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郑执 《生吞》 《仙症》 底层救赎
对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下岗工人逼仄的生活状态与起落的人生命运书写，郑执较之双雪涛和班宇来说略有不同。这批成长于世纪之交的“80后”作家虽都出生于辽宁沈阳，同时都在少年时代感受着东北地域重工业发展的辉煌成就；青春时代跟随父母下岗，经历着父辈身份的徒然转变；又在成年后以纯粹回忆和文学书写的方式，揭开读者对于彼时东北地区被遮蔽历史的想象。他们虽都把当时生活条件的瞬间跌落，甚至底层社会人物命运的迅速变化作为小说的执笔和诉说的对象，然而就郑执的长篇小说《生吞》来看，小说以父母下岗为缘起，完成了对子一代青春成长的言说。重点关注子一代如何成长，如何实现对残酷青春的突围，并在青春的无奈沦落中用文字祭奠历史，完成自我救赎。而就小说集《仙症》来说，郑执的创作在于实现个体的自我救赎。正如作者在小说后记中所说的那样：人渺小又无谓的一生中，神不可能时刻在场，我选择用写作弥补它的缺席。我必须写下去，也只能写下去，不存在别的救赎。a
一、东北地域作为文学符号书写的必然
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的历程中，把东北作为地域文学书写的“样板”一直存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萧红和萧军等一批东北籍现代文学作家为例，他们将处于民族危难之中的东北地区作为书写对象，把北方人民对于生的坚强和对于死的挣扎，通过淋漓尽致的笔端表现出来，也在一定程度上为这块白山黑水的文学书写开了先河，同时也为当代东北地域文学的书写与言说提供了重要支脉。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地区拥有雄厚的重工业基础，经济的迅猛腾飞使黑土地在一五计划中表现出色，当然与时代同频共振的文学也表现出了它特有的姿态。这一时期以草明的小说《火车头》《原动力》与高士心的小说《长白山绵绵山岭》等工业题材为例，让我们看到了当时的东北地区不仅有实力发展工业，还有不甘落后的精神硕果。既有为共和国的经济建设贡献力量的钢铁、石油，同时又有以独特姿态发展的东北地域文学，丰富着东北乡民的精神生活，从而东北地域作为文学创作的符号理所应当地纳入整个当代文学发展的版图中来。到了新时期以后，黑龙江籍女作家迟子建，又将自己对家乡的极致书写，把一个富有诗意的民族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时也将一个民族的心灵史讲述得声情并茂、绵长悠远。b从不同时期的东北文学发展来看，东北地区作为地域文学符号的书写也已成为必然，无论是东北籍的本土作家，还是插队于东北的知青作家，他们都为东北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用自己的经历与话语方式书写东北这块神奇的黑土地，在整个文学的版图中，保留了东北文学这一重要支脉，使之绵延不绝。
当东北文学书写以某种符号化的形式固定下来时，新时期出现的这批“80后”作家，他们一方面继承了东北文学书写的传统，并以经济体制改革过后的下岗浪潮作为写作的背景，同时又在创作中结合当代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现实状况作为书写的基础。既回应历史，又观照当下。在写作中既广泛吸收前辈作家的书写经验，又在文学作品中显示出自己的写作特点与优势。不可否认的是这批“80后”作家的适时登场，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东北地区文学符号书写的必然性。他们在众多作品中创造出了属于东北乡民自己的“新人”形象，并在作品中给予人物形象以历史化的情感表达。那么，就郑执的写作经验来说，当下岗作为社会发展的历史经验已成为必然，如何在自己未来的生活中规避父辈下岗对子一代产生的问题与影响，如何使自身作为那段过往历史的经历者，从子一代残酷青春成长的险恶经历中，完成生命的救赎，成为郑执在小说创作中所要探索的答案。而东北这一文学符号作为文学作品的书写与传播媒介，使文学符号与语言符号一样，也是“能指”和“所指”的统一。在文学符号的内部，又包含着各种代码，其中最重要的文学代码有“性格代码”“背景代码”和“情感代码”三种。c当文学符号在文学作品中固定下来后，作者熟练的运用这种地域文学符号，具体表现在小说中便是对人物性格的尽情展露，并在下岗浪潮的大背景下，有效地传递了作者本身的情感趋向，从而实现自我救赎。
