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近现代办学历史中，清华大学毫无疑问是一所当之无愧的著名学府。一所大学之所以著名，当然离不开大学里的人。大学所培养的人和那些在大学培养人的人，构成了大学里的人的主体，这些人的品格、学问、修养和社会影响力，则几乎构成了大学声望的全部。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说过：“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直白地讲，清华大学之所以著名，正是因为在她创建以来的一百多年中，聘请了众多有影响的学术大师，也为社会培养了众多的知名学者、科学家、工程师。正是这些大师级人物，以及那些在各自岗位上兢兢业业、孜孜以求的清华学人的整体表现，使得这所大学变得与众不同、有口皆碑。
说到清华学人，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定义，恐怕也难以形成绝对的共识。原因有二，一是清华自身的历史本就复杂，至少应该包括清政府1909年设立的“游美肄业馆”和1911年建立的“清华学堂”、民国元年更名的“清华学校”和1928年更名的“国立清华大学”、抗战时期的“长沙临时大学”和“国立西南联合大学”，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清华大学”，严格地说，还应该包括台湾国民党当局1955年在新竹建立的清华大学，那是由清华老校长梅贻琦先生复建且担任校长，并在很大程度上延续着清华传统的大学；二是很多学人自身的经历也很复杂，有的先后受教于多所大学，有的则辗转在多所大学执教，而且执教又有专任和兼任之分。这里不妨给一个相对宽松的界定：凡是在上述任何时期的清华受过教育或执教过的学人，统称之清华学人。当然，需要特别澄清的是，在长沙临时大学和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尽管清华和北大、南开联合办学，教师和教学资源重新整合，但是无论是教师的教籍，还是学生的学籍，仍然是有区别的。以学生的学号为例，清华籍的学生是T字头，北大是P字头，南开是N字头，而联大学籍的学生则是A字头。因此，对于联合大学时期，严格讲只有真正清华籍的教师和学生才可以算清华学人，否则将造成混乱，且易引起争议。
“手迹”从字面意思来讲，是指亲手书写的墨迹。对前辈手迹的代称，则又有“手泽”“遗墨”“遗泽”等称谓。《礼记·玉藻》云：“父殁而不能读父之书，手泽存焉尔。” 由于书上留存父亲生前翻动的痕迹而不忍触动，以致不能阅读，今天看来似乎是种愚孝，但却令我辈仿佛感受到古人在面对亡父手泽时的那份凝重和真诚。“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情同父子”，前人常常以此来比拟师生之间的关系，面对着肩负传道使命的先师的手迹，相信每每会触发学生奋起自励之心。诸如苏子瞻得睹先师欧阳文忠公《与王仲仪书》手迹，不禁念及“余出入文忠公门最久，故见其欲释位归田，可谓切矣。”复有感叹：“君子之欲退，其难如此，可以为欲进者之戒。”（《跋欧阳文忠公书》） 朱子得见刘子翚片纸遗帖，“始得泣受而宝藏之”，而其心中拳拳所念终为“躬行不力，老大无成”，“将无以见先生于地下”（《跋家藏刘病翁遗帖》）。 名人手迹，六朝始重，片纸寸楮，视为瑰宝。至宋，刊刻尺牍之风一时兴起。《梦溪笔谈》曰：“晋、宋人墨迹，多是吊丧问疾书简。唐贞观中，购求前世墨迹甚严，非吊丧问疾书迹，皆入内府。” 唐人多以响拓法保存六朝翰墨，以传书法；宋元绍承唐风，刊刻尺牍仍以书法为重。明清以降，风气一变，刊印尺牍，一方面为示之以写信模效之径，以文辞取胜，如《尺牍争奇》《尺牍谷音》《尺牍清裁》之类；另一方面则记之以文人风雅，以情事为重，如周亮工编订《赖古堂尺牍新抄》、李渔辑录《尺牍初微》《尺牍二微》、钱澄之撰写《田间尺牍》之属。要言之，无论观者还是编者，其意都在于唤醒古人。
只是，我们要唤醒的，并非千载以下的先贤圣明，而是百年以来的仁人志士。二十世纪初的中国，是李鸿章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二十世纪的清华学人，在中国文化面对内外冲击的风口浪尖，在旧制度新政权的翻天覆地的转换中，他们的学术探究、政治作为、教育实践、交游往来，以及由此而折射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取向，都是这百余年来中国学人的杰出代表，也是这百余年来中国学术的重要巡礼，其典型性不言自明。有鉴于此，我们从中遴选了自建校以来且今已作古的一百三十位有着重要学术贡献或社会影响的清华学人，原则上一人撷取一件手迹作品，或信札、日记，或笔记、文稿，或题跋、对联、条幅，甚至是分数单、课程表，不论先后轻重，以其生年为序，陈其手泽，勒其生平，释其文字，述其缘由，算是为心目中预设的对象——愿意欣赏、品读并对此持有兴趣的观众和读者，奉献一份不受时空限制的礼物。
