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迟子建 乐感 小说 情本体
抒情传统是中国文学史的重要传统,对文学具有深远影响,而支撑“抒情传统”的是以“情本体”为核心的乐感文化,这早已渗透进了人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自1986年迟子建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北极村童话》正式登上文坛起已有三十多年,如今在文坛已经形成了独特的文学风格。围绕迟子建的文学作品展开研究的论文主要集中在自然景物、乡土、底层写作等方面,鲜少涉及支撑迟子建写作背后的文化传统,即中国的乐感文化与抒情传统。诸如《亲亲土豆》《采浆果的人》《额尔古纳河右岸》《候鸟的勇敢》等小说中的人物、情节、主题都展示了迟子建情景交融的描写手法,物我相融的观念以及她独特的抒情方式。
一、山川花鸟之情
山川河流、花草树木一直是中国文人的书写对象,透过书写自然美景体现诗人的诗心诗意,使之成为诗人有情的寄托。诗从何处寻?宗白华在《流云小诗》中感叹诗藏在细雨、微风、天空里。“诗和春都是美的化身,一是艺术的美,二是自然的美”。美与诗就藏在待以发现的眼睛里,当领悟个中滋味,便能将心底的愉悦表现在诗歌、舞蹈、歌声里,甚至是人的一言一行里。迟子建描绘的东北风光向来备受人称赞,其中充满诗情画意,展现了东北独特的景致,《候鸟的勇敢》《额尔古纳河右岸》《采浆果的人》等作品中便有所体现。这些风景描写正如刘艳所说的,不是在迟子建的小说里作为客观背景存在,而是迟子建诗意眼光的体现,恰如中国诗人进入“物我相忘”的境界,每条河流、每座山川,甚至每朵花都是书写的对象,这些景物令世俗生活的滋味变得更加丰富,置身其中便能听到美妙的声音,进入音乐的境界。
迟子建认为大自然也有呼吸,是真正不朽的存在,大自然會成为她不由自主书写的对象,她让人物与美景融为一体,对自然寄予深情。在小说《采浆果的人》中,由于热爱大雾和雨水,苍苍婆会在雾雨中穿行,同时放声唱歌,举手投足散发女性之美。苍苍婆的丈夫在她三十多岁时就瘫痪了,她没有以泪洗面,而是以乐观的态度面对,自然美景是她最好的倾诉对象。当她跌倒在地,就顺势躺在地上欣赏星空;贪吃都柿,便经常在山上醉倒睡着;醉酒后喜欢哼唱小曲儿,俨然少女姿态。苍苍婆将生活带来的痛苦借景抒情,使她的情感找到寄托。“干枯的树叶与苍苍婆披散的雪白的头发,仿佛鸟儿落在雪野”。“干枯的树叶”与“雪白的头发”体现了两种即将消逝的生命,迟子建形容苍苍婆雪白的头发犹如雪野般宽阔,是她对这个青春逝去女人的安慰,也借自然之美拓宽了苍苍婆有限的生命。与苍苍婆散发着同样女性之美的还有小说《逝川》中的吉喜,年轻的吉喜明眸皓齿,听她吃生鱼的声音如同听音乐,吉喜因为太过能干没人敢娶,老了的吉喜守在逝川河边感叹泪鱼了不起的一生,能够年年岁岁在逝川畅游,这是迟子建借河流消解吉喜一生的悲苦,“人生长恨水长东”。
迟子建认为花鸟也有语言,每一种诗意的景色都是一种心情的投射,这是迟子建有情自然的书写。“我相信动物与植物之间也有语言的交流,只不过人类从诞生之日生就的‘智慧’与这种充满灵性的语言有着天然的隔膜,因而无法破译”。这种体验同样能在宋元人的花鸟画中发现,它们体现了画家们对一草一木的深情,正如英国诗人勃莱克诗言:“一花一世界,一沙一天国,君掌盛无边,刹那含永劫。”《额尔古纳河右岸》中,鄂温克族人信仰万物有灵,他们认为自然万物都是神灵的化身,例如风声吹过耳畔是神灵耳语的表现,黑熊、驯鹿也有神灵。他们会用植物为自己的孩子命名,但同样他们认为用花草冠名的孩子也要承担花草美好又短暂的一生。例如妮浩的孩子名为耶尔尼斯涅,意为黑桦树,在妮浩遇到危险时,这棵黑桦树救了妮浩的性命,一命换一命,耶尔尼斯涅失去了生命,鄂温克族人认为黑桦树就是耶尔尼斯涅的化身。他们认为风雨雷电里藏着人的灵魂,林克被雷电带走生命,此后“我”听到雷电仿佛听到父亲在说话。依芙琳跳舞时,一条蛇缠绕到她耳边耳语,依芙琳认为蛇是达玛拉的化身,此后“我”绝不允许儿孙再伤害任何一条蛇。再如小说《候鸟的勇敢》中,张黑脸与德秀在不同时间都看到了耳鬓厮磨的野鸭,激起了两个人内心对感情的渴望,这意味着他们听懂了自然的语言,德秀是不愿做尼姑的,任何世俗的一点情感都能唤起她的渴望,野鸭交缠、蝴蝶起舞、东方白鹳的爱情都是花鸟有情的暗喻。尤其是迟子建对东方白鹳的书写,一只东方白鹳放不下它受伤的爱侣,将孩子送走之后又飞回来了,最后双双在雪天死去。王德威评论《候鸟的勇敢》是迟子建叩问故人的密码,是跨越虚构与纪实之作,是“借此喻彼”。迟子建曾提及她与爱人看见过一只孤独的东方白鹳,一年后她失去了爱人,因此在本书中,她透过写一对东方白鹳的爱情也投射了自己的情感。
