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白蕉，海上才子，狂名至大。身边挚友亦多操行如侠士。白蕉为人重品德而轻名利，一生清贫，常“于黑墨白米之间每相为短长”。白蕉一生狂傲，他的狂是在艺术上不甘人后，有着一种纵横上下、捭阖千古的豪气;他的狂是自信，亦是不人云亦云，更是敢于讲真话，但也正是这份狂傲与直率，令他一生受尽磨难。

　　一、狂傲名士论白蕉其人

　　2011年上海书画出版社出版的《挥洒云间——白蕉书画展作品集》，封面上的照片，白蕉一袭长衫，右手握扇，脚着僧鞋，坐在一把藤椅上，温雅、自信。照片摄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那正是他人生意气风发的岁月。在上海大新公司四楼画厅举办第一次“白蕉书画金石展”后，声名鹊起，王蘧常先生为此作诗赞曰：“三十出名动海陬，钟王各教擅千秋。如何百炼成功后，傲骨难为绕指柔。”在之后的几年间，白蕉又陆续在上海举办多次个人书画展，时身边所交，亦皆是海上才子逸士。而随着白蕉声名而起的，还因那份被人所议论的“狂傲”，时人称他为“海上十大狂人”。据唐吟方《雀巢语屑》中说：白蕉早年举办展览，在广告语中即自称当代写“二王”第一人，而当时“物论殊不耳”? 。白蕉的好友徐悲鸿，很赞赏这位狂人的书法，并为他订了第一张润笔单，请其书就屈原《九歌》长卷。白蕉在《云间甲集》中云：“悲鸿先生去年来书委写屈原九歌长卷，余以待病家中，鹿鹿未就，今半矣，乃始成之，计有真、行、草共计十纸。仙童乐静，不见可欲，风猷非唐以后所能仿佛。恨丹麟不及见之也，壬申白蕉。”时年白蕉25岁，竟自谓“风猷非唐以后所能仿佛”，果然不负狂名。但对于这份“狂傲”，白蕉又自有拿捏，他说：“艺之使人傲也，此昔贤语。大概使人傲者，自视天下第一，视人皆二三等，或未入流也。余谓傲无不可，然宜在意而不在容，在意者必有成，在容者徒取厌。”

　　而陈巨来记在记海上十大狂人事中，又是这样评价白蕉的狂名的，他说：“余久知其为一狂而懒之名士，报刊上亦时见其文字，小品文似专学袁中朗一路者。及见之后，觉和蔼可亲略无狂态也。至五六年十月，中国画院筹委会成立，他为十委员之一，兼秘书长，闻为文化局科室调充者云云。时二个委员，一刘海粟、贺天健，均旁若无人，白反觉更和气了。但余从不与之多谈多话。及大鸣大放开始，白写了一篇洋洋文章，论书法，竟认为中国无一人懂书法、擅写字（隐隐以他自居为第一），最后一段云，反不如日本人有所得，‘吾道其东乎。遂被揪了出来，问以何故念念不忘日寇之用意所在。先已有刘海粟、张守成等，戴上右派帽子，最后召内兄、钱瘦铁、陆俨少及余四人，劝自戴右派帽子，可以早脱云云。故吾四人同具名请自戴者也。初白与余二人同管资料室，后余至淮南，遂无消息了。及六二年余回院后，白已调去美校为教员或秘书矣。从此不相处一起了。至六六年后，又闻其与余等一样作了牛鬼了。及去岁余回家后，始知白已逝世了。据徐生告余，当其斗争最烈时，白所持手杖上贴了大字报，不准取下，走路以示众，白不堪日被批斗，病亟之时尤如此，致某日回愚园路家中时，爬上楼头，即倒地而死了。白狂名至大，但余觉得，并不如外面所传为甚也。只他对沈尹默云云，似太对沈老过分一些，使沈老大大不怿。或者即据此一例可概其余邪？”从陈巨来的描述中看，白蕉的这份狂傲，确实也是“在意”而“不在容”。有傲气，但无狂态。至于白蕉是否与沈尹默有隙，不得而知。但白与沈的相识，应该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末之后了。在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白蕉写给姚鹓雏的信札中，有一封《去秋奉别》帖，在当中白蕉还询问姚鹓雏：“尹默先生，顷在京抑在申？冀得承教，恳公为介耳。”想托其介绍认识。所以在建国以前，白蕉与以沈尹默为核心的上海帖派中心圈的书家来说，是有一定距离的。唯尝见其在1950年时写得一本册页，对当时的一批书画家做出了他独到的评价，其中便有《沈尹默二首》。评沈氏之书“气息强能接宋元”，听起来似乎不够恭敬。然而，白蕉言事，往往就是直来直去，无所顾忌。他真而直，当然就“狂”了。