一
当然，这些手迹只是前贤生活的“雪泥鸿爪”，对于个体漫长而又丰富的生命来说，它们所揭示的，仅仅只是其整个人生轨迹中的只鳞片羽。不过，就是这些只言片语，其所承载的艺术价值、史料价值和文化价值，已足够令我们心动不已。还是先从那幅陈寅恪挽王国维先生的著名对联说起，上联是“十七年家国久魂销，犹余剩水残山，留与累臣供一死；”下联是“五千卷牙籖新手触，待检玄文奇字，谬承遗命倍伤神。”这幅宝藏于清华大学档案馆的珍贵墨迹，大概与清华学堂附近的“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一样声名远播，它们牵连出的是一个开创了中国近代国学研究传统的辉煌如神话的清华国学研究院。 在我们的展览名单中，王国维、陈寅恪、梁启超、赵元任是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吴宓是国学研究院筹备主任，也是国学研究院实际的主持工作者；李济是专任讲师，朱希祖为兼任讲师，陆维钊为助教，梁思永为名誉助教。至研究院结束，先后任教的还有马衡、林志钧任讲师，赵万里、浦江清任助教，刘盼遂、徐中舒、高亨、姚名达、何士骥、谢国桢、陆侃如、吴金鼎、王力、冯国瑞、卫聚贤、姜亮夫等都是国学研究院的优秀毕业生。杨振声、刘文典、俞平伯、黄节、顾颉刚、冯友兰等是国学院结束后从外校延揽的文史大家。闻一多、潘光旦等則是清华自己培养、赴美国留学后、又回母校任教的知名学者。
清华国学院学者的学术视野和研究成果，在近代国学研究实践中，绝对无愧于世界第一流的中国研究。他们之所以能够领衔近百年来的国学研究，取得一系列令人瞩目的成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学院所秉持的路线“始终是与世界的中国研究、汉学研究、东方学研究联结在一起，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 。这从国学院四大导师教授的科目可以看出：王国维教授经学、小学、上古史、金石学、中国文学，梁启超教授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文学史、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通史，赵元任教授现代方言学、中国音韵学、普通语言学、中国乐谱乐调、中国现代方言，陈寅恪教授年历学、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研究、摩尼教经典回纥译本之研究、佛教经典各种文字译本之比较研究、蒙古、满洲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李济教授中国人种考。 据说梁启超先生的课在当时是最受欢迎的，牟润孙这样描述道：“当时梁名气很高，许多学生都争先恐后围绕着他。梁很会讲书，才气纵横，讲书时感情奔放，十分动人。” 虽然对于梁的学问，胡适等人也有所保留甚至批评， 但在国学研究院筹办之初，当曹云祥校长向胡适咨询磋商研究院导师时，胡适力荐梁任公、王静安、章太炎三位大师，梁任公位居其首，一个重要的原因便是梁的号召力和影响力，不得不对此有所倚重。这跟梁任公驰骋于政学两界的社会角色不无关系，我们此处展示的便是他在赴任清华国学院导师前夕在法学界活动时的一封信件。这是任公写给万木草堂同门兼同乡孔昭焱的一封私信，孔在民国后历任北京大总统府秘书、广西财政厅厅长、广东全省酒税处总办、京兆财政厅厅长、司法部次长等职。梁启超信中所涉事务皆与司法有关，据其“复书乞寄北戴河”等语，可知时在1926年他在北戴河养病期间，随后不久即被确定为北洋政府时期专门的司法人才养成机构——司法储才馆的负责人， 他让曾任北洋政府司法部部长的林志钧以学长兼教务长的身份代替自己全权理事，在1927年又聘任林志钧到清华国学院执教。梁氏曾留下三百多万字的法学著作，在十多年的政治活动中，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推动中国法制的现代化上，在南长街五十四号梁氏重要档案中曾藏有梁氏数通信札皆与司法储才馆相关，正好可以与此相印证。而陈寅恪在国学院任教时，“刚从国外回来，名气不高，学生根本不知道他学贯中西，也不去注意他。陈在清华大学讲书……专讲个人研究心得，繁复的考据、细密的分析，也使人昏昏欲睡，兴味索然。所以真正能接受他的学问的人，寥寥可数。” 