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黄雀记》 柳生 悲剧命运 自我救赎
《黄雀记》讲述的是我国20世纪80年代小人物的成长故事，自改革开放以来，启蒙主义热情逐渐消退，作家已经不再沉迷于宏大的历史叙事，但这并不意味着苏童放弃了对于历史的关注和反思。故事的发生地是作家擅长描写的香椿树街，苏童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的一部分写作行动，可以说是一场持续的‘造街行动。造的当然是香椿树街。……我借《黄雀记》探索香椿树街的魂灵。”创作灵感和素材来源于作家童年听闻的一场青少年强奸案，小说围绕一场“强奸案”展开了保润、柳生、仙女三人的情感纠葛描述，正如小说题目所拟，这是一场“螳螂捕蝉，黄雀在后”的命运游戏，体现了作家苏童对于历史的介入和对于人性的思考。作家对于柳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具有典型性，年少时犯下的罪行使柳生逐渐变成一个谦卑世故的人，对于保润的恐惧愧疚之感和对于仙女的困惑迷茫之情压抑着柳生年轻的生命力，年少冲动的阴霾、时代牢笼的囚禁、精神困境的束缚构成柳生充满悲剧色彩的一生。
一、年少冲动的阴霾
《黄雀记》由“保润的春天”“柳生的秋天”和“白小姐的夏天”上中下三部分组成，对于在三章故事中充当关键人物的柳生形象的塑造，可谓注入了作家特殊的情感。三人之间命运纠缠的起点“强奸案”也是因柳生一时恶念所起，这是一个贯穿于小说情节始末的人物形象，并以此为文本叙述圆心牵连出一系列重要人物。柳生悲剧命运的起因始于年少冲动后的一场罪行，年幼的仙女因私吞保润八十块钱而被保润用绳子捆绑在水塔中，随后而至的柳生因为青春期的性冲动对十五岁的仙女实行了强奸的罪行，这一切恶果的最终买单者却是毫不知情的保润，柳生因为父母对仙女和警局的贿赂最终得以脱罪。
逃离牢狱之灾使柳生免去肉体的囚禁却由此戴上罪恶的枷锁。“从常理来看，青春期的放纵固然是出于生命本能的一种激情或幻想，处在这种情态下的人或许可以侥幸获得恰似高潮的短暂欢愉，但人的内心却有种不可理喻，为图一时之快，造成伤人损己的恶果。可以想见，因‘水塔事件的发生而遭遇人生重创的，除了保润，还有柳生。毋庸置疑。‘水塔事件同样改变了柳生的人生轨迹”。柳生虽免去一场牢狱之灾，但当年所犯下的罪行是既定事实，他逐渐隐藏起年少轻狂的尖锐锋芒，戴上只属于他的人格面具。柳生对于保润的恐惧感和内疚感深藏心底，他主动照顾生活在井亭医院的保润爷爷，用自己认为正确的行为弥补内心深处对于保润代替自己遭受牢狱之苦的愧疚之情，柳生的行为是一场对于保润的心理补偿和自我原罪的救赎。“苏童始终坚持着直面现实的姿态，以他自己的方式直面生活的丑恶和人性的黑暗，揭示其原罪的深重与人挣扎的痛苦”。柳生这一人物身上注入着作家对于人性恶与善的思考，对于保润爷爷的照顾是柳生恶的因子中善的部分表现，此种叙写是故事情节的需要也是时代主题的需要。张爱玲《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也有此种自我补偿心理，只不过她的表现更为极端，破坏儿女婚姻，败坏女儿名誉，主动提出帮儿子纳妾等一系列举动是自身恶与恶的对抗较量，此种补偿心理是扭曲丑恶因子的释放。
柳生年少冲动阴霾下的另一层恐惧来源于仙女。少年时期的柳生长相俊美，深受女孩子的喜爱，这其中也包括仙女。这个从小生活在井亭医院与精神病人为伴长大的花季少女的内心深处也有着对于柳生的一丝爱慕之情，她兔笼中粉色塑料标牌上的“我爱你”三个字是情窦初开的女孩对喜爱之人的悄悄思念，但她简单纯粹的喜欢却被柳生亲手碾碎毁灭，傍晚时刻在水塔中的遭遇留给仙女的是无尽的羞耻和伤害。仙女明艳漂亮，性格乖张，身上有一种与全世界为敌的孤傲感，符合柳生对于性欲对象的一切幻想。柳生对于仙女是一种男性原始野性的征服欲作祟，是弗洛伊德人格心理结构中“本我”的释放，是无意识的、无计划的、近乎本能的一种行为，他在荷尔蒙的驱使下在仙女身上实现了自己“力比多”的飞跃，但实际上却是一种极其虚无的释放行为。“水塔事件”后，仙女仅存的最后一丝良知被柳生的母亲邵兰英用物质所收买，十五岁的她戴着邵兰英祖传的翡翠镯子离开香椿树街去外地谋生，连同柳生的罪行一同消失在井亭医院。