　　白蕉在《云间随笔》中，有这样一段话：“余早岁临池，夙以之自负。遇得意，自钤《晋唐以后无此作》印，狂态可掬。然迄今未敢以此席让人。” 白蕉一生狂傲，他的狂是在艺术上不甘人后，有着一种纵横上下、捭阖千古的豪气。白蕉的狂是自信，亦是不人云亦云，更是敢于讲真话，但同时也是这份狂傲与直率，又令他一生受尽磨难。

　　白蕉出生的年代，中国正处于内忧外患、黎民倒悬之时。然而这种动荡与不安，却也激发出白蕉一生爱国的原动力。1926年，时年白蕉20岁。他与褚士超、李效文等创办《青年之声》半月刊，于张堰出版。宣传进步思想，揭露社会黑暗腐败。1927年，他参与迎接北伐军进驻上海并担任国民党金山县党部青年部部长。1929年1月，所作新诗集《白蕉》由上海励群出版社出版。该书内收白蕉1926—1928年所作白话新诗47首，书前附有白蕉手书序言，为白蕉现存最早的纪年墨迹图版。是年十月，白蕉由金道一介绍至著名爱国人士黄炎培处，得到黄炎培的赏识，很快被提升为《人文月刊》的编辑主任。在此期间，他撰写了《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该书曾在《人文月刊》连载，后增订成书，成为极珍贵的史料长编。白蕉在此书的绪论中说：“此篇蒐辑当时史料，述袁氏与民国关系，固不仅在论袁氏一人之得失，及明其于民国之功罪也，亦冀使后人而鉴之耳！”此书影射当局不要重蹈袁世凯的覆辙，切中时弊，受到柳亚子、黄炎培、叶楚伧等人的激赏。该书在1936年出版时，沈若婴和黄炎培亦为之作序。抗战爆发后，鸿英图书馆基金告罄。白蕉为了使图书馆得以维持，不遗余力，做了大量工作。他日夜作书画画，又四处奔波向各名书画家征求书画，展览收入全部充作館中经费，使图书馆得以维持。陈宝鸿在致友人的信中曾提到此事，称白蕉品格之高，于世可见。黄炎培亦为白蕉的才学和品格打动，特为他写下“求是斋”匾额。在《人文月刊》工作的前后十年中，白蕉除了为《人文月刊》写评论、掌故、史实等文章，还发表了个人专著和诗集。由于工作的需要，白蕉结识了当时上海不少的学者和社会名流。白蕉对其在人文社的工作，特别是那里浓厚的学术气氛是十分留恋的，这多见于他的文字。正是这段不同寻常的经历，成就了白蕉大家风范所必备的素养和气质。

　　南社发源地之一的金山张堰，亦是白蕉的故乡。南社发起人一共有三位，陈去病、高旭和柳亚子。白蕉少年时在家中书房里找东西，无意中发现几张南社发起宣言的印刷品，署名的便是三位先生。后读《南社丛刊》，在该书中又读到柳亚子三个字，而《吴门游记》中，更是刊登了柳亚子十来首诗词，白蕉认为柳亚子是真会作诗之人，很是佩服。对柳亚子在那一时期的革命活动，白蕉始终都很关注。1935年是蔡元培七十岁和柳亚子五十岁寿辰，友人们为之祝寿，并提议征集留念作品。白蕉以一首旧作《春日杂诗》为契，加入了南社纪念会。