二、人间有情
道德之心,须得到情欲的支持而获得力量。情欲与道德在乐感文化里是相融的,真正的善良不是道德律令能规范约束的,而是由心底的“情”生发的,是能感到快乐的。从人的生命根源流出的真情对良心道德更具决定性,徐复观认为:“情欲不是罪恶,且为现实人生所必有,所应有。”在这一点上,迟子建有相同的观点,她认为“法律永远战胜不了一个人内心道德的约束力”,所以她更想用温情的力量唤醒人心里善良的一面。作为情的一种基本形态,爱也是其中之一,例如迟子建笔下的男女之情,自然流露,干净美好。小说《候鸟的勇敢》中德秀师父与张黑脸朝夕相处,日久生情,两个人在一起后害怕受到上天惩戒,整日胆战心惊,但终究还是抵挡不住对彼此的爱,勇敢承认爱意。迟子建认为张黑脸与德秀的爱不是罪恶,是如自然一般的美好,胜过寺庙的清规戒律,与汪曾祺在《受戒》中对明海和小英子之间朦胧天真的爱的赞美相近。迟子建对情欲与性爱的描绘是干净美好的,是自然生发的,她所追求的正是由心底生发的“情”,令她的人物充满自然天真的美,这种描写主要还是体现在女性身上。例如小说《烟火漫卷》中对黄娥的描写,黄娥贪恋独处时与树枝、鸟儿、河流说话,尤其是在雨雾天载着一个男乘客时,黄娥就会渴望他们的怀抱,并且认为这不是丑事。《逆行精灵》中的鹅颈女人也是如此,鹅颈女人说自己更像与大自然在交融,她真正的情人是大自然。
迟子建在小说中常以情欲唤醒道德,体现“自我救赎”。小说《晚安玫瑰》里赵小娥和吉莲娜有着相似的命运,赵小娥背负着强奸犯父亲带给她的屈辱,最终弑父,吉莲娜被继父出卖给日本人,最终弑父,但是吉莲娜依靠宗教、音乐与爱情的力量治愈了自己,她从这些美好的事物中得到了力量,与“曾经”释怀。“吉莲娜做过音乐老师,也教过绘画。绘画和音乐,无疑是高山流水,千古知音。徜徉其间的吉莲娜,被浸润得就像一幅画,一串音符”。并且她将这种力量传递给了赵小娥,想救赎赵小娥。小说《逆行精灵》中众人在抱琴者的琴声中逐渐心平气和,音乐使他们想起曾经善良的自己。黑脸人在抱琴者的琴声中回忆起妻子和哥哥,原本想谋杀哥哥的黑脸人被琴声感染,放下了怨恨,失去了杀意。如果说黑脸人之前是碍于血缘关系选择信任哥哥,那么在抱琴者的琴声中他完全是出于良心发现。
儒家认为“礼义”的根本在乎人情,同样迟子建对人情的召唤来自世俗人情冷暖的羁绊,“以普普通通、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人际感情为‘本’为‘体’”。小说《鸭如花》与《蒲草灯》都是以逃跑的杀人犯为主角,在他们逃跑的路上,迟子建似乎有意为他们安排了一个领路人。《鸭如花》中徐五婆对逃犯的谅解与照顾感动了逃犯;《蒲草灯》中骆驼对日本妻儿无怨无悔的付出,五舅母替“我”顶罪的举动唤起了“我”心里的愧疚,于是返回自首。迟子建给他们留了一条回人间的路,将活着的意义、为人的意义赋予良知与行为的合一,每一片刻都蕴含着情的生发,从而真正达到内心愉悦,使她的小说呈现平和之气。
三、死生亦有情
李泽厚认为“未知生焉知死”,强调了以普通日常生活为根本实在,以真切的人世冷暖为“本真本己”,将“神圣”建立在具体、切身的现实生活之中。迟子建同样有着如此之情,使日常生活充满诗意与烟火气,“我不能跟生活不融洽,生活活生生的,不管是肮脏或怎么世俗气,但它就摆在你面前”。值得注意的是,迟子建自觉舍弃了与之生活不相容的西方文学思想,与中国传统乐感文化建立了情感联系,例如她对生活的态度。迟子建在小说《清水洗尘》中从“洗澡”这件“人之常情”的事情里挖掘出了浓郁的生活味,天灶为奶奶、妹妹、父母烧水的过程是他通过付出劳动与他们建立情感联系。迟子建在这篇小说里强调了“人之常情”中的“情”,她将目光聚焦在灶台上,灶台柴火的声音、沸腾的水声彰显了生活的热气,天灶一家人围绕洗澡产生的对话充满了亲情的味道。当天灶等候洗澡时,感受到清水即将带给他的喜悦与亲情围绕的幸福,因此他仿佛听到了天籁。