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江南一布衣,自幼爱好书画刻。
闻之先辈谆谆言,书刻先须通金石。
青铜白玉石刻画,穷究深研不忍释。
跋履山川访名器,博览精鉴识宝物。
详察纹饰辨年代,纵观文字溯骨甲。
埋头苦读许慎书,象形会意细咀嚼。
九千三百五十三,连首带尾腹中纳。
信手写来大小篆,史籒李斯似旧识。
汉魏以降重行草,草书本由篆书出。
以篆作草宗张芝,出入羲献复颠旭。
学画初学阎立本,山水独喜荆关法。
浸淫于兹年复年,怡然自得忘岁月。
……
乙丑炎夏录旧作《白头吟》
朱复戡先生1985年抄录作于1982年的《白头吟》,是稿略有修改。这首叙事抒情诗,主要叙述了他本人——“江南一布衣”的艺术人生。
最近,《中国书画报》登载薛军先生的文章《莫让浮云遮望眼——对林散之书法艺术价值的再认识》中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在政治文明、学术昌盛的今天,如何评价一个书法家的艺术价值?以怎样的书法艺术审美标准来进行评判?”文章说,我们总不能以“官本位”的思想,先入为主,看他当过什么官,在书法组织任过什么职,以所谓的“知名度”来衡量其艺术价值——“按官论价”!文章呼吁对一介布衣书法家林散之再认识,笔者完全认同!由此联想到,对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离开大上海、蜇居泰山一隅仅8平方米的过道南屋里20多年、晚年又回到上海的布衣书法家朱复戡的艺术价值和艺术贡献也应当再读再认识。
一、研临石鼓,别开面目
20世纪初,康有为“尊碑抑帖”的书学思想影响甚广。海上书派的代表人物吴昌硕,“曾读百汉碑,曾抱十石鼓”。朱复戡承家教4岁起习毛笔字,6岁临习石鼓文, 7岁时写石鼓文集字联,受到吴昌硕夸奖。12岁时师从南洋公学(交通大学前身)总理张美翊。朱复戡缩临石鼓文全本,是由张美翊首倡,并要他“必须审定释文,不使稍有罅漏,贻笑通人”。其严谨的治艺态度,对朱复戡影响甚深。直至1922年,遵张美翊所嘱,朱复戡全临石鼓文,可考的有两通。其缩摹石鼓文,每鼓皆有释文、跋语,对石鼓文辗转流传的历史十分清楚。1922年9月24日,一香居士张颐(亦湘)跋朱复戡书石鼓文,给予赞扬。
晚近书猎碣文字者,首推吴老缶,老缶固老作家,然偶有犷猂之气,欲以此炫流俗之目也。今观静堪此册,缩其结构,笔笔清劲不懈而入于古,兰者空谷,无言自芳,见识洵高人一等哉。
壬戌八月四日一香居士张颐时与静堪同客海上
张美翊1923年5月23日致函朱复戡,给予激赏:
屡展贤所摹石鼓,鸾翔凤翥,异于王虚舟、钱十兰之墨守;亦非邓完白、吴昌老之变态。今贤以容易出之,殆天授矣。然仍须加以人力。……
1923年7月5日,张美翊又题朱复戡缩摹石鼓文:
余所见石鼓文摹本,前如邓完白,近如吴昌硕。邓出秦刻石,吴参钟鼎文,皆绝作也。……朱君百行,缩摹此册,黑文者阮本,飞白者姚本。方整劲挺,纯乎不钩之钢,篆文写以飞白,尤旷古所未见,神明变化存乎?其人当于邓、吴而外,别开面目。弱冠之年,所诣至此,进境未可量也。
老师褒奖学生,于邓石如、吴昌硕“绝作”而外,别开面目,进境未可量。并致函好友冯君木、顾鼎梅,推荐朱复戡。
由此可见,当时对朱复戡此临本评价很高。但所摹石鼓文的范本,并非善本。至1923年5月,朱复戡又刻“十鼓止载数骆驼”印,并完成石鼓文全文刻石(边款)。