郑执在小说中所塑造的人物形象与构建的小说故事情节都是十分简单的，但都离不开他对生于斯长于斯的东北地域进行观照。因此，使读者在阅读之后，不乏产生虚构的想象。在中长篇小说《生吞》中，作者塑造了一群后工业时代成长下的子一代，在面对父辈下岗之后，不同程度的遭受到生活环境的巨大落差，人生命运从波峰跌入谷底，每个子一代都在经历着现实生活带给他们的生吞活剥。其中最令读者唏嘘的是小说中世间所有美好的化身——黄姝的遭遇，在经历了残酷青春之后，坦然面对人性的复杂与恶，最后以自己的生命终结为代价。事实上，在《生吞》中，作者用深沉的笔触描绘了底层社会生活的不幸之后，设置了拯救者秦理这样的角色，出生于罪犯家族的天才少年秦理，面对同学们的冷嘲热讽，所做的是无声的反抗，但是压死骆驼的从来都不是积压于最后的一根稻草，黄姝的遭遇让秦理甘于沉浸十年，为她报仇。黄姝与秦理最为纯洁的爱，既是小说中子一代在经历残酷青春遭遇的拯救者，同时也是子一代生存的光亮所在。因此，郑执以《生吞》为始为子一代成长植入了希望的光亮，同时也以子一代青春成长的经历回应彼时的工人阶级下岗浪潮。
而在2018年“匿名作家计划”中获首奖的中短篇小说集《仙症》虽淡化了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经济体制转型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但也在隐约叙述中真切地回应父辈的下岗浪潮。正如《仙症》中在刻画的“我”大姑父王战团这一底层人物形象时，写其退役之后无所事事，由于小说第一人称叙述者“我”的父母作为工人阶级，在下岗浪潮的波及下接连失业后又纷纷转业，也正因如此我才有机会与大姑父接触，并揭开大姑父及其荒诞的一生。除此之外，小说集中的《蒙地卡罗食人记》《他心通》等作品，郑执不仅开始以子一代的视角观照着父辈的命运，更多的是关注到那些除了面临突如其来的经济体制改革而遭遇下岗的工人之外，与父辈生于同时代的大姑父王战团、老姨夫魏军等人，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沦为了东北社会上最边缘化的人物，因此作为子一代，郑执想通过不断对这些边缘人物的书写来找到救赎的希望。
二、小说中底层人物命运的瞬间呈现
人物形象的丰富性、充实性可以通过人物命运的瞬间呈现快速表现出来。在小说中，人物性格的曲折表现正是结构小说的根基，也是对时代印记的隐讳表达。而具体到郑执的小说中，通过对子一代青春成长的叙述，实现对底层社会边缘人物的观照，也是个体自我救赎的曲折表达。当一些具有多方面立体化的人物呈现在小说中时，这些历史化的“新人”形象便被赋予了新的精神内涵。同所有的人一样，《生吞》中的五个子一代同样面临着少年青春成长的话题；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在这段青春成长的岁月里，他们也在被迫面临着复杂人性的伤害与善良人性的拷问。可以说，青春与成长是相互伴随、无法分割的，青春意味着成长，成长不可避免地遭遇心理的磨难或精神的创伤。创伤不能修复，磨难不能消除，于青春生命而言，就会引发悲剧。d这也迫使这群正处在青春成长阶段的少年，经历着复杂人性的艰难抉择，而在《仙症》中，作者以平行的时间线索结构小说，同样是以子一代的视角关照着大姑父王战团的命运，在淡化工人阶级下岗问题上，更为观照彼时社会中的众生百态。小说叙述王战团因在部队中不站队，既不归顺于船长也不归顺于政委，却因在梦里说了船长和政委坏话的梦话而遭到批斗，从而导致了大姑父的第一次犯病，人物的悲剧命运瞬间呈现。