　　在白蕉当时创作的诗词中，触目皆是反映现实社会，关乎民众疾苦、国家兴亡的诗句，直可以史诗读之。抗战中他有《亡命草中》三律，其一云：“问讯俱凄切，沿途闻炸声。空村不见犬，烧市偶逢兵。河阔欣能渡，程遥喘渐平。翻愁全性命，不胜乱离情。”真实再现了当时中华大地在战乱中满目疮痍的悲惨景象。1946年春，他写了《思贤堂芜园晚步二首》，其一云：“回首何须有泪痕，尚传兵火荡千村。怀居岂是平生志，抱膝非关世业存。却为松长惜年事，还因梅放忆忠魂。梦边未了绸缪意，要为苍生作细论。”抗战胜利了，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回首往事，斑斑泪痕，战火中焚毁的何止万家千村？“怀居岂是平生志”的胸怀和志向，令白蕉发出了“要为苍生作细论”的呼声。内战时，难民饥寒交迫、陈尸街头，上层统治者却花天酒地，白蕉愤然作《悲上海》诗，痛斥当局的腐败。诗云：“买米声喧动四邻，关门米店空其囷。石米价高四十万，弟家炊灶看生尘。陕中名城昨日下，鲁南捷报纸上新。逃亡有命始寒饿，归梦家乡不见春。痴胖处处豪门犬，走死纷纷强国民。白骨委地收难尽，夜深路角飞青磷。噫吁嚱！从来帝子饥食肉，不见人间狗食人。”饱含血泪，读来震动人心，宛如一幅百姓流离失所、饿殍遍野的难民图。他虽为一介书生，却位卑不妨怀高。

　　白蕉一生清贫，一直在贫困线上挣扎，故他自镌一方闲章“线上人”。但这位“线上人”却是非常清高自负的。新中国成立之初，白蕉赋闲在家，没有经济收入。1950年，柳亚子南下省亲至上海，离沪回京时，白蕉送至苏州。临别时，柳亚子交与白蕉一信，请其找时主管华东军管会文物处的两位领导。然白蕉不肯凭名人托介而得工作，虽处于揭不开锅的境地，却将它夹在一堆书信里，没有发出，直到他逝世后数年此信才被发现。而为高官达贵写字作画之事，白蕉更是不为，他一方“有所不为”的闲章，即是此意。一次，杜月笙做寿，叫人拿了一张精致的百寿图纸，请让他写寿文，但他扔在一旁置之不理。他淡泊名利，安于清贫，故而能傲视权贵。

　　然而，白蕉又是慷慨热情的，虽自己拮据清贫，但遇上有困难的人，只要自己囊中还有一分钱他都会倾力相助，他帮助蒋兆和兄妹在最困难的日子度过难关。直到文革后，其家人向白蕉夫人赠送画集时，才知此事。而一位叫印世忠的俄语翻译，也对白蕉的家人说起，自己在年青求学时遇到困难，是得到先生帮助后才有成就。白蕉曾帮助过不少有困难的人，但人们所了解到的他的善举，均来自旁人，乃至受惠者的后人，而他自己却从来不提。白蕉乃一穷书生，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每于白米黑墨间两难”。所以，这些善举从经济角度而言，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这份雪中送炭的真诚带给受惠者精神上的温暖和鼓励，却是一种人间永远都需要的仁爱。

　　白蕉有以天下第一自居的狂傲与自负，有不为达官贵人作画写字的清高。但他心中却又充满着大爱与谦卑，他说自己的书画无价，只不过是有知音者、喜爱者捡去而已，如果能让大众都能感受到艺术的芬芳，自己辛苦些，又有什么关系呢。他只为艺术而创作，为大众欣赏而服务，然叹其一生又颇多坎坷，他耿介、真率的性情令他如兰蕙一般，因不适于污浊的空气和败坏的土壤而过早地凋谢了。

　　二、挚交三翁

　　白蕉一生交友甚广，又多一时名流。前辈中有柳亚子、黄炎培、姚鹓雏、黄宾虹等，他们器重白蕉的人品与才华，白蕉与他们均有诗词唱和、书信往来。同道中有徐悲鸿、蒋兆和、谢稚柳、来楚生、马公愚等，他们常来常往，情谊深厚。然而，在白蕉的知交当中，与复翁性情喜好最为相投者，当属此二翁：一既粪翁邓散木，另一位，既是药翁唐云。

　　白蕉的书画、邓散木的篆刻，在上世纪30年代，沪上被称为“双壁”。二人的脾气性格也相近，都趋于“怪”——以清冷孤傲、落拓不羁著称，对世俗的坏风气都疾恶如仇，嬉笑怒骂，无所不为，所以世人都说他们是“怪人”“狂人”。但就是这两个有“怪杰”之称的白蕉和邓散木，两个孤傲之人却彼此惺惺相惜。