陈寅恪“在清华研究院讲授和指导的科目，均为地道的欧洲汉学”， 他在课堂上讲述《金刚经》，会引用十几种语言比较分析中文本翻译的正误，他所教授的蒙古史料、唐代西北石刻等科目，对于研治中古时期的民族关系确为治学要津，而多种语言的训练，英、法、德、俄、日、希腊诸国文字自不必说，业已消逝的文字如拉丁文、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藏文、突厥文、西夏文及波斯文等，皆是其学术工具。只是当时学生程度有限，接受起来颇感吃力，但到后来进入各自专业的高深境界，方知陈寅恪先生的指引之妙。我们展示的手札中正好有一通信是陈先生的弟子姚薇元写给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的，商议姚著《北朝胡姓考》的出版事宜，而此书的序言正是由陈寅恪先生操刀。姚薇元1931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从陈寅恪先生攻读魏晋南北朝史，在中古民族关系史方面用力甚勤，先生所教授东方语言学等自然也大派用场。陈先生在《姚薇元北朝胡姓考序》中在姚书考订胡姓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了胡名的考证对于历史研究的意义，并在胡名研究的方法上，又举出不少运用语言学“对音”的例子。endprint
值得一提的是，为避战乱南迁的学术机构，如云南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四川三台县的东北大学、李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成都的齐鲁大学等，清华研究院的人物不仅领衔了这些学术机构的研究工作，还积极与西南当地的学者相互动，我们呈现的学人手迹中有多通信札可以为之佐证。例如国学研究院的毕业生徐中舒先生，从1930年起便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应中英庚款和四川大学协聘，任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除短期在武汉大学、华西协和大学、燕京大学、中央大学兼课外，终身执教于此，在先秦史、古文字学、明清史和四川地方史等研究领域做出了杰出贡献。他在史语所南迁李庄时期，有一函致董作宾先生，其中提供了当时很多学者的活动信息，如语言学家丁声树（号梧梓）其时正在四川调查方言，顾颉刚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黄文弼（字仲良）时在西北联合大学和四川大学任教，卫聚贤供职于昆明的中央银行研究考古学，邢公畹（原名邢庆兰）、傅斯年、罗常培、李济、梁思永等都在位于宜宾李庄古镇的中央研究院工作。曾作清华兼任教授的钱穆先生当时亦在成都齐鲁大学，他有一函致时在成都金陵大学任教的汤定宇（钱氏在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学生），欲推荐他至三台东北大学金毓黼处，参与史语所殷墟发掘的胡厚宣时亦在齐鲁大学。而时任三台东北大学文学院主任的陆侃如，则写信给董作宾欲聘董同龢先生（1932年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曾任《新华周报》副刊编辑、中国文学会主席，从王力学音韵学）来此担任语言学一科。时在齐鲁大学主持国学研究所的顾颉刚先生，写信给西南著名考古学家、文物收藏家、昭通学者张连懋先生（字希鲁），除对其大作《滇中金石文字考证》表达倾慕外，还向张连懋先生请教陈履和遗文轶事。陈履和是顾颉刚所编《崔东壁遗书》著者崔述（号东壁）门人，其遗书便由他汇刻而成。顾颉刚自1921年开始标点、整理《崔东璧遗书》，直到1936年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凡此“十五载”，孜孜不倦地搜集材料，于此可见顾氏治学的坚韧和严谨。时在昆明中央银行供职的卫聚贤，也曾有函致张连懋，卫聚贤是国学研究院的第二届毕业生，作为“山西人才”被收容于孔（祥熙）家人才库，以高薪安置在中央银行研究室，于此展开考古、历史等研究工作。张希鲁长期生活贫困，卫聚贤得悉后积极为之筹措，给他的信件便是交待举荐张去中央银行谋职之事。顾、卫二人的信函是南迁的清华学人与当地学者积极交往的生动例子。