壬寅凉秋(1962年),朱复戡于岱麓书安国氏藏宋前拓石鼓文一通,自跋云:
宁波范氏天一阁藏北宋拓石鼓文,著名环宇,称海内第一孤本。嗣后此本竟成复刻。……一代大师吴缶庐书学石鼓,数十年来,别开宗派。逝后翌年,此拓始出,缶老未及一见,孜孜一生,所摹写者,乃阮氏复刻本也。顷加校对,乖误孔多,深资遗憾。其门徒辈依样葫芦,未能有所纠正,以误传误,贻害后人,岂浅鲜哉。
朱复戡先生对一代大师吴昌老书石鼓文未及取善本,门徒辈依样葫芦,以误传误,深资遗憾。他治艺谨严,对石鼓文的文化背景穷究深研,不迷信,不盲目,取法乎上,最终取安国氏北宋拓本为善本,不愧为大家风范。
二、精研金石,独具匠心
金石文化的学习与研究贯穿朱复戡先生的一生。学习书法,他从临习石鼓文入手,继而大篆、小篆、诏版、魏碑、隶书、行草。弟子请教先生如何写大篆,他说:“予写大篆,先写《毛公鼎》,取其藏锋,复写《盂鼎》,取其露锋,又写商器铭文,加进捺脚,如做菜一样,光是单味不好,要多加佐料,得 ‘复味。”他还说:“我把《说文》九千三百五十三字,记得滚瓜烂熟;又把石鼓、诏版朝夕摹写,由此基础再上溯三代金文。”先生还用七律《答问》回答上海美专时的学生、华东师大教授黄若舟:
商周甲骨与钟鼎,大篆通称古籒文。
直下雄浑收玉箸,纵横挺劲拔钢筋。
挥毫落笔锋棱藏,用墨随心枯湿分。
问我如何写大篆,别无诀窍可云云。
一首诗简要鲜明地将大篆的源流以及书写用笔、用墨、结体、气韵等描述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朱复戡先生精通“六书”,精通古文字,于金文,他会写又能识,在国内是少有的。1949年秋,朱先生批阅《鬲室旧藏夏商周汉彝器考释》一书 ,对亚鸟觚、贝簋、白侯父盘、海马葡萄镜等青铜器中的铭文、纪年、出处、制作、归属均作出详尽的考证,并与所见其它同类器物作比较,题写释文、跋语10则,另有前言与后记4则,足见其眼界之高超、學识之渊博、功力之深厚。随着考古发掘出土的青铜器增多,先生博览精鉴,考证摹写并题跋。1978年秋,《朱复戡大篆》面世,1980年香港海欧公司又随之出版。全帖对新出土的28件青铜器上的铭文重新摹写,注明释文、出土地点,并对器物制作与铭文题写评语。一器一幅作品,或疏朗清逸,或瘦硬健劲,或朴茂浑穆,参照原铭,更有创作,尽展先生才智。
集终生研究金石之功力,应中华青铜文化复兴公司之聘请,朱先生于耄耋之年精心创作了中华宝鼎、荣氏宝鼎、九龙五凤宝鼎、震泽神鼋、诚则灵钟、虚云寺钟等青铜重器多种,分别陈列于上海、无锡以及香港、美国夏威夷等地。其器型、纹饰设计和大篆铭文撰书均出自先生之手,古穆、庄重、典雅。两千余年前秦二世《泰山刻石》,共223字,历经磨劫,仅存10字残石;《峄石刻石》仅存仿刻,且有残缺,形神全失。先生考证补齐文字,按照李斯笔意,复书旧观,乃斯后一人!1987年春,香港友人宋祥庭致函朱复戡云:“在台湾,先生被大师(张大千)指名为近代史上金石、书画、青铜器权威家。” 可谓名副其实。
三、深研二王,以篆入草,另辟蹊径