二、时代牢笼的囚禁
改革开放以来，消费主义作为新的意识形态产生并存在，经济热潮在全国范围内的席卷使得文学的发展道路也随之改变，作家热衷于以改革开放为背景进行文学创作的现象层出不穷。如贾平凹的小说《浮躁》以农村青年金狗与小水之间的感情经历为故事主线，描写了改革开放时期所暴露出来的社会现实问题和社会浮躁表面下人的空虚。《黄雀记》中的香椿树街处于时代变迁和社会转型的更迭期，就连一辈子都奉行“小心一点儿”为金科玉律的祖父都曾多次感叹“祖国的面貌日新月异啊！”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所带来的是人的内心世界的空虚迷惘，个体的存在价值不断被削弱。
富裕的家庭条件是柳生逃脱罪行的“保护罩”也是囚禁他身心的“牢笼”。柳生的父母是香椿樹街肉铺的小刀手，柳家人利用资本的力量栽赃陷害保润来换取柳生的“无罪”，运用舆论的力量来扭转柳家在香椿树街的声誉。社会环境和家庭氛围造成柳生略显畸形的价值观，金钱至上是他的人生信条，无尽享乐是他的至高理想。在家人的支持下柳生购买了一辆面包车决定下海经商，对于保润爷爷这样一个住在井亭医院的病人他都试图用物质收买爷爷的信任以换取自己良心的安宁，柳生沉醉于青春世界的温床，自始至终他都是一个丢了“魂”的人。面对井亭医院张师傅充满性暗示的手势时他脆弱的心理防线瞬间坍塌，他感受到自己的卑微并产生自怜心理。十年前，仙女是蝉，保润是螳螂，柳生是黄雀，但自从“水塔事件”后，三人都变成了蝉，在时代这只“黄雀”的捕捉中偷度余生。财富庞大如郑老板，紧随经济社会发展准则，发家致富，但随之而来的却是自己患上妄想症，荣华富贵无福消受，最终住进井亭医院接受治疗，内心世界的富足才是一个人不会被时代囚禁的法门。
“离去—归来”后的仙女（白蓁）带给柳生的是外界社会的新气息和其脆弱心理防线的致命一击。“仙女作为一个外来者侵入香椿树街的模式，在深层结构上，极类似于以《封神演义》为代表的‘女妖祸乱人间的情节模式”。此种人物形象的设置体现了作家在无意识中对于传统文学因子的承继与发扬。妖女受人贿赂离去，而今为追求财富满足重回香椿树街的举动充满讽刺意味，也正是此举将故事的叙述视角重新拉回香椿树街，保润、柳生、仙女三人时隔数年的命运纠缠得以重构。在井亭医院乔院长的办公室柳生与仙女时隔多年再次重逢，仙女以“女妖祸乱人间”的人物定位在柳生身上得以证明，仙女的一句谎言就使柳生冒着违法乱纪的风险打听购买手枪的途径，帮助仙女讨债却将一匹白马牵回家等一系列愚蠢的行为举止都在牵制着柳生的悲剧命运。“强奸犯”与“受害者”的标签是柳生与仙女相处时的最大阻碍，仙女以时髦的多面女郎形象回归带给柳生的是外界社会的诱惑，两个在物质世界被金钱、权力蒙蔽双眼的人在时代洪流面前最终只能走向灭亡。
三、精神困境的束缚
柳生在香椿树街的生活状态存在身份认同的困境。对于身份认同，“其基本含义，是指个人与特定社会文化的认同。这个词总爱追问：我（现代人）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保润的入狱和仙女的离去是柳生缺乏身份认同感的开端，即使母亲邵兰英凭借圆滑的社交技能扭转柳家的名誉也不能完全掩盖柳生精神层面的束缚。柳生见到出狱后的保润的第一反应是下意识地逃跑，时隔多年二人再次相逢连握手时柳生都在发抖，柳生对于保润小心翼翼地讨好暴露出他潜意识里对于保润的恐惧感，与数年前二人的相处模式形成鲜明的对比，柳生虽然得到了人身的自由却失去了灵魂的自由。仙女的再次离去并未使得柳生获取心灵的解脱，保润的如期释放再次为柳生的困境带来一层阴霾。即使他紧跟潮流发家致富也不能换取社会身份的认同，“强奸犯”的标签是不可改变的客观事实。