抗战时期清华学人在西南地区开展的国学研究，有一个突出的重心就是围绕考古材料展开历史研究，这不能不说是清华国学院开辟的与世界汉学相接轨的学术路径之余绪。早在1909年，当时还是一个黑发碧眼、清瘦俊朗的法国青年伯希和（PaulPelliot.1878—1945，法国东方学家），就受到了清廷政要宝熙、刘廷琛、柯劭忞、恽毓鼎以及来自学界的王仁俊、徐坊、董康、蒋黼、吴寅臣等人的宴请，随后在董康的引荐下，罗振玉、王国维又前往伯希和租住的北京住处拜会。牵动这些学者目光的，乃是“伯希和行箧中的敦煌斩获，及其斩获必须延展到的中亚当代考古运动” ，史家因此称之为“国学与汉学的相遇”。 这次相遇，形成的后果便是大家熟知的由王国维所实践、陈寅恪提出的“把地下的实物和纸上的遗文互相释证”“外来的观念和固有的材料相互参证”“异国的故书和吾国的古籍相互补正”的“三证法”（《王静安先生遗书序》）。迁往四川李庄古镇的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清华国学研究院出身者显然占据主流，下设三组即分别由陈寅恪、赵元任、李济领衔。” 史语所“将自然科学方法广泛地运用于国学研究领域，尤其是以现代考古学方法取代了传统金石学，由此在殷墟发掘上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我们展示的学人手札中有一封时在西南联大国文系任教的陈梦家先生写给时在史语所工作的董作宾先生的信函，谈及出版《甲骨丛编》及《殷墟文字外编》，并提及唐兰先生拟在联大开设“六国文字研究”课程，正是反映围绕殷墟考古展开研究和教学的情况。另有一封信函，是时在史语所工作的梁思永写给傅斯年、李济先生汇报城子崖遗址第二阶段发掘工作的。城子崖遗址是“龙山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地处山东龙山镇，属于新石器晚期的一种文化，最早是由清华国学院学生吴金鼎（字禹铭）于1928年前往山東平陵进行考古调查时注意到，1930年至1931年间由史语所主持了两次发掘工作。1934年，详细记录城子崖龙山文化发掘缘起、经过及成果的考古报告《城子崖》一书由史语所出版，这部中国第一部考古报告，一经出版便引起了业内轰动，也由此开启了国内科学考古的序幕。1938年春，史语所与中央博物院筹备处等机构迁昆明，吴金鼎受李济之聘，出任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专门委员之职，同年10月，在李济的具体组织下，由史语所、中央博物院筹备处联合组织的“苍洱古迹考察团”成立，吴金鼎任团长，吴的夫人王介忱及刚从英国学成归国的曾昭燏为团员，我们展示的手札中正好有一封吴金鼎先生向史语所梁思永先生汇报苍洱考古情况的信函。至1941年1月，考古团在大理一带发现了苍山、马龙、龙泉、下关西等遗址，成为西南少数民族地区科学考古之滥觞。
二
如果说清华国学研究院开创了“清华学派”文史研究的传统，那么由“庚子赔款”选送赴美留学的理工及社会学者，则开辟了二十世纪中国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教育传统。在我们列举的名单中，姜立夫、竺可桢、胡适、赵元任、梅贻琦、金邦正、张子高是1909年至1911年由游美学务处考选的直接留美生，叶企孙、赵忠尧、曾昭抡、侯德榜、汤佩松、金岳霖、汤用彤、李方桂、梁思成、梁思永、黄子卿、张钰哲、周培源等是1913-1929年留美预备部派出的留学生，陈衡哲是从1914年起考选的第一个留美专科女生，袁翰青则是从1916起派出的留美专科男生，季羡林是1935-1937年间中德交换留学生，钱学森、赵九章、夏鼐、杨振宁是国立清华大学时期（1928-1945）派出的留美公费生，夏翔是1941年派出的留美自费生，等等。
他们这一代远涉重洋者，在国难当头之日肩负富国强兵的重任，远赴欧美等国接受现代教育体制的训练，获得硕士、博士学位后，回国执教，迅速在各自的学科领域建立起与世界接轨的现代科学教育体系。甲午惨败所暴露出的传统士大夫的知识结构在新的历史环境中的严重局限性，终于逐渐得到改观，新型的技术性人才开始在社会的各个行业发挥重要作用。金邦正送还赴美考察学务余款及单据的手迹，钱学森在赴美前夕致清华大学校长办公室的信函，赵忠尧、王竹溪教授针对留美公费生杨振宁研究计划事宜呈报梅贻琦校长的公函等，是这段留学历史的直接物证。汤佩松呈梅贻琦校长“草拟农学院筹备方案”，汤用彤呈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请求批复哲学心理教育系经费，钱三强在回国前夕写给清华大学的“发展原子能建议”，曾昭抡填写的国立北京大学“普通化学”课程内容进度表，张子高致张青莲关于开设“半微量定性分析”计划等，则可视为这种留学生涯之后体现在办学实践中的直接尝试。endprint
