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解放75周年纪念年的背景下，上映于2020年的德国电影《波斯语课》以纳粹大屠杀为切入点，围绕着战后反思和历史记忆等问题展开。相较于直接再现血腥场面的传统战争题材影片，《波斯语课》放弃了宏大的历史叙事方式，转而从个体微观叙事角度展开，将犹太人的命运与历史反思联系在一起，控诉纳粹的暴行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对战争和人类命运的思考。本文基于影片所展示的“名册”隐喻、受害者的个人化意识、施害者恶的双重性三方面，论述“二战”记忆的书写方式。
关键词：《波斯语课》纳粹屠杀二战反思德国电影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予世界人民以无与伦比的沉重打击和记忆创伤，特别是纳粹对犹太民族的驱逐与屠杀，更堪称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庞大、恒久，深刻的创伤记忆”a 。在各种有关二战记忆的叙事媒介中，电影作为具有教化功能的记忆载体，更是以一种普遍性的人文力量带领观众穿越历史的界域，用动态的影像唤醒沉睡的历史记忆，结合当下的社会语境反思战争。20世纪90年代以来，银幕上谴责纳粹暴力罪行的影片不计其数：如在第66届奥斯卡金像奖评选上取得巨大成功的《辛德勒的名单》，展现了犹太民族面对苦难的生命力与抗争精神的《美丽人生》，以及一举拿下第88届奥斯卡最佳外国语的匈牙利电影《索尔之子》等。近十余年来，二战电影逐渐跳脱出“纳粹恶魔+受害者+英雄抵抗者”b的程式化叙事逻辑，从个体化立场及具体的叙事情景出发书写纳粹大屠杀记忆。
于2020年上映的德国电影《波斯语课》正是以纳粹集中营的大屠杀为切入点，通过建构犹太人吉尔斯与纳粹上尉之间的多重关系，书写纳粹主义对犹太民族的暴力屠杀，从而唤醒人们对历史的回顾与反思。这部影片展示了犹太人吉尔斯自称是波斯人，因此被关押进集中营，通过编造并教授上尉科赫一门并不存在的“波斯语”直到战争结束的全过程。虽然整部电影都是以语言为叙事线索，但其叙事结构层面却不落窠臼。影片并未直接选取单一的主角模式，而是从传统固定的施害者和被害者的对立模式中跳脱出来，通过建构犹太人和纳粹长官之间相互依存、此消彼长的多维人物关系，展示出二战背景之下纳粹集中营的窒息与恐怖，也将战争时期混沌模糊的复杂人性展露无遗。影片以语言之名，勾画出在二战历史语境下犹太幸存者惨痛的集中营记忆，谴责纳粹主义的暴力罪责，由此展开对战争与人性的拷问与反思。
一、“名册”的隐喻指示：纳粹体制与犹太命运
名册是纳粹体制下对犹太人进行统一管理的工具，代表着名字的档案化，是现代性进程中“工具理性”的制度化显现。c 影片中“名册”作为意象的首次出现，是以女纳粹助理因字迹潦草被上尉训斥为开端。在上尉的眼中，登记册上一个个鲜活的名字只不过是一些必须书写工整的字母和线条，书写潦草则会在上级面前出丑，仅此而已。上尉对生命的视而不见、对助理的破口大骂，以及近乎偏执的书写要求都流露出体制的刻板化意味，暗示着纳粹主义制度中下级对上级无条件地服从。“集中营复制了政体的等级结构，尽管规模较小，但特点更加鲜明。”d 在官僚体制运作的背后，上尉作为纳粹庞大的分工体系中的一员，可以对下级颐指气使，但同时也必须服从上级的命令，成了刻板的纳粹官僚体制的代言人。
对于个体而言，名字是人的重要标志和身份特征，代表了个人与亲人、家族的血缘关系和紧密联系。犹太人被押送进集中营后，名字的概念被彻底模糊，独立的个体经验与情感被一串没有任何意义的数字彻底取代，生而为人的生命力被无情的纳粹机制抹去，并要求不掺杂任何感情色彩的“整齐划一”。他们被驱赶着挤进集中营，丢下行李，排队领取号码牌，再跑进牢房，一切看似有秩序地进行着，但在“秩序化”体制的背后，个体的人格尊严被践踏，人成了体制化运转的奴隶和囚徒。
导演在影片片头和结尾处都安排了名册燃烧的镜头，片头的长镜头令人印象深刻：长达一分十五秒的镜头展示了名册被纳粹扔进火炉销毁，慢慢燃烧直到灰烬的过程。这样压抑感强烈的镜头放在影片开始，将紧张感置于破碎黑暗的美学中，给予了观众丰富的联想空间来思考战争对人性的毁灭，暗示着影片蕴含的多重主题——压抑的纳粹战争背景和犹太民族的悲惨遭遇。结尾名册燃烧的镜头则被赋予新的内涵，即虽然纳粹销毁了屠戮的证据，受害者的名字可能永远不为后人所知，但由犹太人名字组成的“波斯语”的存在告诉我们：犹太民族经受的苦难不会被埋没在历史的风尘之中，人的存在也不会被法西斯主义摧毁。这门语言在人类世界的地狱之火中诞生，以生命和记忆为血肉，见证着犹太民族的苦难与悲怆。
