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形象学《生死疲劳》英译形象变异葛浩文
中国当代作家莫言于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摘得诺奖桂冠的中国籍作家，在全国乃至海外华人世界掀起了一阵争相追捧其作品和中国文学的热潮。其代表作《生死疲劳》荣膺美国纽曼中国文学奖、日本“第17届福冈亚洲文化大奖”等多项殊荣，这部小说讲述了地主西门闹的六道轮回经历，审视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社会半个多世纪的变迁。该作品植根于莫言“高密东北乡”的文学世界，塑造了诸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展现了这片热土上人们的生存和发展状态。莫言曾在诺奖颁奖典礼上表示，他希望把“'高密东北乡'写成中国乃至世界的缩影”。中国现当代文学作品一直被西方读者视为了解中国社会现实的途径之一，文学作品英译本中塑造的中国文化形象必然影响海外受众对中国社会与中国文化的理解。作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首席翻译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是“翻译莫言作品最多的英语译者”，也是“英语世界中认可度最高”的汉英译者。他认为《生死疲劳》这部作品“非常有意思”，堪称是“莫言写得最成功的作品”。葛浩文翻译的《生死疲劳》英文版是目前该作品唯一的英译本，译本中塑造的中国文化形象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英语读者对中国的认知。
形象学（imagologie）由法国学者达尼埃尔-亨利·巴柔（Daniel-Henri Pageaux）提出，是“对异国形象或描述的研究”。其目的不是探究目标文本中形象的真实与否，而是剖析“自我”为“他者”创造了什么样的形象以及影响“他者”形象重塑的因素。在翻译过程中，译者取代原作者成为“自我”，原作中的国家形象便成为“他者”形象，或者称之为“异国形象”。小说《生死疲劳》英译本中的中国文化形象是西方通过中国“他者”反观自身的一面镜子，“解构的是西方文化传统中的关于中国'他者'的意识形态”。迄今为止，国内外学界从翻译策略、文化负载词、生态翻译学理论等视角对《生死疲劳》英译本进行了研究，然而从形象学视角探讨该译本对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与变异的相关研究尚未有见。鉴于此，本文借助形象学理论对《生死疲劳》及其英译本进行剖析，探究译者如何受到社会集体想象物、情感因素以及语义转换失误等影响使中国文化形象发生变异。
一、社会集体想象物引起形象变异
形象是“他者的形象，故而是一种文化事实”或“文化的集体形象”。“它在象征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且具有功能”，这一象征世界被称为“集体想象物”。由于“想象物”与社会文化、组织等密不可分，因此又被称为“社会集体想象物”，它是一个社会或集体借用形象、描述等方式来反视自我、书写自我和想象的方法。译者受到自身所处的社会历史语境、文化背景等因素的影响，便会站在本国“社会集体想象物”的立场上审视异国，与原作相比，译者在此基础上建构的异国形象发生了变异。与此同时，译文中塑造的异国形象也反映了译者自身的文化身份与定位。
例1：我身受酷刑而绝不改悔，挣得了一个硬汉子的名声。
译文： Not a word ofrepentance escaped my lips though I was tortured cruelly， for which I gained the reputation of an iron man.
在汉语中，“硬汉子”是指信念坚定、顽强不屈的男子汉。尽管遭受炸油锅等酷刑，西门闹也毫不屈服，因而获得了“硬汉子”的称号。分析文学形象，“必须研究一个民族对异国看法的总和”以及“这种看法是如何文学化，同时又是如何社会化的”。在翻译《生死疲劳》时，葛浩文受到社会集体想象物的影响，在译文中塑造的中国文化形象是“在特定历史语境下构建的他者形象”。例如，译者在此处借用了英语读者耳熟能详的文化形象“iron man”（钢铁侠）来代替中文的“硬汉子”一词。钢铁侠是美国漫威科幻冒险电影中的超级英雄，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因此小说原作中坚强不屈的男子汉形象被译者转换为了拯救世界、维护和平的超级英雄形象。译者将目的语文化语境中的形象移植到源语言文本中，造成“硬汉子”形象的错位，不利于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学形象的理解。
例2：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伸出白胖细腻与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手……舀了一勺洋溢着馊臭气味的黑色液体……
译文：[…] a white-haired old woman reached out with a fair， smooth-skinned arm that did not befit her age， scooped out a black， foul-smelling liquid…
此处，莫言借用了中国古代民间神话传说，小说中的“老婆婆”是指孟婆，“黑色液体”就是孟婆汤。西门闹在转世前要经过奈何桥，喝下孟婆准备的茶汤，便会忘记前世记忆。在古代，男尊女卑的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社会对女性要求非常苛刻。而孟婆的形象在英语文化中是缺失的，在翻译过程中，译者需要全面理解原文中深植于语言背后的中华传统文化，准确地向西方读者传递中国文化形象。译者葛浩文将“手”翻译为了“arm”（手臂），显然，他对中国古代女性形象的了解不够。由于译者理解偏差、把握不准，而使译文里孟婆的形象发生变化，造成目的语读者对中国文化形象的误解。
二、译者情感因素引起形象变异
在分析文学作品的英译本时，必须考察译本产生的过程，同时也要重视一切文化材料，因为译者是用这些材料来思考、生活的，也是用它们来想象与建构他者形象的。葛浩文在中国生活的时间并不长，对中国的了解主要通过文学作品、相关新闻报道等二手资料，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社会有一定程度的了解，但是缺乏全面性与深刻性。另外，文學作品并非完全复制社会现实，这很可能导致译者对中国文化的误解与误译。此外，译者在想象与建构他者形象时受到自身对异国情感态度的影响与制约，译者“对他者的态度，决定了在翻译时所采取的态度，而翻译活动又反过来决定了他者在'我'处的形象”，译作中的异国形象代表了译者对异国的整体认知。
例3：寒冬腊月里我也不恋热炕头……
译文：Even in the cold twelfth month， a warm bed could not tempt me.