小说《候鸟的勇敢》中也展现了生活里的袅袅炊烟,管护站与娘娘庙之间无法相望,他们的相知是通过彼此的炊烟来判断,通过炊烟知道他们在什么时辰吃饭,从日常的吃食里写坚固不变的情。德秀第一次为张黑脸做饭,张黑脸感动落泪,第二次为张黑脸做饭,彻底唤起了张黑脸心底的情,颇有陶渊明诗中“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之意。迟子建将平凡世俗里的真情真意通过生活的细枝末节展现,一点点将人与人的距离拉近,不着一个“情”字,字里行间却都是情。小说《白雪乌鸦》也同样深得此意,翟役生一生命运悲惨,鼠疫爆发时,恨不得所有人都死在鼠疫中,但是当他在教堂听到教徒们唱到“晚空”二字时,翟役生哭了,他感觉自己冰冷的心开始融化。彼洛夫是一个哑巴,在街头拉手风琴卖艺,但酒鬼、小偷和地痞却很少欺负他,他的琴声虽幽怨低沉,却能给翟芳桂些许心理安慰。
死亦是生,死也能如生般热烈。李泽厚认为死亡是人生的必然,不用时刻惦念,只需热情地肯定、拥抱生活。在小说《沉睡的大固其固》中,温媪娘为了她生活了几十年的小镇能躲过灾难,什么代价也舍得,即使是临死前也希望这个灾难能让自己顶去,温媪娘就像大马哈鱼,即使难免一死,也不屈不挠产下卵,如同温媪娘的死蕴藏着她对小镇的祝福与美好期盼,温媪娘的死是热烈的。小说《白雪的墓园》也是将死转化为生的力量,为活着的人送去安慰,给予生活的动力。母亲在父亲死时,眼睛里多了一点红色,如同红豆,仿佛父亲的灵魂栖息地,母亲对父亲的死一直难以释怀,直到去父亲的墓地吊唁,这颗红豆才消失。迟子建认为这是夫妻二人最后的相送,父亲给予了母亲足够的爱支撑母亲度过余生。小说《亲亲土豆》中,在秦山的坟前,李爱杰将五麻袋土豆全都倒在坟上,希望秦山死后还能闻到土豆花的香气,土豆花在礼镇有着特殊的寓意,如同天庭传声的使者,使永隔的亲人还能感受到彼此的思念。当李爱杰离开秦山的坟时,恰好有一颗土豆滚到李爱杰的脚边,李爱杰嗔怪它还跟着自己的脚。值得注意的是,迟子建在这几部小说中对死亡的书写都有相关意象作为依托,如大马哈鱼、红豆、土豆等自然界的动植物。迟子建有意借自然风景消解死亡带来的恐惧与悲伤,将这些死去的人寄托于大自然身上意味着他们的生命在另一种意义上得以延续。正如沈从文对生命的理解,唯有将生命转化为形象、音符、节奏等另一种形式,生命才得到另一种延续,迟子建正是将生命永远留在大自然之中,人有情,山水亦有情。尤其是小说《额尔古纳河右岸》,迟子建写出了生命无常的深远意味。在搬迁过程中,列娜骑上了一头奶汁干枯的灰驯鹿,睡梦中的列娜从驯鹿身上掉下去冻死了。父亲林克死于雷电,母亲达玛拉死于舞蹈,金得為爱殉情,吊死于枯树,种种都表明了鄂温克族人对死亡的态度,从容坦荡,迟子建赞赏鄂温克族人的生死观,“死亡是另一种生活的开始,所以他们才把死亡看得神圣、庄严”。也因如此,迟子建写“生死”不是超自然超人世的,而是扎根于生活,不落于宗教的虚无,切实表现人生应有的哀痛、悲伤和爱恋,就这一点而言,迟子建的生死观也属于乐感文化。
四、结语
迟子建通过书写山川花鸟之情、人间情以及生死情表现了她对生活的看法,使人物由衷感到愉悦,成全人格的圆融,延续了乐感文化中的“情本体”。现代以来,郁达夫、废名、沈从文、汪曾祺等作家作品里仍有抒情小说的余绪,但涉及谈论“乐主和”观念的小说作品鲜有,因此对迟子建的作品解读不能仅停留在“温情”表面,她对“乐”的书写方式与思考不仅对探索传统乐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对深入思考小说与中国古典音乐文化结合所产生的影响与价值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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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贾婧,贵州民族大学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小说。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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