二、幸存者的历史见证和个人化意识
吉尔斯在集中营中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厨房准备伙食、登记囚犯名册，以及教上尉“波斯语”。这一特殊的身份设置拉近了他与上尉的距离，使他和其他囚犯区别开来，不必在鞭打中受尽凌辱。更多时候，他是苦痛的旁观者与见证者，只能眼睁睁看着同胞遭受非人的虐待，毫无抗争之力。影片区别于以往传统电影的叙事框架，从非常态的幸存者视角揭露纳粹的暴行，将屠杀的血腥和残酷模糊化，突出集中营中个人的生存体验，强调个体体验才是生动鲜活的，使观众的注意力始终集中在主角的个人经验上，从具体情境出发审视大屠杀背景下的民族苦难与抗争意识。
在法西斯主义的暴虐下，犹太人的命运已成定局，求生几乎是一件不可能的事。为了不暴露自己的身份，吉爾斯每时每刻都在机械地编造和记诵单词，不再有人性的情感，也失去了生而为人自由选择的意志力。这种悲剧性的麻木状态暗示着纳粹体制下高度的同一性与个人命运的可悲。在极端的纳粹统治下，他必须放弃当下拥有的一切人性及身份尊严，将自身性命放在首要位置。但可贵的是，他没有在纳粹之恶的笼罩下迷失自我。在创造词汇时，他将囚犯的名字与生命形态联系起来，将词汇糅合进了更动情的成分，如“饥饿”“祖辈”“希望”等，每个词语都代表着人性中尚未泯灭的光亮，每每念出之时都有一抹微弱的信仰之光点燃，照亮了灰蒙的现实世界。
随着吉尔斯与上尉的信任基石愈发牢固，上尉也多次拯救吉尔斯于水火之中。在一大批囚犯即将被转移到波兰之时，吉尔斯被上尉送去农场避难，免于一死。画面里，一方是枪声四起的死亡气氛，一方是驶离死亡的“幸存者”，吉尔斯心中的内疚感和罪恶感油然而生。奥斯维辛集中营幸存者、意大利作家普里莫·莱维在《被淹没的和被拯救的》一书中分析过这种罪恶感的来由：“当一切都结束时，我们意识到我们无所作为，或做得不足以抵抗将我们吞噬的体制。”e 身为犹太人，吉尔斯却在集中营中“衣食无忧”地生活。他因缺乏人类的团结精神而感到受到指控和自责，这种惭愧感像蛀虫一样慢慢将他吞噬，最后甚至决心替意大利青年去死。在人性模糊的区域地带，他时刻提醒自己仍处于隔离区内，没有被扭曲的世界观与教条式的傲慢所污染，在纳粹体制前坚守住了人格的完整。
在最后的解放时刻，吉尔斯踉跄地走在深林里的轨道上。薄雾中渗出微弱的光，周围尽是荒芜，毫无重生时刻的生机与希望，他行走得缓慢且疲惫，而不是我们想象之中的欣喜狂奔。没错，这并没什么欢愉的时刻，因为“在大多数情况中，解放的时刻既不令人高兴，也不令人轻松。因为大多数时候，解放的背后是毁灭、屠杀和遭受的痛苦”f 。他颤抖的双眸既闪烁着向生的希望，也隐含着支离破碎的回忆和集中营的创伤。虽然远离了魔鬼之地，但背后有数不清的同胞已成为亡魂。吉尔斯是黑暗地狱的幸存者和见证者，借助语言之手拂去了犹太民族被蒙上的尘埃。在经受过地狱之火后，他没有被仇恨吞噬，而是用见证的力量向世界冷静地讲述着犹太民族的苦难和希望。历史不会被埋没，罪行不会被抹去，正如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序言中写的那样：“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illumination），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g
三、施害者之恶的双重性刻画
在《艾希曼在耶路撒冷一份关于平庸的恶的报告》里，汉娜·阿伦特将歌德提出的“恶的根本性”进一步延伸。她坚称只有善才拥有深度，善可以是根本性的，而恶从来不是。“恶来源于思维的缺失。当思维坠落于恶的深渊，试图检验其根源的前提和原则时，总会一无所获。恶泯灭了思维。这就是恶的平庸性。”h 她将罪恶分为两种，一种是统治者本身的“恶”，第二种便是被统治者或参与者的“平庸之恶”。人们在审视历史时，往往将注意力放在前者，但平庸之恶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要比极端之恶更加可怕。