出狱后的保润成为香椿树街的“外乡人”，如同卡夫卡《变形记》中由人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一样，爷爷对于自己身份的否认，母亲的拒认，父亲的离世，他拼尽全力探寻香椿树街与自己之间仅存的一丝关系，但最终却是希望的幻灭，保润和柳生都存在身份缺失的现象。作家曾经试图用宗教的方式化解柳生身份认同层面的困境，“这座水塔里至少应该有三炷香的，他的，她的，还有保润的”。在重新修缮好的水塔内，柳生将自己多年的忏悔向菩萨诉说却未能得到真正的解脱。用宗教的方式化解人物内心的困惑是一种全新的尝试，也从侧面体现了柳生虚张声势下的脆弱和空虚。
再次归来的仙女将自己与保润、柳生之间的命运纠缠上升至生与死的层面。作为先锋作家的苏童，“死亡”这一主题在其作品中较为常见。苏童认为：“死亡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一种摆脱，所以在我的小说中，死亡要么是兴高采烈的事，要么就是非常突兀，带有喜剧性因素。死亡在我的小说里不是可怕的事。”当个人的身心层面的枷锁束缚太久而无解脱之法时，唯有死亡才是正法，从根本意义上否决个人的存在价值是人物形象深刻化的有效途径。柳生的死亡，保润的再次入狱，仙女的轻生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赎罪无望后的自我妥协，“宿命论”的结尾在三人身上得以印证。再次归来的仙女已经有孕在身，妊娠反应严重她已无法再以卖唱为生，最终她回到香椿树街，仙女、柳生、保润三个人的命运再次捆绑在一起。在于柳生的朝夕相处过程中，仙女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她对柳生的情愫再次被催发，但是柳生对于仙女只有情欲，而无爱意，他主动为怀孕的仙女打抱不平的行为自始至终都是一场关于自我的救赎，他在用自己认为正确的方式安慰补偿当年被绳子绑在水塔中只有十五岁的花季少女。保润对于柳生的报仇之路被仙女的无心之言彻底点燃，酒醉后的保润在柳生结婚当日捅了柳生三刀，柳生辉煌灿烂又羞愧阴暗的一生葬送在保润手中。作为三个人中唯一逝去的人，柳生的离世像一把锋利的剑，割断了命运捆绑在他们之间无形的“法制结”，他自己也卸下沉重的道德枷锁，走向自我救赎之路的终点。柳生的死使保润完成了复仇却也重返監狱，使仙女得到心灵的慰藉却失去了在香椿树街唯一的依靠，只剩祖父和怒婴成为这世间的永恒。
《黄雀记》中柳生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体现了作家苏童对于经济时代人的空虚与救赎的反思，也体现出作家在文学风格转型时期的新思考，正如孟繁华所言：“我们在强调文学性的同时，作家当然有义务对并未成为过去的历史和现实表达出他们的立场和情感。”苏童从现实社会出发，以平视的视角对于浮躁社会表象下的道德准则、人性问题、欲望追求的揭示体现了作家自身的使命感和担当意识。《黄雀记》的开放性结尾留给读者无限想象空间，“救赎”的内核并未随着柳生的死亡而被消解，仙女的再次出走成为下一场自我救赎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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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者： 王皓乐 宝鸡文理学院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编 辑： 赵红玉 E-mail： zhaohongyu6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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