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王叔之《庄子义疏》郭象注
王叔之是晋宋之际的隐士，出身琅琊王氏，撰有诗文集十卷、《庄子义疏》三卷。《庄子义疏》是今可知最早为《庄子》及郭象注作“疏”的著作，开启了为《庄子》作“疏”的先河。王叔之《庄子义疏》大约在中晚唐时期亡佚，今仅存有五十余条佚文，然对探讨早期“疏”类著作的体例以及王叔之思想提供了重要材料，具有一定的价值。
一、《庄子义疏》的成书与流传
王叔之，字穆夜，《晋书》《宋书》均无传，通过对其残存诗文、晋慧远《万佛影铭》、清宋广业修《罗浮山志汇编》等典籍所载相关材料进行梳理发现：“王叔之早年曾寓居荆州，晋义熙八年（412）在江州任参军，义熙九年（413）到十一年（415）之间来到广州”a，投奔广州刺史王镇之。义熙十一年，王镇之回到江左，王叔之并未追随，而是留在了广州，隐居罗浮山，并终老于此。王叔之早年便有隐居之志，后来抱着济世之志出仕，或是对东晋末年现实政治的失望，最终选择隐居名山。
关于《庄子义疏》成书时间，史无明载，陆德明《经典释文叙录》云“王叔之《义疏》三卷。字穆□，琅琊人，宋处士”b，《隋书·经籍志》云“《庄子义疏》三卷，宋处士李（案：此处“李”字当为“王”）叔之撰，亡”c ，两书均署名“宋处士”，故此书或成书于宋初。该书在南北朝时期一直流传有序，梁阮孝绪《七录》著录为三卷，陈隋之际成书的陆德明《庄子音义》征引有55条。至唐代，《隋书》注明亡佚，但此后两《唐书》仍著录为三卷，而两《唐书》所录唐前典籍皆据唐开元十年（722）毋煚《古今书录》，说明盛唐时期该书仍存。此后安史之乱爆发，长安两次被安史叛军攻陷，宫廷藏书毁于一旦，鉴于此后少有学者提及此书，也未见史志著录，故亡佚于中晚唐的可能性最大。该书今存佚文不多，其中陆德明《庄子音义》引有55条，成玄英《南华真经疏》、湛然《辅行记》各引有1条。虽所存佚文数量不多，但梳理发现，其作为最早的《庄子》“义疏”类作品，还是具有一定价值的。
二、从《庄子义疏》看早期“义疏”的体例
“疏”是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一种解经文体，又名“义”“义疏”，也可称为“讲疏”“述义”。晋宋之际，“疏”类著作并不多见，见载著录的以“疏”命名的仅有三国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晋伊说《尚书义疏》、谢沈《毛诗义疏》等数种，其中仅《毛诗草木虫鱼疏》存世，但该书只释名物，并不通释经文、注文，与南北朝盛行的“疏”類著作不同。关于后世熟悉的“疏”类文体的起源，汤用彤认为源于佛教的讲经，乃是“佛教义学颇转而为经师之学”d。佛学大师讲经时，由于普通听众听不懂经文、注文，就需要讲经者对经文、注文都进行解释，这与“疏”类著作既解经、又解注的形式一致。与王叔之同时代的大儒雷次宗曾撰有《丧服经义疏》，此书受到了东晋佛学大师慧远的影响，《高僧传》云：
时远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等，并执卷承旨。次宗后别著义疏，首称雷氏，宗炳因寄书嘲之曰：“昔与足下共于释和上间，面受此义，今便题卷首称雷氏乎？”e
慧远当初在庐山开讲《丧服经》，雷次宗、宗炳都列席听讲，后雷氏自作《丧服经义疏》，有些观点便来自于慧远，所以宗炳寄书嘲之。雷次宗后来成为一代儒宗，弟子遍天下，影响了整个南朝，其《丧服经义疏》推动了“疏”类著作的兴盛。慧远不仅精通佛学、经学，也擅长玄学，经常聚众讲《庄子》。王叔之与慧远关系密切，还曾加入慧远组织的莲社，其必定参加过慧远的讲《庄子》活动。在“疏”类著作尚未成熟的晋宋之际，雷次宗、王叔之都采用了这种著述方式，二人又都与慧远关系密切，故笔者疑王叔之撰写《庄子义疏》，或许也受到了慧远讲经的影响。总之，王叔之《庄子义疏》是今可知最早为《庄子》作“疏”的著作，也是较早的“疏”类著作之一，对于我们探讨早期“疏”类著作体例提供了材料。经考查，其体例具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特点：
