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占黑老年书写城市文学
大卫·勒布雷东在《人类身体史和现代性》一书中指出：“老龄就是这样一个'灰色地带'，涉及不确定的、有些荒诞虚幻、迷失于世的一个人群……老龄渐渐淡出了象征领域，它有违现代性的核心价值：年轻、魅力、生命力、工作、性能、速度。老龄不禁成为一种被抑制的欲望的化身，与'残疾'、疾病、垂死或死亡本身无异。”a 21世纪以来，随着老龄化问题的加剧，年龄愈来愈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然而在一个崇尚年轻的社会，老年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往往处于边缘地位。“90后”作家王占黑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视角与可能，正如她在创作谈中所指出的那样：“我最感兴趣的仍是老年人群体。一来老年人同小孩似的，本身具有相當大的创造性和可能性；二来这也是老龄化社会必将面临的问题。”b 从“街道英雄系列”（《街道江湖》《空响炮》）中的社区到《小花旦》中更为广阔的城市，她始终将目光投向边缘空间，在空间的流动中捕捉生活的真实，并以日常生活为窗口，透视处于城市边缘的老年群体及其背后的时代变迁，这一跳脱出“青春”“自我”标签的努力以及“他们比我更重要”的观念，也被黄平看作是文学从新自由主义过渡到平民主义中的重要一环，“扭转了'80后'文学到'90后'文学的承接”c。
一、交错的空间
索亚的“第三空间”理论打破了感知空间与空间实践的区分，将重点放在生活世界上。在这一理论下，主观性被引入客观世界，特定的空间成为聚集特定事物、人群与记忆的场所，它超越了物理意义，成为社会群体的表达，也为探索空间的复杂性、理解差异与他者提供了可能。王占黑对于老年问题的探讨便于城市空间在交错与差异下展开。在作品集《街道江湖》的后记《社区、非虚构与电影感》中，王占黑这样描述她的写作对象：“八九十年代，人们从弄堂搬进单元楼，逼仄的螺旋式空间变为敞亮的两室一厅，这是一种令人兴奋的居住更新体验。然而很快地，人们又匆忙搬出单元楼，去往更高的公寓，更大的户型。于是小区成了老小区，工人新村成了旧新村，留下来的，多是老人、穷人以及外来务工的新居民，这成了旧型社区在新世纪的钢筋水泥，也恰好代表着不容忽视的社会角色：工人群体、日益庞大的老龄化群体以及低收入的外来务工群体。”d 在城市变迁、时代更迭之下，老社区这一被现代都市遗忘的地方，与该地逐渐衰老的人一起形成了另一种城市记忆。
不同于现代大都市的紧张感和碎片化，旧社区内部是较为滞缓而稳定的。闵珠杂货店门口始终聚集着嗑瓜子的女人，篮球场是广场舞阿姨的地盘，传达室后面的沙发坐着一排沉默的老太，老年活动中心的棋牌室永远乌烟瘴气……这些工作或生活区域构成一幅社区全景图，甚至成为特定人物与气质的代名词，与空间密不可分的人也由此形成阵列，在全景图下穿插出现，又随着疾病与死亡悄然离开。狭窄的生活空间使他们成为旧社区近乎不变的底色，而子女辈不断出走，去往只存在于手机里的“另一个世界”，只与他们保持着微弱的联结。因此，当现代性通过代际关系侵入这一既定空间，原有的观念与秩序被打破，必然带来一种错置的焦虑。怪脚刀对着儿子寄回来的保健品上的德文不知所措；美芬的女儿常从大城市带回美芬没见过的“高级东西”，引得一众阿姨羡慕不已，但美芬并不看重物质上的补偿，只苦恼于女儿迥异的婚姻观念：“为什么不住一起，为什么不办酒水，喜糖、喜帖、婚纱照，人家不是都有的吗。就算这些都不要，小孩为什么不养呢。”e 在现代化大潮下，老人成为无可奈何的被动接受者，这种碰撞无疑是不对等的，布满裂痕的亲密关系也暗示着代际关系的失败与解体。