值得注意的是，在引进西方科学教育体系的过程中，大学教材的译介和编写至关重要。起初，理工类科目的教材都是英文，留学归国的教师在教学时也是讲英文，或者半英文半中文，学生感到颇不适应。1930年前后，商务印书馆提议有系统地出版大学教材，得到蔡元培先生的重视和支持。 1931年9月，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王云五先生撰文表明有意组织编写大学教科书：“国内大学不能不采用外国文图书者，自以本国无适当图书可用，而其弊凡位高等教育者皆能言之。本馆见近年日本学术之能独立，由于广译欧美专门著作与鼓励本国专门著作；窃不自揣，愿为前驱，与国内各学术机关各学者合作，从事于高深著作之译撰，期次第贡献于国人。” 《大学丛书》遂于1932年开始启动，在王云五先生的积极推动下，到抗战前夕，共出版涵盖文学、历史、法学、经济、理工、化学、医学等各个学科共200余种大学教材，兼收著作与译作，并聘请了国内专家五十五人组成大学丛书委员会。 我们展示的手札中正好有两通信函是致王云五先生关于《大学丛书》的，一通是刘仙洲致王云五，讨论几部书稿的出版和修订计划，其中提到的《机械学》（1921）是机械工程学科最早的一部中等工业学校教材，《机械原理》（1935）和《经验计画》（1935）则是商务印书馆编写《大学丛书》中的两种。另一通是姜立夫先生致王云五关于著作审阅意见的信函，王云五先生请他审阅吴在渊《数论初步》与德国柯劳什著、李协译《简要实用微积术》两部书是否可列入《大学丛书》，姜先生在认真阅读后提供了专业的意见，并修改了《数论初步》序言中的文字，可見当时选择书目时的严肃与谨慎。有意思的是，同样是在致商务印书馆编审和经理王云五的信件中，陈衡哲的《西洋史》、陈桢的《复兴高级中心教科书·生物学》则是民国时期最受欢迎的中学教材，其书言简意赅、深入浅出，可谓将留学时的专业训练转化成科普知识的成果表现，在启迪民智、拓展学生思维方面的功劳自是不可小觑，即便是在出版物如洪水般泛滥的当下，它们仍是不可废读的经典。
三
清华学人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时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不仅仅在于他们在推动国家社会进步做出的专业方面的杰出贡献，同时也在于他们的学识渊雅、视野宽广、修养全面，不以一己之专而摒弃其他。在从传统语境向现代社会过渡的过程中，酬唱应答时信手拈来的古文诗词，问询联络中信笔写就的书法条幅，把这些知识精英的日常素养表现得淋漓尽致。如王国维赠朱自清《蓼园诗》条幅、杨振声呈梅贻琦《叠茶字韵》诗稿、冯国瑞赠刘国钧《高阳台·春思》词、姜亮夫应郑逸梅之请所做《梅花诗》、郭绍虞致陈翔鹤的七言诗稿、汪鸾翔贺陈庆和学长的七言律诗、谢国桢赠唐弢先生的七言律诗等等，都值得我们反复品读、一再玩味。
文学作品中，有两组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诗作值得我们投入特别的关注。一件是萧涤非先生于西南联大时期呈给朱自清先生的一组自作诗。萧先生自1941年9月至1946年4月在西南联合大学任教，其间生活十分困窘，“即今穷愁日倚薄，是或一道疗蹉跎”，“好去娇儿女，休牵弱母心。啼时声莫大，逗者笑宜深”，“于今无可叹，所叹是吾妻。病羽将雏小，柔荑拄户低”，“妻兮骨立欲如柴，索命痴儿逐逐来”，“国自诸公事，寒归白屋躯”等等描绘日常生活，无一不是血泪之句。萧先生是杜甫研究的大家，于老杜之“诗史”手法心领神会，这些具体可感的人物形象，在诗歌创作上真是深得老杜精髓。抗战大后方物质匮乏，通货膨胀，知识分子普遍贫困，家家嗷嗷待哺，人人节衣缩食。而这组诗作的珍贵，也在于全景式地展现了联大时期的知识分子在国难当头之际的生存状态。其中况味，令人感动，令人心酸，也令人不时莞尔。另一件是俞平伯先生馈赠毕树棠的手抄本《遥夜闺思引》。《遥夜闺思引》是俞平伯酝酿于北平沦陷末期、完成于抗战胜利后的长篇五古，是在其留居北平期间、面临士林社会内部的道义压力时，向南渡又北归者陈述自己心曲的婉转表达，历来便为文学文化研究者所重视。俞氏曾应亲友之请，先后抄录并题跋后分赠给十六位亲朋好友，这次展出的赠毕树棠本是其中的第三个手抄题跋本，毕先生跋语云：“民国三十四年秋，抗战胜利，故都光复。一日，平伯先生过舍，以《遥夜闺思引》诗稿见示。余愧不知诗，惟见其峰峦起伏，情辞哀艳，中若痛经世变，深寄慨思，非等闲幽怨之作也。” 此题跋可谓知者之言。《遥夜闺思引》用典晦涩，全诗充满了才子佳人、宫怨闺情式的譬喻，营造出幻梦一般的诗境。有论者谓：“从写作、发表、出版的整个过程及其版本格式来看，俞平伯是将《遥夜闺思引》作为一个事件来经营。” 他不厌其烦地题跋并在书信中以圈点、笺注的方式，逐段交待诗中暗藏的本事及个人的身世、怀抱，在近亲、密友、同事、弟子等小范围私人圈子里打着灯笼去找“知心客”，活脱脱是一部知识分子的隐秘的精神心灵史。在经过新文化洗礼，不少学人已经开始使用清澈见底的白话文来进行写作时，如萧涤非和俞平伯这样的优秀旧体诗作，是运用古典文言书写近现代生活与思想的绝佳范示。
