存。“圆活”即线质上变平直为圆曲，婉转流动。“姿媚”即体态上变庄严方整为活泼灵动，体式妩媚。“骨气遒正”即中锋用笔，控制到位，呈现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力量感。从李阳冰所有的篆书作品来看，不独《城隍庙碑》和《三坟记》，风格都存在一定的差异，除了时间的自然作用之外，就是天生的“想象力”发挥了作用。

　　结语

　　鉴古思今。当下篆书的创作，为什么会出现刻板、单调，甚至千人一面的状况？其实跟风只是原因之一，最根本的原因在于，写篆书的人本身没有个性。要知道，习性是个性的基础。究其缘由：一种是客观原因，生活经历基本相似，一种是主观原因，急功近利，为了入展等现实利益目标。尽管存在各种干扰因素，如果内心追求不同，那一定就会不同。其实不独写篆书如此，写楷书，刻元朱文，也存在同样的境况，必须是有个性的人来经营。不能不说，现实中存在一种普遍的、习惯性的理解，篆书存在严谨、静止、规矩等要求。老实文静的人创作规矩有序的篆书，可以实现“合拍”。这一理解看似正确，其实存在很大问题，规矩过多的结果，必然缺少创新的冲动，限制性太多。篆书在“静”的形之外，一定要有内在的流动的“势”。这是篆书的生命力所在。篆书史中出现过一些“先锋人物”，大胆创新，以激进的态度来实现篆书变革，诸如明代赵宧光和清代傅山。“草篆”是篆书和草书的“合体”，似篆非篆，似草非草，基于书体所存在的“互通性”而实现个人的变革。从审美角度来看，这是“奇”之一脉。篆书正脉则在李斯、李阳冰、邓石如这三人所构建的体系中。从各种史料来看，李斯、李阳冰和邓石如都是有性格的人，这方面的典故很多，兹不赘述。甚至于像邓石如之后的赵之谦，也有“老子不高兴”的做派，他的篆书才能写得神采飞扬。什么样的人写什么样的字，这是“书如其人”的另一种通俗说法。李阳冰真正做到了“人以书传”。他只是一介县令，因篆书成就出类拔萃而名垂青史。唐代因为有了李阳冰，篆书独有了一片天地。反过来说，也正是因为盛唐这一诗歌盛世，才成就了李阳冰，给予他无穷的灵感。本文立足于从“诗性”的角度来加以概括，揭示了李阳冰篆书中“静中显动、平中见奇”的风格创造——一方面恪守法度，一方面尽展性情，两方面皆不可缺。正因为李阳冰做到了有机统一，故能独步千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