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中国现代社会言情小说梨园文化通俗文学
一、社会言情小说与梨园文化相得益彰
20世纪初，随着报纸杂志的兴起，言情小说弥漫文坛，哀情小说、奇情小说、悲情小说……到处一片情天恨海，以《玉梨魂》为代表的鸳鸯蝴蝶派小说由此盛行。1915年，《小说月报》主编恽铁樵指出：“爱情小说所以不为识者所欢迎，因出版太多，陈陈相因，遂无足观也。”a 在市场的需求下，为吸引更多读者，必须摒弃“陈陈相因”的弊病，因此，社会言情小说应运而生。此类小说以李涵秋的《广陵潮》始，后出现了张恨水的《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刘云若的《春风回梦记》《粉墨筝琶》以及秦瘦鸥的《秋海棠》等名家名作，在现代文学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以往学界多考察此类小说产生发展的艺术规律，鲜有人考察它背后的文化渊源及其与燕赵文化传播的关系，本文尝试以此作为视角作简要解析。
由于许多社会言情小说取材于京津冀地区，使其与燕赵文化息息相关。燕赵文化形成于战国时期，历史悠久，内涵深广，梨园文化是其中重要的一大门类。自乾隆年间徽班进京始，京剧在吸取了昆曲、秦腔等剧目表演特色的基础上得以形成；与此同时，河北梆子、河北乱弹、评剧等兴起，尤其是清中后期至民国初年，乐亭大鼓、西河大鼓、京韵大鼓等民间曲艺的相继兴盛，使燕赵梨园文化异彩纷呈。
社会言情小说兴起之初，人们对戏曲本身的关注度已降低，开始转向对梨园弟子的戏外生活、商业化宣传、捧角等其他社会文化元素的关注。尤其是女性观众大量涌入戏园后，梨园观众席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各种不同级别的座位、捧角的商业宣传都展示出别开生面的梨园文化。对梨园弟子而言，戏外的各种应酬甚至比唱戏本身还重要，“捧角”成为一种时尚。此时，报纸以其印刷成本低廉、版面灵活、传播速度快为优势，迅速成为梨园行宣传的重要媒介。这些报纸不仅刊登戏曲广告，也记录剧场发生的新闻、演员台前幕后的故事，借此吸引读者看戏的兴趣，于是，演员后台的生活也被曝光，他们的一言一行都被大众所关注，其私生活更是成为公众视野中的娱乐来源和茶余饭后的谈资。这时，“梨园”在事实上已不再局限于戏台，甚至台下的戏比台上的戏更精彩。
社会言情小说原在各大报纸副刊连载，自然带有报刊特性，作家创作第一要考虑的因素就是销量，而销量大小取决于小说是否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接受美学家姚斯认为：“一部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如果没有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只有通过读者的传递过程，作品才进入一种连续性变化的经验视野。”b因此，读者对小说功能的发挥起着关键性作用，迎合市民读者欣赏趣味成为社会言情小说的首要追求。从人物题材来看，演员这一特殊的人物身份及其所特有的神秘感很容易引发市民读者的好奇心。佘小杰指出，在张爱玲的《怨女》中，“写到豪门望族家里过生日，办堂会，请来当时最红的女伶，非常出风头，成为大家瞩目的焦点”c。可见，梨园弟子对大众有着强烈的吸引力。社会言情小说家便投其所好，创作了一批以梨园弟子为主人公的畅销小说，如《啼笑因缘》《天河配》《夜深沉》《春风回梦记》《粉墨筝琶》《秋海棠》等。这些作品不仅再现了梨园弟子台后的生活内幕，大大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而且刻画了一系列性格鲜明、内涵丰富的人物形象，形成了独特的梨园文化人物画廊，使得社会言情小说借梨园影响得以畅销，也使梨园文化借社会言情小说在大众读者中更为普及，二者相互助力，相得益彰，在当时的文坛独具特色。
二、“梨园弟子”形象的塑造对燕赵精神的传扬