我们展示的文稿中另有两部未刊的学术手稿，也值得研究者们予以重视。一部是唐兰先生在1920年考入无锡国学专修馆时写就的《说文注》。无锡国学专修馆于1920年冬创建于惠山之麓，1928年更名无锡国学专门学院，1929年定名为无锡国学专修学校，著名教育学家唐文治任校长。学校开办之初，即坚持吸纳传统书院教育的菁华，注重敦品砺节，强调学行合一，虽也有适应现代教育潮流的哲学概论、西洋文学史、文艺批评、教育学等课程，但学生主要的学习内容还是在传统经史和原典摹写上。唐兰先生的这篇《说文注》，目前尚不确定是否完整，但却可以清晰地看到先生在初入文字学研究领域时，便已对历代注家的优劣得失了然于胸，不仅如此，当时较新的学术成果如章太炎的《文始》也在称引之中。另有一部姚华手抄披校本《张子野词》，亦为词籍经典贡献新的版本，提供新的阅读维度。姚华先生是民国初年北京学界与艺术界执牛耳者，在清华执教的时间虽然短暂，却培养和影响了包括吴宓在内的一批清华学人。其个人在文字学、音韵学、诗词曲赋以及书画理论与创作方面的巨大成就，奠定了其在民国艺术史上不可替代的重要地位。姚华先生亦是清末民初著名藏书家，藏书中有宋本宋本《汉隽》《周易注疏》，元刊《曲江集》，明本《张子寿集》及明刻附图传奇多种。 其藏书中的文集和诗集，多有其批校，手自抄书亦夥，不啻为文学史和古籍版本研究的新出材料。endprint
四
这里还想谈一谈清华学人与书法艺术。梁启超对“二王”和北碑均用力极深，形成了碑帖熔铸的书法风貌；商承祚的集甲骨文是将新出考古材料运用到书法创作中的积极实践；陆维钊晚年书法卓绝，自成一体，熔篆、隶、草于一炉，圆熟而精湛，凝练而流动；唐兰的钟鼎、篆书、行书、楷书之作无一不精，最为精到者当属行楷；俞平伯的小楷风神潇洒、毓秀夺人，最为书家称道。他们均可称是二十世纪当之无愧的书法大家。而另外一些学者，哪怕是理工科学子、教授，虽未专务于书，亦大都写得一手漂亮好字。
不仅如此，清华学人在对书法艺术性的理解和理论上的阐述，也是具有开创性和引领性的。一些清华学人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中国书学和艺术产生了非常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兹略举数例，王国维先生早在1907发表的《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就已对书法做了一个具艺术性的阐述，他指出：“一切之美皆形式之美。……凡以笔墨见赏于吾人者，实赏其第二形式也，此以低度之美术（如法书等）为尤甚。三代之钟鼎、秦汉之摹印、汉魏六朝唐宋之碑帖、宋元之书籍等，其美之大部实存于第二形式。吾人爱石刻不如爱真迹，又其于石刻中爱翻刻不如爱原刻，亦以此也。凡吾人所加于雕刻书画之品评，曰神，曰韵，曰力，曰味，皆就第二形式言之者多，而就第一形式言之者少。” 明确提出书法属第二形式美的艺术范畴。梁启超于1926年在“清华教职员书法研究会”讲演时提出：“书法是最优美最便利的娱乐工具” ，这一观点道出了那个时代文人学者的文化心态。书法是科举必备能力，也是文字语言之工具，有着强大的生命力，对世界文化也產生过积极的影响，但到了清末汉字的地位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新的书写工具和观念的介入，汉字书法传统文化遇到了新的挑战，以致在其讲演时强调：“爱美是人类的天性，美术是人类文化的结晶，所以凡看一国文化的高低，可以由他的美术表现出来，美术世界所公认以为图画、雕刻、建筑三种之外，还有一种就是写字。外国人写字亦有好坏的区别，但以写字作为美术看待，可以说绝对没有，因为所用工具不同，用毛笔可以讲美术，用钢笔铅笔只能讲便利，中国写字有特别的工具就成为特别的美术。”梁公在叙述和肯定书法的同时更多的是在呼吁：不能忽视书法在各个领域中的作用。如此的理解对于今日书法之地位，愈加具有其独到的价值。
张荫麟（1905-1943）是梁启超的广东同乡，在清华求学七年，也是一位文史哲兼通的大家。继王国维、梁启超之后，张氏对书法理论和美学理论的研究，在现代语境下可称得上是开创性人物。早在1931年，他发表了长逾万言的《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 一文，明确提出了：
（关于书法）诸问题之解答可以构成美学之一新支，吾人可名之曰“中国书艺之美学”。以此学之原理为基础，可以建设一“书艺批评学”，其任务在探求书艺上美恶之标准，并阐明此标准之应用，故题曰“中国书艺批评学序言”云。
接着指出：
欲论“书艺”之特质，宜先明何为审美之经验。吾人对于外物（或外物之表象）可有种种不同之态度。例如见物而思如何利用之以达生活上之某一目的，是谓致用之态度；见物而分析其现相变异之情形，比较其与他物之同异以求众物之通则，是谓穷理之态度；若夫观物而已，别无所事，一任吾心追随，凝止，放失于官觉或想象所呈之种种相焉，是谓审美之态度。