而到了新书《小花旦》中，记忆空间与现实的交错承载了流动的特征，书中的人物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在过去与现在之间来回穿梭。他们或是独自处理衰老、孤独以及对城市的复杂感受，或是背负着上一代人的阴影，在逃离和依附之间反复纠缠。在《小花旦》中，社区是小花旦凝聚了情感与回忆的地理坐标，因此当他离开家乡来到上海时身体里仍储存着属于过去的空间。在上海嘉兴路上，小花旦和“我”将现代都市景观与老社区中的地点一一对应，过去与现在交错重叠，成为陌生城市中为数不多的慰藉。对于小花旦来说，他手机相册中频繁出现的海宝如同一条割不断的线，将不同时空勾连起来，无论走到何处，都抹不去曾经的习惯与生活留下的印记。《清水落大雨》中的李清水一直以反抗、逃离的姿态对待姆妈，然而姆妈去世后，李清水发现曾经的阳台、落不尽的大雨以及在那栋小小住宅楼中的所有生活习惯早已在她的身体与精神上打下烙印。
二、日常生活的轻与重
通过对城市中老年空间的观察，王占黑也使空间内部的日常生活浮出地表，以积极的姿态重构老年身份，实现老年主体在特定空间中的复归。她笔下的老人没有被简化为一个符号，而是在生活的褶皱中展现出芜杂又蓬勃的生命气息。《怪脚刀的故事》开篇便以场景式的描写复现怪脚刀打牌时的状态，夸张的表情和语言、满是茶渍的水壶、扁而响亮的喉咙勾勒出一个春风得意的爷叔形象，又以老年活动室的牌桌为中心，辐射出他作为联防队员、丈夫、父亲、祖父时的不同表现。《麻将的故事》中，吴光宗打麻将如同武林高手，“两只手指头轻轻一搭，挺出一对双胞胎……不声不响，再推一对。两摊一碰，一条龙等于抽掉了半根筋”f。《小花旦》里，小花旦在衰老的过程中获得了自由与自我整合的可能，舞池里焕然一新的“巧巧美神仙”也是他重寻自我的旅程。
然而正如作者所说：“街道英雄其实都很不英雄。”g 衰老中的个体面临着对自我、他者关系以及生活中基本问题的重新认识，正是这种不确定性带来了老龄困境中的自我挣扎与意义重塑。首先是身体机能衰退带来的焦虑。《美芬的小世界》里，美芬常常设想自己在女儿婚宴上的服饰，“要挑一个显年轻又不装嫩的颜色，还要衬她美芬的白皮肤。款式呢，要突出她引以为傲的小蛮腰，又要藏住五十岁以后稍稍失控的身材”h 。美芬对自己的衰老有着清醒的认识，却又不免为身材焦虑，希望从他人的夸赞与认同中寻求虚假的安慰。衰老同时也弱化着人的身份与社会地位，《小官的故事》中“我”现在的五六年前
与如今对小官的书写相对照，最为直观地展现了这一从传奇到平凡的过程。在曾经的“我”眼中，小官是个不折不扣的硬汉，称霸过街道，蹲过牢房，收停车费时认真得吓人，然而“我”发现，现在的小官越来越没有英雄气概了，“落了几粒牙，两块巴掌肉一下子豁进去不少……圆眼睛一瞪，眉间的恶气却被干瘪的脸颊消解了”i。如今的他彻底成为老年群体中的一员，抱着收音机坐在藤椅上摇摇晃晃，收音机的声音也开得越来越大。此外，孤独与死亡的威胁如同阴影般时刻笼罩在老年人的心头。《偷桃换李记》中的陶宝兴与曹复礼在养老院相伴走过最后一程，话语中的琐碎追忆、死亡想象以及付诸迷信的无奈隐埋着对人世的无限眷恋，对时光流逝的深切感知也催生出其对未知的恐惧与对人生的诸般思考。
但王占黑的文字始终是克制而轻逸的，这与她平视的视角与第一人称回溯式的叙述密不可分。小说常常以孩童的视角切入感性回忆，又通过成人的视角进行脉络梳理与理性审视，这两种“我”处于不同时空、不同经验之下，代表了两种眼光。面对生活真实，童年的“我”不懂其中的含义，只是以孩童的单纯与天真打量这个世界。《阿金的故事》中，“我”眼中的阿金伯伯最喜欢陪小孩玩，与大人口中那个酗酒、打老婆的阿金完全两样。如今再度回望的“我”早已跳脱出儿童视角，但并未由此进行价值判断，而是选择以客观的态度梳理老人的身体经验与生命历程，甚至在记忆的温暖烛照中平添几分理解与包容，进而对生老病死也多了一分接纳与体认。“在这个小区里，任何老人的离去都是惊不起水花的小事。人老了，人死了，不是再正常不过了吗？走来走去的耳朵们，更愿意去关心谁家新降临了小生命，这关乎着一族的延续。至于将要垂落入土的家庭的枯枝，就由它去吧，谁没有那么一天呢。”j 立体的人物和贴近生活的文字不仅勾勒出个体的不同特点，也不动声色地呈现出隐藏在日常生活之下的暗流，达到以轻击重的效果。