在坊间，唯利是图是市民百姓对梨园弟子的共识，而在社会言情小说中，小说家却“反其道而行之”，描写了有情有义的人物形象，这是对梨园文化的翻新。以《秋海棠》为例，这部小说以民国八大奇案之一“刘汉臣枪杀案”为故事题材，将京剧名角“秋海棠”为何学戏、进戏班之后的种种遭遇以及在追求爱情中的九死一生再现出来。在小说中，秋海棠不是一个普通的演员，他是有着男子气概却不得不在台上扮作女青衣的伶人；他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为铭记国难而改名“秋海棠”的行为，凸显出难能可贵的家国情怀。小说描写他因生活所迫卖艺求生，被军阀戏弄而暴怒，与军阀姨太太罗湘绮相恋被毁容后依然坚强生活。当袁宝藩发现秋海棠与罗湘绮的恋情并打死罗的丫鬟时 ， 秋海棠的反应出乎常人预料：“他竭力忍住了痛，把头一挣，便马上挣脱了季兆雄的手，一面把两颗充满着怒火的眸子很有力地向他脸上转了一转，两条眉毛也突然竖了起来，他决定不顾一切的反抗了。”d 此时，秋海棠不再是一个文弱的伶人，而是一个大义凌然、敢于冒死向军阀恶霸宣战的叛逆者形象。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够成功，不仅在于它展示了梨园弟子的奋斗历程，更在于作家塑造了梨园人物崭新的文化特质——家国情怀，这源自于燕赵地区人民忧国忧民的情怀与“大一统”思想。“任气好侠”的燕赵大地自古多英烈，民国时期更是爱国志士云集。“秋海棠”这一形象无疑对燕赵家国文化的传播增添了丰富的内涵。
如果说秋海棠是一个“男扮女装”、与众不同的形象，那么其他梨园女弟子形象在社会言情小说中也别有一番特色。由于社会言情小说家大都是传统文人，秉承了“诗酒风流”的传统，他们对女弟子采取了欣赏甚至佩服的态度，塑造了一批光彩夺目的侠女形象。《春风回梦记》中的大鼓书女子如莲与富家少爷陆景寰情投意合，本来可以顺理成章嫁过去做妾，偏偏如莲是个正义刚侠的女子，不肯卖身于陆家，要自己赚钱给母亲留养老金。正是因为这一“义举”，导致如莲最终与心上人天人永隔。可以说，如莲以她的生命为代价，完成了对尊严的维护。《天河配》中的白桂英豪爽仗义，一心告别戏台相夫教子，但为了供养家庭，她毅然登台复出，显示出女子少有的刚强与担当。这些“侠女”形象与“慷慨任侠”的燕赵民间文化息息相关，她们如《陌上桑》中的秦罗敷一般，敢于向传统社会宣战，并自食其力养家糊口，显示出燕赵民间文化旺盛的生命力。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梨园弟子有着现实中的艺人所罕见的性格特征：痴情、专一、侠义，但结局却是悲惨的。《天河配》中的女弟子白桂英嫁人后贤惠持家，婚后随丈夫到农村生活，甘愿吃苦受累做贤妻良母，却被嫂子驱逐出门。《夜深沉》中的杨月容自尊要强坚守爱情，最终却被骗、被卖，沦为风尘。作家在塑造这些正面人物美丽、善良、侠义的燕赵精神特质时也描述了这些具有美好品质的人物形象一步步被现实吞噬的过程。这些社会言情小说的悲剧结局，不仅引发大众对社会问题的思索，具有积极的警示作用与指导意义，也对民国时期的黑暗社会进行了批判。
除此之外，也有一些社会言情小说展示了一批灵魂丑陋的人物形象。《春明外史》中有逢场作戏的女弟子谢碧霞、吴芝芬、晚香玉，忘恩负义的餐霞，骗钱的宋桂芳，偷钱的虞美姝、纪玉音等人。还有《金粉世家》中趁火打劫的花玉仙、白莲花，《小扬州志》中恩将仇报的李美云、孟韵秋，《粉墨筝琶》中不甘清贫、难耐寂寞的陆凤云等。作家对这类梨园弟子群像进行世俗性展示，是对现实生活中大部分梨园弟子的客观再现。张恨水曾表示：“小说有两个境界，一种是叙述人生，一种是幻想人生，大概我的写作，总是取径于叙述人生的。”e 所谓“叙述”，是坚持忠于生活地真诚表达，看似较少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也缺乏革命的时代主题思想，然而，在军阀混战、百姓恐慌不安的民国时期，人心大变、古风难再已然不可逆转，梨园不过是展现百姓心态的一个集中地而已。因此，作家在塑造梨园人物形象时，本着忠实于生活原生态的表达，将梨园弟子中的反面人物跃然纸上，揭露梨园中被金钱腐蚀的人心，描画现实世界的污秽龌龊，表现出社会言情小说家对梨园文化不良之风的现实批判。
不容忽视的是，无论是正面人物形象的翻新，还是反面人物形象的批判，社会言情小说对梨园人物的塑造都具有文化传播意义。《金粉世家》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后掀起了阅读的高潮，人们早起排长队竞相购买刊载此小说的报纸；《啼笑因缘》在《新闻报》连载后轰动上海，进而影响到了全国；《秋海棠》在上海《申报》连载后，一时间出现“满城竞说秋海棠”的热闹场景……这些小说的盛行不仅可以看出市民百姓对梨园文化的热衷，更促进了梨园文化在中下层市民社会的普及，借此，燕赵文化中的家国情怀及“好氣任侠”的燕赵精神也得以广泛传扬。