首先，既解经，又解注。“义疏”作为一种解经文体，其体例是既解经、又解注，《庄子义疏》不仅解《庄》，也解郭象注，如：
遁其天，离其性，灭其情，亡其神，以众为。郭象注：“夫遁离灭亡，以众为之所致也，若各至其极，则何患也。”f 王叔之义疏：“凡事所可为者也。遁离灭亡，皆由众为。众为，所谓卤莽也。”
卮言日出，和以天倪。郭象注：“夫卮，满则倾，空则仰，非持故也。况之于言，因物随变，唯彼之从，故曰日出。”王叔之义疏：“夫卮器，满即倾，空则仰，随物而变，非执一守故者也。”
第一条，郭象认为“遁离灭亡”是“众为”造成的，只是庄子话语的提炼，没有解释何为“众为”；王叔之则顺着郭象的注释，认为“众为”就是后文的“卤莽”，细化了郭象注。第二条，郭象认为卮盛满酒就会倾斜，空着就会仰起来，没有一成不变的状态，言语也是如此，因外物而变，这就精确解释了“卮言”的由来；王叔之继承了郭象的话语，认为言语常常是因人而变，原因是内心没有固定的持守，也发挥了郭象注。总之，王叔之的确在解经的同时，也会对郭象注文进行解释。
其次，章句串讲与字词名物辨析相结合。据学者研究，“义疏”类著作还有两个特点：第一，须有疏通经文字词并解说原文句意章旨，其中以章句串讲为主，字词名物辨析为辅；第二，必须博引全书，以为参证。g 第二个特点，由于《庄子义疏》所存佚文较少，看不出是否博引全书。对于第一个特点，《庄子义疏》是很契合的。作为一个清谈家，郭象在撰写《庄子注》时并不重视字词名物辨析，只追求庄子的大意，认为不必对庄子为了表达大义而用以寄托的事物都弄清楚。《庄子义疏》则字词名物辨析与章句串讲兼重，以《庄子音义》所引55条佚文来看，19条属于字词名物辨析，1条属于异文，35条属于章句串讲。如对郭象轻视的字词名物训诂，王叔之很重视：
此拘拘也。王叔之义疏：“不申也。”
食于苟简之田。王叔之义疏：“苟，且也；简，畧也。”
醉之以酒而观其侧。王叔之义疏：“侧，谓凡为不正也。”
这三条都是郭象觉得不需要注释，王叔之却觉得需要注释，于是对这些语词进行了训诂。成玄英《南华真经疏》也是增加了对郭象忽视的字词名物的训诂，与王叔之做法一致。对于章句串讲，王叔之和郭象一样重视，今所存大部分佚文都是串讲章句。
三、从《庄子义疏》管窥王叔之思想
王叔之疏文虽是针对郭象注而发，但二人所处时代不同，生平经历有较大差异，因此立场不同，注解时所秉持的理念也不同。郭象出身寒门，擅长清谈，手握重权，其注文目的是为当朝士大夫寻找心灵依托。王叔之是隐士，其疏文更关注一己之解脱。其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重视个人道德修养
隐士在中国古代是高洁的象征，王叔之长期隐居，读书自娱，砥砺名节，所以对个人道德修养以及名节非常看重，如其云：
宿名。王云：“枯槁一生以为娱，其所寝宿，唯名而已。”
循古而不摩。王云：“摩，消灭也。虽常通物而不失及已，虽理于今，常循于古之道焉，自古及今，其名不摩灭也。”
王叔之隐居罗浮山之时，闲时则修古之道，以诗文自娱，砥砺名节。其中所谓的“常循于古之道”，指的是像庄子这样的隐士之道，他们一生枯槁，却坚守高洁的节操，声名传于后世。他们都很重视个人的道德修养，王叔之也是如此，如其云：
能挠。王云：“惟正德以至道服之，佞人以才辩夺之，故能泥桡之也。”
夫奸病。王云：“奸者以正从邪也，谓病也。”
道德内充是真人的基本修养，真人都是靠道德服人，这才能令人心服，而小人则刚好相反，他们以才辩夺人，属于以正从邪，是一种病态的心理，不能使人真正心服。除了“内圣”，还需“外王”，即待人接物上要无心以应物，其云：
所行之备而不洫。王云：“坏，败也。无心偕行，何往而不至，故曰皆殉也。所行行备而物我无伤，故无坏败也。”
外物。王云：“夫忘怀于我者，固无对于天下，然后外物无所用，必焉若乃有所执，为者谅亦无时而妙矣。”
圣人德行完备，无心以应物，故不为外物所伤，能够冥合大道，如若不能如此，善人亦不免受其害，如比干被剖心、箕子被迫装疯。总之，王叔之作为隐士，十分重视个人道德修养，这样不仅可以实现“逍遥”，而且能够抵御各种奸邪之心。