　　白蕉在《愿为粪翁标榜者》一文的序言中，开头几句就毫不掩饰地说出了自己当年的傲气：“白蕉摩挲金石，少好刻画，世多俗手，遂长其傲，谓天下无英雄，王天下者当我。”可见能让白蕉佩服的，这之前还没有一个人，并自许为天下第一。“岁庚申，东阳吕梦蕉来，言次及粪翁，将行，申后约于市楼者坚，以之遂识粪翁。酒行，粪翁递书一大函，署三长两短斋印存，都十余册，启视，朱朱白白，大大小小，长短阔狭，方圆歪扁，殆数百方，谛读大骇，遽忘进酒，又窃窥其面，当四十许人耳，则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白蕉启视，见邓散木拿出的《三长两短斋印存》后，不但“谛读大骇，遽忘进酒”，既饮酣而归时，又寄赠以诗。此后，两人遂成莫逆之交，常常同桌而饮，同榻而眠，亲似手足。在《邓散木传》中，对邓散木的莫逆之交白蕉有这样的记载：“白蕉原姓何，但他故意弃姓不用。他这个人颇有点除旧革新的思想，早年在家乡与一些有志青年一道，创办过《青年之声》杂志，反对旧礼教，提倡新文化。后来，他獨自闯到上海谋生、求学，并且广交社会名流。黄炎培先生十分赏识他的才学和人格，邀请他在黄先生主办的“人文社”工作，很快又提升他担任《人文月刊》的编辑主任。在这一期间，白蕉常常住在我们家，与老铁同桌而饮，同榻而眠，亲如手足。白蕉小老铁十岁，但彼此心相通，习相近。”在邓散木家里居住的这段时期，白蕉利用工余，广泛搜集史料，埋头撰述，写成了《袁世凯与中华民国》一书。邓散木得到白蕉的赠书后，马上饶有兴味地读了起来并为书中写得精彩之绝的情节、掌故击节称好。

　　邓散木非常推崇白蕉的书法。他在写给友人陆渊雷的一封信里说：“朋友中惟白蕉绝不轻许人，此公专攻二王，见地甚高（此信日期为一九三九年七月七日）。”而白蕉画兰，疏淡清秀，潇洒出尘，画如其人，深为粪翁所爱。经常的情况是，白蕉画兰，粪翁题诗。邓散木在1940年写的一首《题蕉上坐画兰》诗中，赞誉白蕉画兰：“士世人写生惟写貌，遗貌取神谁其伦？江左白蕉非俗士，笔端直挟湘兰魂。”

　　白蕉则说：“自见粪翁每篆刻，吾不敢再握刀。”“粪翁素有怪名，予独无所见。昔者杯水对饮，粪翁席间亦语予，往颇闻人言白蕉怪，何独不见子怪。”若是作为一般朋友间互相推许，这些言辞倒不为奇。但对脾气相似，常有孤芳自赏、不合时宜之僻的两个“怪杰”来说，这样的投契与相惜之情，倒显得这样的真切。

　　唐云，字侠尘，后更号药翁，是白蕉早年就读杭州浙江美术学院时的校友。他比唐云大三岁，比他高两级。白蕉初学绘画泛涉花卉蔬果，后见唐云山水、人物、花鸟、鱼虫、蔬果，无所不能，于是他决定专攻一物——兰蕙。1926年白蕉转至上海政法大学，之后二人一别就是十多年。直到抗战时期，唐云来沪，久别重逢二人不胜欣喜。当时白蕉住在静安寺愚园路，而这里原是蒋梅笙夫妇的住房，两人移居外地后就把房子留给了白蕉，白蕉夫妇婚后即居于此处。唐云来沪，初在亭子间内落脚。后来白蕉与友人为他找到了江苏路中一新村的一套住房，此后，唐云全家定居沪上。白家与唐家靠得很近，故而白蕉与唐云便经常一起饮酒、赋诗、谈论古今、交流艺术。白蕉有应酬或文艺活动，必邀唐云同往，唐云身体魁梧，酒量好，但从不喝醉。白蕉量浅，稍饮辄醉，唐云常扶他回家。白蕉每次开展览会，唐云总要为他的兰蕙作品补上灵芝、竹石、假山等，故白蕉的兰蕙作品中，二人合作的画件最多。