在《生吞》中，作者塑造了五个后工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子一代，从客观方面来说他们经历着市场经济的变迁，经历着父辈的下岗。他们的童年生活经历着工业区从繁荣走向衰败，他们是经历者，同时也是见证者和旁观者。但是就其主观经验来说，他们也在不断成长中遭受着青春的残酷，也在试图寻找生存之光。小说中的黄姝和秦理，一个是世间所有美好的凝聚和化身，另一个是智力超群的天才少年，却双双经历着残酷青春的生吞活剥。还有胡开智和李扬等同学，无意中成为人性恶的代表。王頔和冯雪娇，一个是普普通通的下岗工人子女，另一个是出身于警察世家的子女，他们在见证着他者的残酷青春之后，是否也成为制造残酷青春事件的合谋者呢？小说中还有冯国金、小邓、刘平等作为十年前和十年后鬼楼案件的调查者，充当着这一时期正义者的角色，即便等待十年之久也要将真相大白于社会，是这群青年成长路上的正义之师。那么，小说中的殷鹏、老拐、秦天、汪海涛等人则是当时在下岗工业时代中普遍存在的、社会上的危险所在，他们不顾一切地追逐个体利益，同时也在不断破坏着美好事物，直至被绳之以法，暗喻这群青年完成对残酷青春的突围。
在小说中，最能体现底层社会青春沦落的人物形象是花样少女黄姝与天才少年秦理。黄姝父母离婚，母亲有政治问题，因而她长期与舅舅汪海涛生活在一起，正是舅舅汪海涛亲手将黄姝推向深渊。汪海涛与家具公司老總殷鹏有过接触，殷鹏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成功的商人和公司的老板，但暗地里却进行着不为人知的交易。不仅觊觎未婚女性，而且得知黄姝是汪海涛的侄女后，便想尽办法接近黄姝，最终将其骗到自己的寓所中进行虐待，并囚禁一周之久。殷鹏在一步一步地逼迫黄姝后，更加让我们难以接受的是殷鹏的司机在送黄姝回家时，也对她实施迫害，最终导致了花季少女的无奈凋零。如果说殷鹏和司机老拐的行为让我们对社会问题进行反思，那么舅舅则会引发我们对人性的复杂拷问。殷鹏有家庭，有妻子，有事业，本可以有一个更为广阔的未来。但是，他没有坚守自己的立场，反而相信东北大仙所说的，把养蛇作为蟒仙儿和做生意之前要见红的邪语。汪海涛更是不顾及与黄姝的亲情关系，过分地追逐自身利益，放弃了对亲情价值观念的思考。在下岗浪潮的波及下，社会上的不同个体都在不约而同地引发精神上的扭曲，让人不寒而栗。
因此，郑执的《生吞》是新东北作家群的创作中，为数不多的从子一代的残酷青春着笔，撕裂青春成长的美好，生吞活剥着成长于世纪之交的子一代，引发人们无尽思考。而在作品中，真正寄予希望突围青春、实现救赎的是天才少年秦理。彼时的秦理作为一个少年天才，本应以学校作为平台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但由于家庭的背景一再被同学们欺负，使其在同龄人之中成为一个特殊的存在，但秦理以无声作为反抗。此时的秦理，在听闻黄姝的遭遇后，可以不顾一切地运用自己的天才智力，为殷鹏代养蛇，在殷鹏以同样的方式杀害曾艳时，选择以同样的方式为黄姝报仇，也为子一代苦难的青春成长岁月里注入了些许温暖。
在小说中，作者还塑造了“我”大姑父王战团的形象，他虽然不属于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下岗浪潮中的一分子，但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恰恰让读者更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经济体制转型与下岗浪潮对社会底层人物的影响。小说一开篇是叙述者“我”第二次看到大姑夫的场景，这一场景的设计颇具有魔幻现实主义的色彩，大姑父王战团正在指挥刺猬过马路，这也奠定了王战团作为底层人物的“疯人”形象。但是事实上，在叙述者“我”眼里王战团是很有思想的人。作为“疯人”形象，王战团第一次发病是因为在当兵时不站队，既不归顺于船长也不归顺于政委，但是由于工作能力比较强，因而船长和政委都拿他没办法，但是由于夜里做梦说了船长和政委的坏话而被处分，导致发病；第二次发病是因为退役后进入工厂在焊接战斗机翼时，火星呲进眼里，导致二次发病。就是这样，作者用极其平淡的日常生活描写，观照着受到另类待遇的王战团，甚至父母不让“我”与大姑父接触。但是，王战团的两次发病与家人的疏离还不能够让人物的悲剧命运达到顶峰。正如小说的篇名“仙症”所谕指的那样，东北的民风民俗中常有“胡黄白柳灰”五仙的说法，因此最终导致王战团疯病的是三天三夜的禁闭与初恋的自杀。家人们请来了赵老师给王战团看病，请的就是白仙（刺猬）。与其说王战团的“病”是疯人现象的体现，莫不如说是一个正常人在东北地域落后的乡民风俗折磨下所导致的癔症。