草书是朱复戡先生书法艺术的重头戏。他以石鼓、大小篆为根底,行草书从近人沈曾植、吴昌硕入手,尤喜明末三家黄道周、倪元璐、王铎,进逼晋唐,“出入羲献复颠旭”(《白头吟》)。先生极重书函,较之大幅作品尤其上心。《朱复戡墨迹遗存·行草书札卷》与《朱复戡墨迹遗存·行草诗词卷》收录朱先生信札100件、诗词手稿126件,多为行草书,亦有草书,书写对象与内容不同,书写形式与书写风格亦不相同,既有精心严谨之作,亦有率意、轻松、性情之作。《致戴季陶书》拒绝所谓“规劝”,情绪起伏波动,字势先沉稳雄健,随之潇洒奔放,而后气势凌励。《致冷翁(马公愚)书》,邀老友吃大闸蟹,信笔而书,收放自如,用笔用墨疾徐浓枯变化丰富,韵味无穷。《致郑亦桥书》,轻松逸情,洒脱自如,点画灵动,方圆兼备,神采飞扬。先生笔精墨妙之作若置入晋人书札之中也不会逊色!《白头吟》《南海康师迁葬感赋二律》《五律·别南屋》《老友刘大师(海粟)属书上严老八秋大寿》《螃蟹》等手稿也都是力作。
朱复戡先生书法由碑及帖,进而碑帖相融,独具面目。他尊崇二王,从青年时代开始日习《戏鸿堂》帖,于《十七帖》和阁帖中张芝、王羲之的传本作品深入研究、考证,兼学章草、颠旭的狂草。至50岁前后,先后跋《澄清堂帖》20余则,跋《馆本十七帖》30余则,并作《论二王书》。题跋中慧眼辨原帖之真伪,考证有关史实,评论其书法优劣,临帖再题跋评语,涉猎内容丰富。其书法多拟二王笔意,既有书卷之气,更有金石之气。他曾说:“较羲之、献之,我多活了几十年,应该比他们写得好。” “逸少沉著雄健,子敬潇洒奔放,合而兼之便当胜蓝。”可见他的自信与雄心。
积聚大半个世纪书法研究和创作的实践经验,于上世纪80年代初,先生创作完成了《朱复戡修改补充草诀歌》《朱复戡草书千字文》等草书经典著作。旧本《草诀歌》字太少,内容不够全面。《修改补充草诀歌》既是草书理论著作,又是学习草书的范本,集指导性与艺术性于一体,若无旷世之才实难完成此旷世之作也!
朱复戡先生的草书,以篆入草,用篆之笔书写二王一路的草书,形成了“个性独具的金石气象浓郁、苍茫浑穆、沉雄劲健、险绝夺人、法度谨严、内涵丰富、韵味无穷的草书风格。” 国画大师刘海粟1976年复函朱复戡称赞:“余爱君狂草,夭矫苍劲,不可端倪。祝枝山、傅青主弗足道也。”
四、取法乎上,篆刻艺术自成宗派
于篆刻艺术,朱复戡先生青少年时代受赵子谦、吴昌硕影响,“年未二十,驰誉海上。” 其篆刻作品追仿吴昌老者,往往乱真。具有远见卓识的吴昌老让天才的后生取法乎上,力追秦汉,走自己的路。
印从书入,是朱先生变法创新的基点。他对弟子说:“刻印先写好字,写字须先通文字学”。“你的字写多好,印就能刻多好,印从书入。” 先生的书法修养极为全面,石鼓、大篆、小篆、诏版、隶书、大草、章草、魏碑,诸体皆擅,无所不精,先生精通文字学,对不同风格的古文字进行改造,为我所用,还精通金石学,于钟鼎彝盘、古玺封泥、石鼓铜诏、铁权瓦量,无所不通。
师法秦汉,上溯两周,治古玺而自立门户。步入中年的朱复戡脱离了赵子谦、吴昌硕的路子,直入周秦、两汉,于周秦古玺用力至勤,熔合百家,逐步形成直追三代,高古、挺秀、浑厚的鲜明风格。1950年前后,为上海的收藏家汪统精心创作了众多篆刻作品,集成了《复戡印集》,拟秦模汉,规模古玺,出神入化,超越前贤。“他的模古玺作品,朴拙恣肆,大胆残破,笔断意连,天真烂漫,拙中求巧,厚中富秀,既得古玺气息的古气盎然,又得其章法润泽之自然。” 沙孟海在《朱复戡篆刻》跋中惊叹:“《复戡印集》(指早年《静龛印集》——笔者注)中,多拟玺之作,峻茂变化,殆欲雄视一世!”上世纪70年代在致朱先生函中盛赞:“当今书刻,尤以治古玺者,应推老兄第一,并非面誉。”
以书入印,以画入印,在边款上做文章,机杼独出。朱先生极富创造性,将书法艺术、绘画艺术、装饰艺术与篆刻艺术融为一体。款识文字于甲骨、金文、诏版、魏碑、行书、大草无所不及,纵刀如笔,尽现笔情墨趣,俨然一幅幅微缩的书法神品。刻画人物、佛像、山水、龙凤、龟鹤则惟妙惟肖,富有生机,又俨然一幅幅亦工亦写、形神皆备的图画。而于青铜、古玉、汉画、晋砖亦是信手拈来,为我所用,巧妙安排,异彩纷呈。