他把书法理解为“即语言符号，亦可为审美之对象，为种种才力之所寄托。”从“致用”与“穷理”、“态度”与“经验”来阐述“书艺”与审美的关系，把不同的两个层面置于“书艺”来理解，寻找能沟通的理论，这是发前人所未发之论，是为论证“书法美”的存在理论依据，该文不仅从根本上来论证“书艺”为艺术，同时也是在证明书艺是“美学之一新支”。这是张荫麟先生对书法理论研究的贡献，可以说，现代书法理论基本概念及研究方法是由张荫麟所开启的。
还有一位著名的清华学人林语堂先生，在其名著《吾土吾民》 中，他提出“是以中国书法的地位，很占重要，它是训练抽象的气韵与轮廓的基本艺术，吾们还可以说它供给中国人民以基本的审美观念，而中国人的学得线条美与轮廓美的基本意识，也是从书法而来。故谈论中国艺术而不懂书法及其艺术的灵感是不可能的。”邓以蛰强调书法之意境美“若言书法，形式与意境不可分。何者？书无形自不能成字，无意则不能成书法。”
从以上几位清华学人对书法的阐述来看，可以看到那个时代中国文化思想的转向，也能看出西学在进入中国文化时，清华人如何去应对，等等，不一而足。这是书法现代化的开始，当然，对这一问题的现代衔接，应推清华子弟熊秉明先生——书法系统化研究的出现。他从西南联大毕业之后留学法国，一直在研究书法、雕塑和绘画。60年代他就出版了《中国书法理论体系》，该书是在哲学、史学的背景下来梳理中国书法，把书法分为喻物派、天然派等六大派来加以阐述，并提出书法是“中国文化核心的核心” 的观点，是对书法的价值和意义做了一次系统的分析。
五
不过，最令人感动的还是那些日常琐事中所呈现的学人情怀。王国维写给长子王潜明的书信，充盈着父亲的责任与慈爱；胡适写给陶维正小朋友的信札，溢满了父执的温情与关怀，而其中所透露出的教育理念，更值得今天为人父母者深思；朱自清在贫病之时寄给之彦侄儿添箱之用的钱款；吴恩裕请夫人宋漱青代借五元至十元以解燃眉之急；刘文典为购北大同事转让新Citroen牌汽车心急火燎地跟商务印书馆讨价还价自己的著作版权；浦江清写给发小好友施蛰存讲述回乡见闻与连日近况的琐碎唠叨，等等，读之令人回味，也窥见那个时代的学者常态。
这些信札，其实无需做过多的历史钩沉，我们只要静静地展卷品读，驻足凝听，意义自然凸显。王国维曾经谈起他所羡慕的宋代金石学：“赏鉴之趣味与研究之趣味，思古之情与求新之念，互相错综。此种精神于当时之代表人物苏轼、沈括、黄庭坚、黄伯思诸人著述中，在在可以遇之。其对古金石之兴味，亦如其对书画之兴味，一面赏鉴的，一面研究的也。” 在观堂先生的眼中，宋代学术之所以凌跨百代，乃在于艺术兴味的作用。我们如若将这些手札视之为艺术品，以鉴赏趣味与研究趣味相融合的艺术史眼光来予以注视，则“感官的微赜纤末”和“理性的修辞情念” 均将一齐被激起。然而，法国年鉴学派史家布罗代尔为了表达历史的整体性，将历史分析分为“事件”“局势”和“长时段”三个层次，无数的“事件”汇集成为一种“局势”，追溯这些手札演绎的故事则构成了整个二十世纪清华学人的独特历史。endprint
1914年，在新文化运动尚未掀起之时，梁启超先生应邀在清华学校做了一次著名的演讲，内容是一篇正统的文言文《君子》 ，其气势浩荡、文采华美，内有文曰：
纵观四万万同胞，得安居乐业，教养其子若弟者几何人？读书子弟能得良师益友之薰陶者几何人？清华学子，荟中西之鸿儒，集四方之俊秀，为师为友，相蹉相磨，他年遨游海外，吸收新文明，改良我社会，促进我政治，所谓君子人者，非清华学子，行将焉属？虽然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今日之清华学子，将来即为社会之表率，语默作止，皆为国民所仿效。设或不慎，坏习惯之传行急如暴雨，则大事偾矣。深愿及此时机，崇德修学，勉为真君子，异日出膺大任，足以挽既倒之狂澜，作中流之底柱，则民国幸甚矣。
君子的自强不息造就文明，士人的厚德载物成就风雅，凝聚在这些手札中的清华学人则以百余年来的所作所为，生动地诠释了“自强不息，厚德载物”这一百年校训。
注释：
①王云五编，《礼记今注今译》，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11年，第277页。
②郭预衡主编，《唐宋八大家文集（九）·苏轼文（下）》，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1997年，第847页。
③（宋）朱熹撰，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24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3967页。