小说的叙述者“我”是唯一一个愿意与大姑父王战团沟通交流的人，在孩子的眼中，大姑父是一个十分正常且有思想的人，无论是修理电视的天线，还是与邻居下棋的智慧，甚至是王战团在当兵时所写的诗，几乎都包含着大海意象，而这一意象又是广阔与自由的象征，从大姑父给子女取名为海洋、海鸥又可以进一步印证王战团作为一个底层社会中受折磨、被压迫的角色其实是正常人。王战团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一辈子就是顺杆儿往上爬，爬到顶那天，你就是尖儿了。我卡在节骨眼儿了，全是灰。”e直到大哥王海洋死去时，小说的叙述者“我”才明白，王战团所谓的向上爬爬到顶就是死，因为作为一个底层社会的边缘人、游荡者只有死才能够获得解脱，才能够不被家庭和社会带给他的冷漠与折磨所吞没。与《生吞》中塑造的悲剧人物黄姝不同的是，王战团作为下岗浪潮波及下的底层社会人物同样遭受着生活的折磨，家庭的压抑，但是拯救者是他自己。从郑执后期的小说创作中可以看出，面对父辈下岗浪潮的巨大波动，小说中设计的拯救者角色已从他人拯救转为自我救赎，这也是彼时郑执作为子一代的自我超脱。
三、非常态化的小说情节建构
小说情节的结构方式与陌生化情节的建构特点是小说能够引人入胜，激发读者阅读兴趣的关键法宝。出生于世纪之交的这批东北籍的“80后”作家，以自身经验作为重工业时代成长起来的子一代的言说对象，以悬疑叙述小说情节作为小说张力的建构法宝，以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重工业转型的各方面表现作为统摄小说的大历史背景。通过非常态化的小说叙述风格让读者在阅读的过程中眼前一亮，并使读者能够置身于小说所建构的情节当中去，与工人阶级和普通的社会底层人物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这也是这批青年作家流行于当代文坛的意义与价值。不仅作为历史事件的合法叙事者拼接、剪辑故事，而且也为当下处于迷茫期的子一代提供救赎的希望，也为更多的读者或伤痕个体撩开那段艰难岁月的历史浮萍。因此，他们的叙述在一定程度上属于叙事学意义上的忧患叙事者。有学者曾指出：“忧患的叙述者内心深处积淀着历史的记忆。生活本不该这样，今天才是合理的现实成为记忆的参照。忧患的叙述者以一种人道主义的哀悯审视自己的故事。爱、善心、同情心在黑暗的年代里是人性闪光的灯火，是受苦受难者的福音。忧患的叙述者在反思历史，反思实际是时代精神寻求超越的特征。”f由此看来，对于小说的研究与分析来说，小说的情节建构与环境设置是不可被忽视的重要线索。
在小说《生吞》之中，作者所设计的悬疑情节就是人们对“33号鬼楼”的想象。当下岗浪潮席卷工人阶级群体以后，虽然出现了很多社会的边缘人和游荡者正游离于人鬼殊途的灰色地带，就像郑执《生吞》中所描述的那样：“到了半夜，‘鬼到处乱跑，大喊大叫，還有过失足坠楼摔死的，更邪了。33号楼终于符合外人的想象，鬼楼的帽子算扣实了。在这种地方住上十年，自己是人是鬼都分不清了。”g而包括花季少女黄姝在内的部分女性就是在“33号鬼楼”中被抛尸杀害的，不禁让读者脊背发凉。但社会上还是存在着正义的守护者冯国金。相隔十年，相同的鬼楼案件让冯国金有了寻找真相的正义与勇气。小说通过冯国金对鬼楼案件的调查，一步一步地找到案件的关联者，在这一过程之中，他不仅作为维护社会正义的警察身份为黄姝伸张正义；同时也是作为父亲的角色，为黄姝的遭遇感到痛彻心扉，因为自己的女儿是黄姝的同学，换言之，也同样面对着不知何时会发生的危险；同时作为同事，他更是小邓、施圆、刘平等人的领导，在哀痛惋惜小邓的离去之余强化了对正义的坚守。在彼时的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重工业渐趋衰败，下岗浪潮在顷刻间席卷了工人阶级本应该富足的生活，很多工厂不堪重负经济效益迅速下降，工厂接连倒闭，最终被废弃了。很多工人在遭遇下岗之后妻离子散，居无定所，游荡在这些废弃的工厂和写字楼之中，正如学者王德威曾指出的“这些人物浮游于社会底层，从任何的角度说，他们是畸零人、失败者、犯罪者、重症病人，或根本就是无赖”h。而这些废弃的建筑们作为无声的客体，在为工业的繁荣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之后，悄无声息地退场，并在工业转型过后也被迫改变了自身的工业使命，昔日辉煌的工厂如今也变成了带给人们无尽恐惧的“鬼楼”。