《波斯语课》中上尉科赫的角色设置再现了战时的邪恶之复杂。观众作为第三视角加入“波斯语课”，透过吉尔斯与上尉的沟通，进一步加深了对上尉这一角色性格的理解，甚至与其产生共情。这位纳粹长官并不是传统意义上永远面露凶光、毫无人性之人。他并不像其他納粹官员那样狂热地拥护战争，而是盼望着战争结束后到哥哥所在的城市德黑兰开一家餐厅，因此打算利用战争时间学习波斯语。影片并非一贯将纳粹体制中的上尉形象恶魔化，利用角色人格的复杂性暗示了影片主题的多样：镜头不再聚焦于对纳粹罪行的谴责，而是通过多面性的人性刻画留给观众充足的判断空间，这是此前单一刻板的恶魔形象的飞跃。在犹太人吉尔斯与上尉科赫共谱的二重奏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他们内心通过“波斯语”的紧密联结，还能意外地感受到温情与感性。
导演佩尔曼对于恶的双重性刻画则更加触及复杂的人性，不但呼吁观众对人性更深层面的关注，同时对于观众的认知判断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科赫多次拯救吉尔斯于危险之中，带领吉尔斯逃脱了犹太人被屠杀的“命运”，在谈到爱的时候，这位冷面长官也会绽放出温暖的笑容。影片避开了纳粹的法西斯主义，用模棱两可的叙事方式突出其残存的人性。上尉对和平的渴望令观众眼花缭乱，忘记了其罪恶的本质，在有意间和无意间，观众与这种恶性权力达成了妥协。
“在典型情况下，政治压迫几乎必将催生一个难以界定的区域——一个道德模糊、人格扭曲的区域。”i透过上尉对童年的回忆、对战后生活的向往，以及对吉尔斯的保护和照顾，我们不难发现，他的骨子里并不充满仇恨，也不从受害者的痛苦中获取欲望的满足，他只是在机械地完成上级分配的任务。但更加恐怖的是，上尉展现了“纳粹罪恶本身的无个性化性质（faceless nature of Nazi evil）——在一个封闭体制内、由病态的暴徒实施、目标旨在消灭受害者的人格个性”j 。在这一点上，上尉科赫无异于是另一个“艾希曼”。他声称自己“不是杀人犯”，“只是一个厨子”。在这个颠倒是非的世界里，他并没有意识到纳粹行为的罪恶和体制的病态，从而变得空洞且不具有任何思考能力。然而，正是这种来自于思维缺失的平庸之恶，才让一个个鲜活的人异化成管理制度上的零部件。这样多面性的人物设置使我们不禁反思：纳粹主义的罪行并不是几个纳粹统治的领导者导致的恶果，更多的是由无数个麻木平庸的人联手合作的一项工程。他们表面上严格执行命令，但同时也轻易地屈服于威胁，服从于贿赂。这让观众不禁思考，在所谓“平庸”的背后是否真的没有退路和足够的运作空间。
影片最后，德国战败，上尉将吉尔斯从集中营中解救出来，自己登上飞机前往德黑兰。他流利且自信地说着“波斯语”，果不其然被当地警方拆穿扣留。上尉的结局可能会激起观众的恻隐之心，屈服于“只是在服从命令”这样的说辞。可是在历史面前，施害者始终是施害者。科赫被扣留的结局也使电影的立意更加高深：历史会始终被铭记，有罪与无罪之间的界限也许被模糊，但罪行是绝不可饶恕的。在某种意义上，电影的结局也对应着西蒙·维森塔尔著名的“西蒙的困惑”，回答了“对忏悔的纳粹可不可以宽恕”的问题，且答案是“绝不宽恕”。
四、结语
不同于传统“二战”影片，《波斯语课》以由犹太人的名字构成的“波斯语”为载体，从集中营中特殊的幸存者视角出发，选择具体的叙事情景对施害者多重之恶进行批判，展现了纳粹主义机制下极端情境中更复杂的人格景象。“波斯语”不只有2840个单词，大屠杀也不只是2840个受害者，而是600万鲜活生命的永恒沉寂。吉尔斯以幸存者特殊的个体视角，以语言之名书写集中营里去人格化的遭遇和大屠杀的惨痛记忆，控诉着纳粹极端暴行的同时也呼唤着人类良知的觉醒。受难民族历经浩劫的伤痛记忆被缓缓书写，我们也在得以体会幸存者见证浩劫、书写记忆的巨大影响和价值。
作者：全源，大连外国语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德语文学；刘颖，大连外国语大学德语学院
教授，研究方向：德语文学。
编辑：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26.com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