　　抗战初起的上海，动荡不安的局势，汇集在沪的许多难民更是无以聊生。1938年，白蕉与挚友唐云、邓散木、若瓢、马公愚、来楚生等于大新公司四楼举办了“杯水书画展”，展品三百余件，为抗战募捐。展览售资全部交予上海国联救济会充购难民医药费用。或许就如画展取名“杯水”所喻，于驱除倭虏、救济百姓而言，这点薄力虽然起不了多大作用，但它却鼓舞了民众抗战的决心，它表达了这些中国文人对于祖国和人民最真切的爱与关怀。1943年，日伪方面指定白蕉与邓散木等人出席所谓“中日文化协会”并作为华方的代表和发言人。白蕉、邓散木接到帖，当场撕毁，不予理睬。而此时，日伪方面已发稿登报，难堪之状不言而喻。闻之此事，许多人对他们油生敬重，称道他们表现出正直、爱国的中国文人应有的民族气节。

　　自古名士皆善饮。而白蕉的知己好友邓散木、唐云，没有一个是不善饮的。白蕉在当时以饮酒豪量出名，他的朋友、弟子均知晓往事。他吃酒不用菜，只要四五粒花生米下酒。这亦为晚年致病留下了隐患。他的夫人和子女为了他健康，经常劝他少饮，白蕉总是不以为然，有时还用打油诗来解嘲。据白蕉夫人金学仪回忆，有一次，她和孩子正劝谏时，忽然有朋友来找白蕉，白蕉在微醉中作打油诗一首：“不许爷（上海、江苏一带对父亲的称呼）多饮，娇儿知爱爷。未谙饮中味，不独吾儿差。”他写完后，又在后面加跋云：“此帧饮余涉笔，戏与老妻对话之词也。”白蕉为人之风趣可见一斑。

　　白蕉爱饮酒，但酒量则远不如散木和唐云。至于邓散木的惊人的酒量，据他夫人说，“粪老”曾与人打赌，一下子喝了一坛黄酒，足足五十斤，嚇得别人目瞪口呆。他性烈如火，喝醉后常常针砭时弊，破口大骂，旁若无人。而唐云饮酒，赤膊上阵，坦胸露肚之态也是常有。一次，在徐悲鸿的邀请之下，白蕉、邓散木等在酒楼，对酌谈心。畅饮之后，痛斥国民政府，四座食客闻言胆战心惊，纷纷避去，酒楼的招待对此也是大惊失色。

　　1942年，白蕉与金学仪结婚，好友们纷纷以礼贺之。唐云一幅鸳鸯戏荷图喻一对新人恩爱幸福，有趣的是画中的题字将结婚人的姓名、年龄、证婚人以及在何时何地办婚礼都一一列出，白蕉夫人一直珍藏，配有镜框，常挂不换。而邓散木的贺礼则更有趣了。他在贺礼上面神秘、调皮地写道“不要立即拆开”。白蕉夫妇强忍好奇，等客散礼毕拆开来看时，只见白纸层层包裹，褪去二十几层方才“水落石出”。一对精工制作的牙印，放置在一精巧的印盒内。一方“大吉”，一方“花好月圆”。只可惜“十年浩劫”间，两方印已不知去向。白蕉夫人金学仪每念及此事，还是惋然叹之。

　　上海解放时，白蕉与邓散木合作的钢笔字范出版。1955年，邓散木因工作调至北京，两位挚交此后地北天南。1956年，上海中国画院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白蕉任委员之一。时委员会主要工作即挑选画师入院，因上海书画名家特多，白蕉时任秘书主任，于画师之选留颇费踌躇，无意之中亦难免得罪于人。以致有人写诗，讥之为“梅园天下白家班”，以泄心中不平，意指画院乃吴湖帆之天下（因吴湖帆斋号“梅景书院”，入选者多有吴湖帆之弟子），选留一班人员均为白蕉亲故。事实上，画院人事问题，均据各人实际情况综合考量，集体确定，本非一人所能定夺。白蕉于此只能一笑了之。奈何此事后来竟成为白蕉划归“右派”的“罪证”之一。