④（宋）沈括著，张富祥译，《梦溪笔谈》，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第188页。
⑤关于清华国学院的名称，完整而准确的表述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
⑥陈来：《近代“国学”的发生与演变——以老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典范意义为视角》，见《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3期。
⑦参见：《清华周刊》第351、408期；《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
⑧牟润孙，《清华国学研究院》，《大公报》1977年2月23日。
⑨见：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3年，第85頁。
⑩参见：吴其昌著，《梁启超传——中国宪政启蒙百年第一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281页。
11 牟润孙，《清华国学研究院》，《大公报》1977年2月23日。
12 桑兵，《陈寅恪与清华研究院》，见《历史研究》1998年第4期。
13 祖艳馥、[西]达西娅·维埃荷-罗斯编著：《史与物：中国学者与法国汉学家论学书札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24页。
14 参见：刘东，《清华国学与域外汉学》，收入：刘东著，《我们的学术生态：被污染与被损害的》，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第195页。
15 卢毅著：《“整理国故”运动与中国现代学术转型》，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8，第89页。
16 同前，第239页。
17 参见陈应年：《商务印书馆百年回眸》，刊于《炎黄春秋》1997年第6期，第18页。
18 王云五著：《商务印书馆与新教育年谱》，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第363页。
19 杨琳、肖东发：《商务印书馆<大学丛书>的出版与历史意义》，见《出版科学》2012年第2期。
20 孙玉蓉编，《俞平伯研究资料》（中国文学史资料全编：现代卷）》，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第253页。
21 袁一丹：《俞平伯<遥夜闺思引>表微》，见《汉语言文学研究》2012年第3期。
22 范凤书著，《中国著名藏书家与藏书楼》，郑州：大象出版社，2013年，第372页。
23 《教育世界》，1907年，第144期，第1-7页。
24 《清华周刊》，1926年，第26卷 第9期，第709-725页。
25 最初连载于《大公报·文学副刊》1931年4月，第171、172、173、174期，作者署名“素痴”。收录于：（美）陈润成，李欣荣编，《张荫麟全集 中卷》，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3年，第117-180页。
26 林语堂，《吾国与吾民》，沈阳：万卷出版公司，2013年，第245页。
27 邓以蛰，《邓以蛰全集》，合肥：安徼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167页。
28 吴为山编，《熊秉明雕塑艺术》，北京：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6页。
29 原刊1928年《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收录于：王国维著，乔继堂选编，《王国维散》，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3年，第48页。
30 范景中：《<艺术史名著译丛>总序》。
31 梁启超：《君子》，刊载于《清华周刊》1914年第20期。收录于：吴剑平主编，《清华名师谈治学育人》，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8-19页。endpr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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