小说《仙症》中，作者设计了王战团指挥“刺猬”过马路和小说的叙述者“我”与大姑父王战团吃“刺猬肉”的魔幻现实主义情节。那么，刺猬在郑执的小说创作中究竟代表着怎样的意图呢？一方面，小说中的“刺猬”意象具有回应小说篇名的效果。当然作者这种小说设计意图带有一定的复杂性，并且暗喻着一定的小说情感取向与价值观念。刺猬作为白仙家一直以来是东北地区传统封建文化的代表之一，很多东北人信奉着这一传统观念。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东北民俗中萨满文化留给后代人的信仰。萨满在族群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承担着特殊的使命，萨满文化是浸透在东北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存在，甚至说是一种巫文化也不为过，即使时代发展到今天仍是一种民间存在。写东北的故事不可能没有萨满一节，作为一种特殊精神力量的存在，萨满对文学的介入更可以给作品赋予精神上的魅力，多了一些庄严，多了一些诗性和灵性，多了一些敬畏和神秘。i因此，“刺猬”也成为结构《仙症》的重要桥梁与纽带。另一方面，“刺猬”也正是大姑父王战团作为“疯人形象”与家中其他“正常人形象”之间勾连的纽带，也是家中正常人开始对王战团进行身体和心理折磨的中间媒介。小说中的叙述者“我”认为大姑父是一个正常且有思想的人，不过当大姑父在服兵役期间因“疯病”发作几次后，家里人为其找来了赵老师。在小说叙事者“我”的眼中，赵老师给王战团看病不叫看病，叫看事儿。赵老师让大姑请白仙家并供奉，说来奇怪，大姑父的疯病也一天一天的见好，但腿上不知为何却又生出疥疮来。听说刺猬肉能够治愈疥疮，在一次郊游的过程中，王战团身手敏捷地抓到已不知是“刺猬”还是鸡的动物，并烤着吃掉。也正如此，大姑父王战团作为社会上的底层边缘人，也作为家庭中可有可无的一分子，开始经历着身体与心灵上合情合理的双重折磨。
四、结语
本文以东北籍“80后”作家郑执近期的小说创作作为探究对象，通过文本细读的分析方法，揭开了底层社会青春的沦落与救赎。之所以选择“新东北作家群”成员之一的郑执来展开写作，是因其近期的小说创作无论是中长篇小说 《生吞》，还是小说集《仙症》都较之其他成员不同，作者是以子一代的青春成长作为执笔对象，将笔端触及底层社会边缘人物坎坷心酸的生命历程，完成了子一代的青春成长与自我救赎。在20世纪90年代东北地区经济体制转向与下岗浪潮的波及下，作为经历历史事件的子一代来说，更多的是想在当下社会为父辈做合法的阐释，从而构建出当下人对于彼时经济体制转型与东北下岗浪潮历史的想象，这也是其小说创作的意义与价值。
ae郑执：《仙症》，北京日报出版社2020年版，第10页，第10页。
b 马双：《当代东北文学创作流变》，《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15年第12期，第16—17页。
c 刘建军，杨丽茹：《论文学符号的本质与功能性结构关系》，《东北师大学报》2001年第5期，第97—106页。
d 张元珂：《反类型的青春写作——双雪涛中短篇小说论》，《创作与评论》2014年第17期，第19页。
f 刘绍信：《当代小说叙述者的五种形态》，《文艺评论》2005年第6期，第33—38页。
g郑执：《生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7年版， 第35页。
h 王德威：《艳粉街启示录——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文艺争鸣》2019年第7期，第37页。
i 李秀儿，刘庆：《大地的复魅——与刘庆对谈小说 〈唇典〉与萨满文化》，《当代作家评论》2020年第6期，第202—206页。
作 者： 邹纯慧，海南师范大学文学院2019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康慧 E-mail： kanghuixx@sin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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