篆印艺术为朱先生之独创。先生80岁以后不再操刀,但笔力至终不衰,他善动灵机,一改篆刻先篆后刻的常规,只篆不刻,以笔代刀,以纸代石,以篆写的手法表现刻的神韵,达到印蜕效果。先生的“篆印作品,即使一字之偏旁部首甚至一个点画,皆追根求源,以三代钟鼎、兵器和秦权等形制纳入篆印;以商周铭文、秦汉刻石图纹为边款;将英文古篆化,旁围云纹中西结合成印;以青铜纹饰设计印纽;以精确之考证改动古玺印;以严谨务实的态度自改印作。造诣之深,令人叹服。”
朱复戡先生的篆刻由继承至发展创新,其艺术成就虽不能与一代大师吴昌老相侔,但他“雄视一世”(沙孟海语),“度越前人”,“自成宗派”(马公愚语),因而确立了他在20世纪印坛开宗立派的大家地位。
“欲登造极学到老,孜孜一生废寝食。”(《白头吟》)朱复戡先生极重修为,教育弟子“要扎扎实实地做学问。势利观点我从来反对。”他学识渊博,诸艺兼修,其绘画以深厚功力的书法为根基,融合了八大山人的简洁、石涛的洒脱、吴昌硕的浑厚,擅作人物、山水、花鸟,题材广泛,技艺精湛。
作为文人的雅好,又有丰厚的国学修养,朱先生善于吟诗填词,或自咏自叹,或抒情述志,或友人唱和酬赠,或赞美祖国山川,或题绘画作品,或评论书法艺术,或教诲弟子,涉猎广泛,且有高深的造诣。单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先生的一些作品堪称传世的佳作杰构。
综观朱复戡先生的艺术人生,身为一介布衣,却神驰珠穆朗玛,醉心于艺术,于金石、诗、书、画、印诸艺皆擅俱精,匠心独运,开一代宗风。他无疑是一座艺术丰碑,是一部尚未读透的艺术巨著。再读朱复戡,进一步研究朱复戡艺术,对于确立书法艺术的评判标准,对于求实客观、公平公正地评价书法家,对于书法艺术事业健康发展和进一步繁荣昌盛不无裨益。
注释:
①《朱复戡墨迹遗存·论书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107-114页。
②《朱复戡金石书画》,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第1版,219页。
③《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第二辑》,281页。
④《朱复戡金石书画》,上海书画出版社,2014年11月第1版,216页。
⑤《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書画出版社,2007年第1版,208页。
⑥《朱复戡墨迹遗存·论书卷》,上海书画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150页、154页。
⑦《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142页。
⑧《朱复戡艺术研究文集》,上海书画出版社,2007年12月第1版,211页。
⑨《朱复戡篆印墨迹》后记,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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