（二）将“逍遥”与道德内充相结合
对于“逍遥”，郭象云：“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称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岂容胜负于其间哉！”郭象认为物尽其性便是“逍遥”，所以鹏、鷃小大虽殊，逍遥一也，这就告诉士大夫，不管担任什么官职，都应该各司其职，各安其性，无须羡慕别人，更不应有非分之想。王叔之继承了郭象的逍遥论，并有所发展，如其云：
王瞀音目夜云：“逍遥者，调畅逸豫之意。夫至理内足，无时不适；亡怀应物，何往不通。以斯而游天下，故曰逍遥。”又云：“理无幽隐，逍然而当，形无巨细，遥然俱适，故曰逍遥。”h
王叔之认为“形无巨细，遥然俱适”，无论形之大小，做到自由舒适，便做到了逍遥，这是对郭象的继承。但王叔之认为要做到“逍遥”，还要内圣外王，即道德内充、无心以应物，这样才算得上“逍遥”。对比可见，王叔之是一个隐士，与庄子人生状态更为接近，更强调一己之解脱，强调“逍遥”要与道德内充、无心以应物结合起来。如果没有道德内充，便无法做到“逍遥”，这就讽刺那些清谈之士表面上追求玄远，背地里却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的龌龊行为。总之，王叔之站在隐士立场上，对郭象“逍遥”论有所修正，故郭庆藩《庄子集释》认为王叔之注文“解消摇义，视诸儒为长”。
（三）重视个人的养生
王叔之对养生理论也很重视，其云：
能尊生者，虽贵富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王云：“富贵有养，而不以味养伤身；贫贱无利，而不以求利累形也。”
王叔之发挥庄子的养生主张，富贵者不以追求新鲜刺激的口味伤害身体，贫贱者不以追求金钱而劳累身体，要真正做到养生，就要有较高的道德修养，清心寡欲，这样才能长生。另外，王叔之似乎也会一些导引之术，如：
以踵。王穆夜云：“起息于踵，遍体而深。”
导引之术讲究行气，使气流遍全身，吐故纳新，利于新陈代谢。据陈寅恪研究，琅琊王氏有天师道信仰，所以名字中多有“之”“道”，“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i。王叔之晚年隐居道教名山罗浮山，懂一些道教养生术也是极为正常的。
综上，王叔之作为一个隐士，与郭象所处立场不同，却与庄子所处立场比较接近。王叔之疏文重在一己之解脫，重视道德内充、无心以应物，并将之与“逍遥”“养生”相结合，都是对庄子思想的阐发，至少从现存佚文来看，玄学色彩并不浓厚。
参考文献：
[1] 房玄龄等撰.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2] 沈约等撰.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4.
[3] 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M].北京：中华书局，1958.
[4] 逯钦立辑.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2.
[5] 方勇.庄子学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基金项目：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2019年一般项目“唐前《庄子》版本演变研究”（2019SJA1713）
作者：寇志强，文学博士，盐城师范学院文学院讲师，研究方向：先秦诸子学、《庄子》学。
编辑：康慧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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