三、社会言情小说对梨园文化传播的启示
梨园的红火得益于报纸新闻的宣传，而演员台下生活又经报纸副刊的社会言情小说得以呈现，梨园—演员—小说这三个因素在报纸风行的民国初年得以有机融合，使社会言情小说与燕赵梨园文化相辅相生。在社会言情小说中，梨园弟子不再是一个简单的戏曲符号，而是有血有肉、有着丰满性情的文化形象。这种形象不仅承载了梨园文化，也具有城市平民化特征，成为都市生活中可塑性很强的一个社会群体，他们以其特殊的身份引导了普通大众的价值取向，这是社会言情小说中梨园文化传播的重要意义。
为什么社会言情小说家能够写出独具特色的梨园文化形象呢？《秋海棠》的作者秦瘦鸥先生曾说：“几年以来的确也费了不少心力，用以搜集资料，实地考察以及徵询各方的意见……”f 1927年“刘汉臣枪杀案”发生，1942年《秋海棠》刊登于上海《申报》。历时十几年，作家经历了大量的事实调查、文化沉淀。可以说，《秋海棠》之所以成功，很大程度上在于作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与实事求是的创作精神，这种严谨的创作态度使作家对人物形象文化特征的把握十分精准。社会言情小说家大多是报人出身，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也受到了自由民主思潮的熏陶，虽然注重文学的娱乐性，但并不停留于此。范伯群先生说：“在报上写连载小说的通俗作家，就要在他的自我设计与读者（衣食父母）的期待视野之间走钢丝，找平衡，这在刘云若身上是可以深入解剖而得出规律性的结语的。”g 这就决定了社会言情小说家不能像“五四”小说家那样单纯书写内心，也不能像鸳蝴派小说家仅以小说为娱乐，他们要做的是在娱乐读者的前提下，恪守自我的真诚，在迎合与真诚之间寻找一个平衡点。因此，他们内心有对“平民性”超越的渴望，这就使社会言情小说家对梨园弟子生活的“原生态展示”渗透着启蒙精神，也成为其小说塑造出崭新的梨园文化形象的重要原因。
民国通俗文学研究专家张元卿先生认为，由于独特的报人身份，社会言情小说家创作出的精品当属自由主义文学。他指出：“这些精品植根于市场，有着自由主义文学的特质，保持着文学的独立和尊严，其价值却长期被漠视。”h 张先生对社会言情小说的认识是本质性的，他鞭辟入里地指出了这类小说表面的商业性及本质上的自由主义思想，并从大众文化角度肯定了它存在的意义。窃以为，不是所有顺应市场的作品就一定庸俗，也不是自由主义文学难出精品，关键在于作家有没有保持独立的创作姿态，坚守社会的良心。
纵观当今文坛，精英小说一批批出现，网络文学也风起云涌，但“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似乎依然自说自话。如何才能写出既通俗又不媚俗、既有启蒙精神又能深入人心的作品？这是鲁迅时代的作家们一直想要解决的问题，恐怕也是当代作家需要思考的一个问题。社会言情小说能够风靡民国文坛，与其把握时代脉搏的思想倾向与紧贴现实生活的人物选材息息相关。在社会言情小说中，梨园弟子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戏剧表演者，而是和平民百姓一样有着个人愿望诉求的社会群体，也成为沟通高雅与通俗、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的重要媒介，甚至可以承担国家民族命运的历史叙事功能，由此，社会言情小说与燕赵梨园文化的传播使我们看到了通俗与启蒙融合的轨迹，看到了精英与百姓之间缩短距离的可能性，看到了小说与文化相辅相成的良好生态，值得深思。
基金项目：本文系2021年度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京津冀题材社会言情小说中的燕赵文化及其传播路径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批准号： HB21ZW020）
作者：张艳丽，文学博士，华北科技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辑：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 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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