三、王占黑老年书写的现实意义
在乡土社会与家族制度的主导下，文学作品中的老人或是作为审美、文化的寄托与诗意的化身，如《边城》中的爷爷、《一潭清水》《秋天的思索》中的“芦青河老人”等；或是被塑造成与青年相对立的封建权威，如《家》中的高老太爷、《原野》中的焦母等，在文学史中趋于定格。近年来，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生活方式以及家庭观念逐渐改变，出现了一系列以都市生活困境为主题的作品，作家们对现实的关注、对人性的书写愈发深刻。老龄化作为都市问题的一种，在文学作品中呈现出崭新的面貌。薛忆沩的《空巢》通过老人遭遇电信诈骗的经历反映出空巢老人的精神孤独；于是的《查无此人》展现了都市养老现状和重审被记忆侵蚀的父辈历史；张怡微的“家族试验”系列聚焦上海“细民”的边缘空间，在家庭的破碎和冲突中把握老年人的隐秘心理与陷入的伦理纠葛。他们从日常生活现场出发，细致地把握老人的暮年境况，也体现了作家们深入社会现实的努力。
作为有意识聚焦老年的写作者，王占黑的老年书写离不开她的自身成长经验与父辈留下的印记，正如张新颖教授在《空响炮》序言中所写，“把眼光从自己和自己这一代身上移开，理解和致敬前輩；同时，也同样重要的是，这也是面对和梳理自身的方式：她和她这一代的许多人，是在这样的社会空间和人际关系中成长起来的，这也是她们自己的经验。她没有隔离和排除这样的经验，而是从中发掘和领会与自我密切关联的方方面面。”k 社区是王占黑的文学属地。王占黑成长于浙江嘉兴的一个老社区，目睹了源源不断搬来的外来务工人员、渐次出现的店铺摊贩、街坊邻居柴米油盐的生活……她的成长与他们的衰老几乎同时发生。在她眼中，这群处于同一空间的人，不能只被一个集体名词取代，而应该作为独特的个体被记录、被尊重。
在《街道江湖》的扉页上有这样一句话：“献给嘉涛大王。”“嘉涛大王”是王占黑父亲的微信名，在创作谈《不成景观的景观》中，王占黑讲述了自己的创作经历。《麻将，胡了》的创作源于“预演一种我所害怕的生活”的想法。面对病榻上一生嗜重油盐而如今无法进食的父亲，王占黑设想了一个英雄场景，将其转移给了小说里的对对吴。在对对吴弥留之际，葛四囡等麻将兄弟带着他吃遍大街小巷，弥补了他的遗憾。《香烟的故事》的原型同样是父亲老王和一位叔叔，他们以吵架的方式维持友谊，表示亲密。在《一席》演讲中，王占黑曾表示：“我可能是老王手下的一支笔，去写下我和他共同生活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街道江湖》和《空响炮》不仅是作者对少时生活过的老社区的回望，更饱含着对已逝父亲的怀念，他与小说中的“我”一道成为故事的底色，也充当着“我”与社区之间的重要联结。
这份看似私人的叙述同时也是在为一个时代作传。城市化的进程使阶层、性别、年龄等有了全新的调整，对于个体来说，新旧交替中的生存空间充满着不稳定与断裂感。“老年属于整个生命历程的一部分，是前半生各阶段中各种因素综合影响的结果”l，对其生命轨迹的追溯，同样是历史更迭的最好注脚。《麻将的故事》中，对对吴本是电机厂的工人，在经历了下岗潮后，做过婚庆，跑过出租，最后仍是成为“男保女超”中的一员。从《春光的故事》里可以勾连出由冷冻厂、永红丝厂、饮马河水电站等构成的古老街区。作为世俗意义上的失败者，他们被城市化的浪潮裹挟着向前，又跌倒在时代这一巨大幕墙的阴影之下，他们保留着对城市最真实的体验与感受，也构成了看待城市的一种方式。作为观察者与参与者，王占黑让他们重回聚光灯下，在与老人的交往过程中表现出理解与体认，打破了青年与老年之间的对立与界限，也在都市漫游之旅中感受跳动的历史脉搏，重新发现都市中的老年空间，为城市的开放与多元提供了可能。
作者：许梓涵，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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