在小说《生死疲劳》中，虽然西门闹是高密东北乡的首富，但他仍然坚持劳作，不贪恋“热炕头”。
“炕”是中国北方为抵御寒冷而发明的一种特殊的床，用砖或土坯等砌成，上面可以铺席，放上炕桌吃饭、会客等，下面可以烧火取暖，而“炕头”指的是接近送暖火源的一端。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炕”承载着特殊的物质文化内涵，因而无法在目的语中找到对等词汇。然而，译者葛浩文仅用“a warm bed”（温暖的床）来诠释其内涵远远不够，未能突显其中蕴含的中国文化传统。在审视这一文化形象时，译者可以采用音译加注的方法忠实、完整地传达源语言的文化信息，使西方读者更好地了解“炕”的具体特征与文化底蕴。
例4：我看到了端坐在厅堂正中那张著名的八仙桌后的庞虎和王乐云夫妇……
译文： That was when I spotted Pang Hu and Wang Leyun， who were sitting behind a table near the center of the room.
蓝解放爱上了比自己小二十岁的庞春苗，使得蓝家和庞家颜面尽失，此处是庞家夫妇质问、斥责蓝解放的场景。“厅堂”一词富含中国特色，是中国人用于聚会、待客的宽敞房间。“八仙桌”是中国传统家具之一，指桌面较宽、四边等长的大方桌，一共可围坐八个人。八仙桌形状方正、质材牢固，给人一种稳定、庄重的感觉。要全面、深刻地理解中国文学作品，必须了解中国的文化。然而，葛浩文只是简单地将其翻译为：“the room”（房间）和“a table”（桌子），使得中国文化形象失真，无法让英语读者直观地感受中国民间文化。与原文相比，此处的译文显得黯然失色。在形象学研究中，必须探究异国形象重塑与变异的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以及深层文化内涵。
三、语义转换失误引起形象变异
词汇是构成形象的一种成分，在本质上是人们所共有的，在特定时代和文化中可以传播他者形象。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或语境下，词汇有多种指称功能，蕴含着丰富的内涵。对于词汇的选择，能够反映出译者的政治、文化、哲学等立场。在研究英译本时，要关注译者在对异国地点、时间、人物特征、心理活动等进行表述时做出的词汇选择，分析译者是如何书写、建构他者形象的。当译者进行翻译时，从一种语词系列或语义轴进入到另一种语词系列或语义轴，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异国形象的变异。
例5：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译文：The river flows east for thirty years and west for thirty years！
有些谚语无法从文字本身推知真实内涵，要结合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语境进行剖析。该谚语与黄河改道相关，原来位于黄河东岸的村庄在黄河几经改道之后变为在黄河西岸。这句谚语用黄河改道的空间变化表达世事变迁无常和盛衰兴替，然而，对于西方英语读者来说，“河东”“河西”只是自然地理位置，与事物盛衰交替无关。葛浩文仅从字面意义去理解，试图采用直译法保留原作中的形象，却未能把源语言的文化内涵表达出来，不利于中国文学与特色文化原汁原味地走出国门、走向世界，从而进入到西方读者的关注视野。
例6：我以为你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是我们自己的人……
译文： I thought you were born and grew up under the red flag， that you were one of us.
上例中，“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意思是出生于新中国成立之后，在新中国的环境中成长。中国的国旗是五星红旗，在中国，红色代表着幸福、喜庆、成功、兴旺等，比如中国人在春节时贴红色对联、红色剪纸；婚礼时贴红双喜，寓意生活幸福美满等。同时，红色也是革命、流血、奉献精神的象征，总体来说，红色在中国更多地体现出积极正面的意义。然而，葛浩文误将“红旗”当作实指，将其译为“the red flag”（红色旗帜），忽视了其文化内涵，反而会使目的语读者产生误解。
四、结语
作为著名翻译家和汉学家，葛浩文在英语世界的声誉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推动中国文学作品和中国文化形象在英语世界的传播。受到其所处的社会集体想象物、译者情感因素等影响，葛浩文在翻译过程中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将其所属民族的文化语境嵌入中国文学作品中，使得译文更趋近于译入语文化，导致中国文化形象发生变异。另外，很多专有名词、俗语等蕴含着深刻的中国文化内涵，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由于语义转换失误使译文里的形象与原文的深层意义产生差距。在中国文学作品外译过程中，译者要深入考察文本背后的含义与文化语境，向译文读者传递出更加真实的中国文化形象。本文是形象学研究与中国文学对外译介研究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以期为中国文学作品、文化外译时中国文化形象的塑造与传播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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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曹锦秀，上海大学外国语学院2020级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翻译学。
编辑：康慧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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