　　1957年，“反右”斗争开始，对于整风鸣放、批判中产生的一些现象邓散木深感疑虑和不安，他不赞成“随便下结论，随便扣右派帽子”。由于他脾气率真，又喜和领导申辩，很快他便被人戴上“右派”的帽子。苦闷的邓散木，在这年11月4日，给在上海的老友白蕉写了一封长信，详细叙述了自己挨批带帽的经过。在信中，他心酸地叮咛白蕉：“你独眼看世界，说话更要留点神。”他担心着和自己一样性格脾气的好友，也会招致相似的厄运。谁料，几乎与邓散木同时，白蕉也被打成了“右派”。此后，两个同病相怜的“怪杰”，依然在逆境中不绝鸿雁，彼此在思想情感上获得交流，取得慰藉。是年为白蕉一生境遇之转折点，自此以后，白蕉身体及精神状态均大不如前。“一九六三年新春伊始，白蕉风尘仆仆从上海赶到北京来看望病中的莫逆，并带来了一瓶茅台酒。从白蕉抵京直至他回沪，前后十三天，始终与老铁‘共饭与同榻（日记语）。”? 直到2月4日，邓散木与白蕉相互依依不舍的送别后，他们都未曾想到，三十多年的莫逆之交，今朝一别，竟是永诀。

　　唐云也经常参加大鸣大放座谈会。他总是坐在旁边，嘴里叼着烟斗，这样可以少说话。所以他既不鸣也不放。白蕉写了一篇文章《我道其东》，要唐云提些修改意见。内容是讲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不再提倡和重视书法，如果我们再不给予重视，将来书法之道恐怕要向日本人去求了。唐云看完文章，即劝白蕉好好考虑，认为还是不发表为好。白蕉听从了唐云的劝告。在另一次鸣放大会上，大家发言到了最热烈的时刻，他就把这篇文章作为发言稿在会上讲开了。这次鸣放会不久之后，白蕉果然被戴了帽子。“戴帽子”的当天晚上，唐云去看白蕉，两人相对欷歔。

　　1957年，白蕉被划成“右派”，降级、降职、降薪并下放至上海中国画图书馆为管理员。在被打入另类、人人之避之不及、社会关系日益冷淡的日子里，白蕉留下这样的文字：“抵掌倾杯，道故抒愫，散木千里，大石不晤。揉纸撕扇，心惨意答，眼横美酒，泪下如雨。”从中可见，最好的朋友邓散木、唐云（大石）不能互通讯问，白蕉经常思念他们，深感“心惨意答”，只能把书写的作品撕毁以解气闷，面对美酒亦只能“泪下如雨”。至1961年，白蕉摘掉“右派”帽子。1962年，他被调往上海市美术专科学校，任中国古典文学（诗词题跋）及书法教员，与沈尹默、潘伯鹰等人积极开展书法普及、挽救工作，并在由沈尹默创办的上海市青年宫书法学习班及静安寺区文化馆书法班执教。1964年，白蕉应邀去安徽讲学，带去百件作品于安徽展出，展出结束后将作品全部留下。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白蕉被批斗、抄家，被“从严处理”，扣上“地主分子”帽子，取消公费医疗。1969年1月31日，白蕉因昏迷而被家人送进医院，又因病卡上被工宣队强迫写上所谓“地主”成分而遭多家医院拒收，直至晚上重度昏迷方被华山医院接纳入急诊室。2月3日凌晨3时30分，白蕉辞世，终年六十二岁。

　　结语

　　回望白蕉一生，因性情的狂傲與直率，令其一生颇多坎坷，但同样也因为这份狂狷、真率的气质个性，成为其书法品格独特的根本原因所在。设非其人，绝无其艺。白蕉一生，将晋人超然物外的观念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的艺术，正是人与书全面贴向魏晋结出的硕果。

　　注释：

　　①唐吟方《雀巢语屑》，金城出版社2010年。

　　②白蕉《云间言艺录》，见《书法》2007年第12期。

　　③《邓散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5月第1版。

　　参考文献：

　　[1]白蕉原著，金丹选编.白蕉论艺[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0.

　　[2]陈巨来.安持人物琐记[M].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1.

　　[3]邓散木传[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6.

　　[4]唐吟方.雀巢语屑[M].北京：金城出版社，2010.

　　[5]郑重.唐云传[M].北京：东方出版中心，2008.

　　[6]白蕉书法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13.

　　[7]金学仪.忆白蕉——往事如昨，记忆犹新[J].中国书法，1998.

　　[8]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J].人文，1934年第5卷第6期.

　　（作者简介：黄凰，女，壮族，毕业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现就职于云南大学昌新国际艺术学院。研究方向：中国书画创作与史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